明朝时期的宁锦大捷最大的功臣是谁?与厂卫调动有何关系

  宁锦之战发生于1627年,是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明辽东巡抚袁崇焕等率军击退后金大汗皇太极围攻锦州、宁远的作战。每当一提起这个,那么小编就不得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了

  关于宁锦之战的功劳问题,目前的确有争议,根据《明史》记载来看,这份功劳毫无疑问是袁崇焕的;但是根据《明熹宗实录》来看,这份功劳却几乎跟袁崇焕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属于另外一个我们不怎么了解的人,那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的刘应坤,其时任总督镇守辽东监军,且袁崇焕已经处于被架空的状态,这想必才是天启皇帝归功于“厂卫调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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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启帝恢复监军制度,刘应坤等太监深受重用

  按照《明熹宗实录》的说法,宁远之战后,明熹宗原本对袁崇焕是抱有很大期望的,这也是提升其为辽东巡抚的原因。不过,在发现永乐、宣德年间朝廷曾有设立镇守、分守太监的先例后,为了监督和遏制军队将领中的各种腐败现象,天启帝还是不顾袁崇焕等人的反对,恢复了监军制度。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明熹宗在辽东设立镇守山海关等处太监一员,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担任,设左右镇守太监两员,由乾清宫管事提督忠勇营御马监太监陶文和纪用担任,另设分守中军太监三员,由乾清宫打卯牌子忠勇营中军御马监太监孙茂霖、武俊、王蒞(li)朝担任,而天启帝所说的“厂臣”便是指这些监军太监。

  至于天启帝对袁崇焕失望,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与后金议和导致蒙古部落离心,与后金议和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夹在明、金之间的蒙古各部对明廷越来越寒心和失望,不再与明廷同仇敌忾,且最终导致东部蒙古各部开始向后金靠拢。二是在后金进攻朝鲜之际无动于衷,当时后金主力已经进入朝鲜,袁崇焕却执意不去进攻已经空虚的沈阳,而且也不对朝鲜进行救援,更是拒绝策应东江镇,最终导致朝鲜对后金臣服,而东江镇在失去了朝鲜提供的屯田土地、军械粮饷之后,则已经处在了崩溃边缘。

  明熹宗对袁崇焕的这些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在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当袁崇焕将蓟辽督师王之臣从辽东排挤走之后,明熹宗在辽东军政事务上不但没有更加倚重袁崇焕,反而对刘应坤信任有加。

  宁锦之战前,袁崇焕已经被架空

  天启七年(1627年)四月,就在宁锦之战即将开打之际,刘应坤立即向天启帝汇报了自己的战略部署:以杜文焕驻宁远,尤世禄驻锦州,侯世禄驻前屯,左辅加总兵衔驻大凌,满桂则依旧驻守山海关。明熹宗予以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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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由于前线总兵太多,为了确保军队统辖,《明熹宗实录》明确记载,“满桂炤旧驻关门,节制四镇及燕建四路,仍赐剑以重事权,从刘应坤请也”。也就是说刘应坤请求加大满桂权利,而天启帝也予以了同意,如此一来前线各路人马包括袁崇焕的嫡系部队都必须服从满桂指挥,袁崇焕至此已经被架空。

  不过,到了《明史》之中,满桂的“节制四镇及燕建四路”却变成了“兼统关外四路及燕河、建昌诸军”,明朝军制“四路为一协,三协为一镇”,不仅满桂的权利被大幅度降低,而对于刘应坤的举荐更是只字不提。如此一来,满桂和刘应坤在宁锦之战中的作用被大大降低,而袁崇焕则反而被凸显了出来。

  五月十一日,对于刘应坤提出的最新军事部署,明熹宗“俱如内镇臣议”。前线的左辅、尤世禄加官一级,并赐赦书鼓励;满桂移驻前屯,孙祖寿移驻山海关,黑云龙移驻一片石,阎鸣泰移镇关门。兵力分布则为关内四万,关外八万,内外呼应,脉络相联。同时令锦州兵马不得退并宁远,要坚壁清野,相机堵剿。

  从《明熹宗实录》的记载来看,整个宁锦之战期间,刘应坤与天启帝之间的联系极为频繁,钱粮、人事和军事部署等事务几乎均由刘应坤所掌握,而袁崇焕在这期间除了上报战况之外,却很少参与直接谋划和指挥。

  战后,明熹宗对相关人员嘉奖时,对刘应坤是“着加恩三等,荫弟侄一人与做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给与应得诰命,赏银六十两、彩缎四表里”,仅次于魏忠贤。而袁崇焕却仅仅获得“加衔一级,赏银三十两、大红纻丝二表里”。

  综上所述,说宁锦大捷是“厂臣调度以建奇功”或许有所夸张,但根据《明熹宗实录》的记载来看,也并非没有道理。

  当然,《明熹宗实录》和《明史》所载多有出入,大家认为哪个更为可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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