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各地纷纷起义，为什么朝廷不招安他们呢？
明朝以前，招安可以说历代皆有，尤其是两宋。不过，两宋虽然招安次数频繁，但其时社会矛盾仍以民族矛盾为主，因此无论是就招安的规模还是影响来讲，均不能与此后的明朝相提并论。
明自正德时起，奸佞当道，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尤以刘六、刘七等人举事影响为最大，他们先是同意负责镇压的马中锡采取的招抚策略，后又叛归山林，最终在王守仁的主抚之策下，才最终使叛乱得以平定。
明代农民起义至崇祯朝达到高潮，《明史》称其时“群盗满山，四方鼎沸”，“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这些举事的义军首领，不少直接受到了《水浒传》招安思想的影响。张献忠始初起义，明确表示图的就是“异日招安”。
但是由于对朝廷招安诚意的疑虑，加之从《水浒传》悲剧结局中吸取的教训，明末各路义军虽表面声言效仿宋江之招安与忠义，实际仅将其作为斗争的策略罢了，那种死心塌地且毫无条件地接受招安少之又少。而当时明廷“委政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这就使得明末招安问题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更为突出，当然影响也更大。
崇祯三年(1630年)义军初起时，负责剿抚的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即主抚，但招安效果差强人意，杨鹤最终也因所抚义军的再度叛变，以主抚误国罪下狱论死。实际上此次招安来自上意，杨鹤只不过是这一策略的执行者罢了。崇祯四年(1631)，朱由检在询问山西按察使杜乔林流寇事时，便已表示“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因此，在该年批给杨鹤的招降奏章中，即明确指示他“相机招安、允协朕意”。此次招安失利，使崇祯帝有所悔悟，负责核奏此案的吴甡，事后说：“先剿而后抚，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古帝王讨贼定案。今渠魁借招安为名，给札予官，反杀胁从，戮良民，以克功级，天下之祸有决裂不忍言者。前此塘报多蒙蔽，上始知言抚者误，谕督抚镇道等官如按臣言，歼渠散党，毋再蹈覆辙”。
明末农民起义自杨鹤主抚而始盛，然而继之“专办流贼”的陈奇瑜，似乎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初剿成功，陈奇瑜即以为“湖广贼尽，鼓行而西，谓贼不足平也”。官军四集，义军非常惧怕，遂“悉遁入兴安之车厢峡，诸渠魁李自成、张献忠等咸在焉。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难出。贼误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击，或投以炬火，山口累石塞，路绝，无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尽脱，马乏刍，死者过半。当是时，官军蹙之，可尽歼”。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歼敌机会，然奇瑜无大计，又本主抚，在左右将帅的怂恿下，遽许李自成、张献忠的伪请降，“先后籍三万六千余人，悉劳遣归农。每百人以安抚官一护之，檄所过州县具糗粮传送，诸将无邀挠抚事。诸贼未大创，降非实也。既出栈道，遂不受约束，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攻掠诸州县，关中大震”。若从此后义军发展的情况来讲，此次李自成与张献忠的侥幸逃脱，恐怕是最令明廷士大夫扼腕痛惜的。
清初史家査继佐称:“贼始于杨，亦烈于杨。前则恇怯图苟安养寇是也，后则增饷敛怨，因而长乱。养寇在一方，长乱满中原矣……鹤与嗣昌生不凡，是奇误也。夫既误，虽奇亦庸。庸而误，误小;以奇而误于庸，误大”。杨鹤与杨嗣昌父子前后主掌明末剿抚大局，竟皆主抚，一养寇患成，一令大局崩坏不可收拾，确实是“以奇而误于庸，误大”。杨嗣昌本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征剿之初，颇见功效，京军屡捷，义军颇惧。然援引倚任熊文灿，文灿实无才，居官福建、两广时，以招降海寇叙功升迁，曾因招抚刘香损官折将，崇祯责其“贼渠受抚，自当听其输诚，安得登舟降体?督臣节制何在?”
受聘杨嗣昌后，熊文灿仍效故技，以招抚为主，杨嗣昌心虽非之，既已任之，亦不得不在崇祯帝前曲为之解。“文灿下令，杀贼者偿死。贼不肯从，则赍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贼’”。张献忠等人穷蹙之下，纷纷请降，文灿遂上言:“臣兵威震慴，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贼，惟革、左及马光玉三部尚稽天诛，可岁月平也”。但张献忠等人并非真降，不过借此请饷、请官、请地、请关防而已，文灿悉与之。杨嗣昌当初建议崇祯皇帝加饷，“本藉以剿贼，文灿悉以资抚”。“献忠列军状曰请备遣。既而三檄其兵不应，朝野知献忠必叛也。其后，汝才降，不肯释甲。及进忠、万庆等并降，文灿以为得策，谓天下且无贼也。五月，献忠遂反于谷城，劫汝才于房县，于是九营俱反。初，均州五营惧见讨，自疑，相与歃血拒献忠，无何亦叛去。”熊文灿虽在崇祯的震怒之下，坐大辟弃市，但明朝因此败局已定，无可挽回。
杨嗣昌、熊文灿主抚失败后，明廷山河日下，很快覆亡。在此种情势下，人们对明末招安误抚的反思，已不单单停留在经验总结的层面上，更多的是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叹与痛惜。其实明末的招安失败，重要的是明末的招安不仅贯穿始终，且具左右整个战局的力量。更有甚者，明廷当政者虽前后皆主招安，但事先并无周密计划，亦不详察真伪，具体实施更是形同儿戏，不但未能借此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很多情况下反为义军所利用，成为其发展壮大的有利条件。因此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明末的招安误抚堪称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