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宗室管理制度，为什么是历代封建王朝中政策最差的一种？
在明朝，各种思维奇葩的制度，此起彼伏。这些制度往往深刻的影响了国家的财政、军事和地方管理事物，交织在一起，成为可怕的无底洞。其中，又以针对皇室宗亲的管理政策，最具破坏力。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还直接削弱了王朝实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明朝的宗室管理制度，是历代封建王朝中政策最差的一种。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明朝的宗室管理制度，实际上有着浓郁的蒙古遗风。以元朝继承人自居的朱元璋，不仅要对外继承过去蒙古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对内也搞了一套蒙古人分封几大汗国的封建模式。
所以，从明太祖立国不久开始，明朝政府对宗室的待遇就非常优渥。其根本目的就是维护了朱家的封建统治和皇权专制本身。
军事上，藩王们都配备有数目不少的护卫，基本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私家军班底。尤其是位于边境的几个藩王，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除了自己的直属部队外，周遭地区的卫所力量，也都可以供其调遣。据统计，明初的藩王能够节制的总兵力在40万以上!
政治上，藩王子孙们不仅可以世袭，而且地位崇高。他们甚至还能干预地方上的所有行政事务，范围绝不仅限于自己的王府领地。只要藩王觉得有必要，一样可以过问领地周围的地方事务，权力远高于一般人想象中的封建领主。
在经济方面，宗藩的优渥待遇主要表现在岁禄和赐田这两项，而且还能获得一些由国家发放的供应开支。亲王每年的禄米，可有1万石。除此之外的赐田数量，也并不少，常常在一百顷以上。这就等于让藩王们拥有了非常固定的2笔收入。
如果说当年的蒙古人，只是在欧亚大陆上建立了4-5个汗国。那么朱元璋的藩王们，则是在地域更小的东亚大陆上，建立了一系列更小更杂的新汗国。
宗藩们在军事、行政、政治上的权力，在朱元璋死后逐渐被朝廷所剥夺。在思维层面逐渐汉化的继任者努力下，建文朝开始削藩政策。这个进程被靖难之役所短暂打断，终究还是被之后的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等皇帝所延续。
建文帝的削藩，首先表现在削去藩王的军事权和行政权。规定亲王不得节制地方文武官员，禁止他们干预地方事务，并找借口处分、逮捕部分亲王。同时对身处北平的燕王进行监视。当时有人告发湘王朱柏意图谋反，后者就被吓得自焚而死。但很快燕王就掀起了靖难之役，并成功击败了建文帝，荣登皇位。
刚刚即位后的朱棣，表面上恢复了一些宗藩的各种特权，但很快就翻了脸，开始了建文帝未完成的削藩政策。朱棣首先拒绝了部分藩王不合理的请求，比如宁王朱权希望封在杭州的请求。接着收缴藩王的一些护卫，只保留了一些象征性的小部队。最后，大封靖难功臣，通过勋臣来监视部分藩王行迹。对违法的藩王，朱棣也予以较为严厉的打击，以儆效尤。通过这些举措，明朝朝廷基本上消除了明初藩王对皇权的威胁性。
明宣宗时期，朝廷多次鼓励边军将官征调藩王护卫，继续削弱藩王的军事权力。这一做法永在之前的乐朝也曾出现过，但明宣宗则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总得说来，明宣宗通过恩威并施的办法，几乎是完全收缴了藩王们的所辖护卫。
此外削藩政策还包括禁止二王相见、禁止宗室与勋贵联姻、禁止宗室出仕、禁止宗室来京朝觐奏事、禁止藩王私自出城以及废止藩王其它一些特权等。从宣德年间起，宗室们身上的禁锢越来越多，开始逐渐被包养起来。此后几任皇帝又继续出台了一些藩禁政策。
尽管明廷一直采取削藩政策，但看在亲亲之谊的面上，仍然保留了宗室们不少优待政策，且常常给予田庄一类的丰厚赏赐。
对宗室们来说，由于种种限制，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整天游手好闲却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治安问题。毕竟他们属于皇室宗亲，在社会等级上就高人一等。同时优渥的经济待遇，使得他们吸民膏髓，严重损耗了国家财力。可以说，明成祖与明宣宗等人的削藩政策，虽然消除了宗室藩王对皇权的威胁，但同时也保留了明帝国中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其目的是通过主动赡养宗室的方式，消灭了宗室的威胁，换取了宗室的顺从。
比如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地区，在万历六年时有潞王(卫辉府)、福王(河南府)、周王(开封府)、赵王(彰德)府、唐王(南阳府)、伊王(河南府)、郑王(怀庆府)、崇王(汝宁府)和徽王(钧州府)等九位宗室藩王。这些大宝贝们的庄田，约占河南田地的非常之一还多，约是全国的百分之一。这些粗略的统计，还仅仅是九个亲王的庄田，不包括其他较小的宗室。虽然可能还没达到总数的一半，但已经非常触目惊心了。
有学者根据《明实录》中田土赏赐记载不完全统计，湖广地区藩王田土数目约占万历六年湖广田土总额的二非常之一。湖广二十个藩王之中，除了几个无子国除的藩王外，其余像楚、辽、岷这几个大藩王的庄田数量虽然不详，但也不会少到哪里去。
在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情况也不乐观。根据四川巡抚孔贞一的说法，成都府附近的土地七成属于王府庄田，二成属于军屯，民田仅占一成而已。天启年间《新修成都府志》中也感慨：天潢派衍，腴田膏土，尽是王庄，
贫民或为彼佃户，以偿租佣。此亦天府中之最可悯者!
明神宗的第五子瑞王朱常浩，就藩陕西汉中，朝廷赏赐与他30000顷土地。但在汉中才搜刮到41顷五十二亩土地，以及西安1500顷，距离30000顷的目标还差得太多。陕西能力仅限于此，根本无力承担剩下的土地。
针对明末严重悬殊的贫富差距，卢象升说：贫者日益贫 ，富者日益富 ，大约贫民之髓富民实吸之。
明朝宗室不但坐拥如此多的庄田，而且还要朝廷出资赡养，简直不可理喻。这些明朝宗室也非常善于利于政策漏洞，将繁殖后代作为自己唯一的人生目标。在中期的嘉靖、万历年间，宗室人口呈现出了爆发性增长的趋势。
嘉靖八年，栽入统计的宗室人口在8200左右。仅仅到了万历三十三年，宗室人口已繁殖到了157000。按照这种速度推算，宗室人口的禄米总数，在全国田赋总收入中已出现了逆差。到天启四年,
逆差将超出143.338%。
由于宗室人口的上涨，每省的岁支禄米上涨幅度也非常大。仅仅是在嘉靖三十二年，天下岁供京师禄米是400万石，却需要承担各处禄米总计853万石!万历初年的全国财政支出约是1854万两，其中用于宗藩禄粮的就有552万两左右，占比29.76%!
这什么概念呢?万历三十五年，刑科左给事中曹于汴的奏疏中透露了万历三大征的军费情况：宁夏之役费饷金200万，东倭之役780余万，播州之役亦费300余万。也就是说，这些宗藩禄米如果都用作军费，可以让明朝再打一次宁夏之役、一次播州之役。万历四十八年为辽东战事加派田赋520万两，宗藩禄米也相当于这一年的辽饷份额。如果没有庞大的宗室寄生虫，何至于辽东战事无钱可用?
尽管天启初年的户部尚书汪应蛟，反对向农民征税，鼓励征收商税。但无论是农税还是商税，和这宗室禄米相比，仍然是剥削自老百姓的腰包，并非好事。宗室藩王自己都不出力，有什么资格要求老百姓出钱出力?毕竟这天下是他朱家的天下，又不是老百姓的天下。
这种入不敷出的财政情况，不但引起了朝廷财政危机，同时也引发了宗室子弟本身的生活困难。在嘉靖年间，不少地方已经无力支出宗室禄米了，甚至出现了宗室困苦饥寒，无门控诉的情况。其中不少人选择了铤而走险的作法，开始走上犯罪道路。因此史书中宗室冲击地方衙门，殴辱地方官，伪造官印的事屡见不鲜。甚至还有人合谋伪造官印，冒支禄粮。
这些宗室子弟面对晚明如火如荼的农民军起义是什么表现呢?一开始，绝大多数都选择了逃跑，跑不了的才束手就擒。至于敢出来抵抗的，也只有极少数人。
湖广地区的藩王，如吉王、荣王、岷王、桂王、襄王、惠王等，面对农民军袭来，均是望风而逃。陕西西安失陷后，震动汉中。当时地方官军直接抢掠民舍，随后波及王府。瑞王府帑金八十余万，悉为其所掠。瑞王仅与一妃逃出，奔至保宁。保宁闭关不纳，只得暂住舟中，驻泊河上。口中念诵着阿弥陀佛希冀能够保全性命。
崇祯帝起初面对宗室外逃之风尚属宽容，但很快转变了态度，开始严厉处置外逃宗藩，要求地方官护送外逃宗藩回原籍就藩。另一方面，从建文帝开始就严禁宗藩掌兵。所以当唐王私自募兵勤王后，甚至被废为了庶人，关在凤阳监狱。
面对乱世，宗室们只能左右为难。一不能掌兵，二不能私自出境，只得成为笼中困兽。坐以待毙也就罢了，甚至还一毛不拔，完全不愿出资犒劳守城将士。
相传秦王朱存枢，在农民军大兵压境情况下，拒绝了官军恳请他出资给将士们购置棉衣的提议。官军愤怒之下，选择了开门投降。洛阳福王也是个爱财如命家伙，不肯出一金来守城。结果洛阳城破后，这位福王成为了著名的福禄宴。成都蜀王、武昌楚王也无不如此，宁可钱财堆积如山，也绝不捐金助饷。结果在张献忠攻占武昌后，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各地被农民军俘虏的宗室子弟数量极多，绝大部分人的下场都是被杀。
但也有坚决不吝惜钱财，选择抵抗的个例存在，比如开封周王朱恭枵。在农民军三次围攻开封期间，都积极出钱资军。这位藩王在今人看来，也只是稍有常识，但在当时的宗室群体里，已经鹤立鸡群了。
甲申北变之后，很多藩王与宗室播迁。有的人还得到了居民拥戴，形成了松散的队伍。这些宗室们便便意得志满起来。不知其身为旦夕之人,亦只图身享旦夕之乐。
综上所述，明朝养宗室可谓是国营养猪的典范。但这么说，可能也是侮辱了全国各地的养猪场。
但为什么这种奇葩制度就是更改不了呢?其实明廷也相应的对宗藩政策做出了一些调整。比如说明后期开放宗室科举，允许宗室子弟入仕。但终明朝一代，成功考上进士的宗室人员极为稀少。针对宗室人口的增长，朝廷早在弘治年间则出台了规定，以限制宗室妻妾数量。此外，还不断强化宗学制度，加强对宗室子弟的教育。所谓宗学，就是专门给未弱冠的宗室子弟开设的学校。
只是这些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宗藩问题。不是出台的太晚，就是本事不够完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抵制。比如说开放宗室出仕制度是，就有朝中的一些文官们所抵制，并成了党争的优良素材。
所以到了真想改的时候，已经是积重难返。即使是下猛药，这些为数众多的宗室子弟，也会成为挑战明朝的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