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灭亡是否起始于嘉靖帝？与万历帝和崇祯帝又有多大关系呢？

　　说到明朝的嘉靖帝、万历帝与崇祯帝，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为什么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嘉靖皇帝驾崩于1567年1月23日，距离崇祯帝自杀的1644年有77年，到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的1662年有95年，要注意的是从嘉靖皇帝去世到明朝灭亡，这里面的时间跨度很长，经历三个比较重要的君主，分别是万历皇帝、天启皇帝、崇祯皇帝，这如此长度的时间和三位皇帝的更迭中，把亡国之罪归咎于嘉靖皇帝是不正确的。

　　如果要按照“明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的推论，那明朝的灭亡可以追究到明太祖朱元璋，这也是很多学者推崇的意见，因为朱元璋开创了一个“小农帝国”，他所建立的明朝制度也是“维护小农帝国”，这“注定”了明朝的灭亡。

　　说直白点这是一个事后诸葛亮式的结论，因为任何王朝都会到达终结的时候，就算是日本皇室，也在源氏幕府时期失去了权力，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我们可以检讨出很多原因，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就是明朝存在了276年，一个王朝能够延续200多年必然具有其成功性，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再回头来看，“明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证明的结论。

　　从我阅读历史的经验来看，探究一个王朝的灭亡始终是一个大命题，一个王朝的灭亡也是种种因素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最后形成了整个王朝的崩塌，把一个帝国的灭亡归咎于其中一个皇帝的个人执政能力不能切合实际，皇帝对于帝国虽然有重大的影响，他可以为帝国的灭亡负责，但他始终不能成为帝国灭亡的根本因素，正如我非常推崇的马克思的观点，历史现象的产生有着其必然性。

　　谈论一个朝代的灭亡，知乎常见回复就是古时候中国王朝的土地兼并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观点：

　　开国之初，人口锐减，这导致大量的土地得以分配，随后人口增长，权贵争夺土地，土地兼并严重，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流民，最后在天灾和人祸双重引导下爆发农民起义，新的王朝建立。

　　可是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宋朝，因为从中国历史来看，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王朝应该是宋朝。

　　南宋时期的士人王明清在自己的《挥尘后录》里记载过：

　　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

　　由此可见在大宋王朝的优待地主豪强的情形，此外《宋史朱勔传》记载朱勔被抄家时，被抄没的土地多达三十万亩：

　　籍其赀财，田至三十万亩

　　从这位宋徽宗的宠臣兼并的土地也可以窥探大宋王朝的统治下土地兼并的严重，而且宋朝的文臣武将则是占据大量的良田以此扩充自己的家族财富，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宋代对于文臣武将赠与大量财富，以此获取支持。这些权贵在民间争夺大量的农田以填补自己的财富，以至于宋徽宗自己都感慨到：

　　士大夫与民争利，多占膏腴之地

　　比较奇怪的是宋朝的土地兼并如此厉害，虽然也导致农民起义频发，但是宋朝却没有亡于农民起义，而是被外敌金朝和元朝所消灭，就不得不令人深思：土地兼并是否会成为一个王朝灭亡的主要因素?

　　倘若以土地因素作为王朝灭亡的根源，那么明朝因为土地问题而导致的大规模起义可以追溯到明宪宗时期的荆襄流民大起义。荆襄指代的是荆州和襄阳二府，同时也包含陕西，四川，湖广，河南的交界处，面积广大。

　　荆襄地区在汉唐时期曾经人烟鼎盛，但是到了两宋时代由于宋金大战，再加上此后元朝和南宋进行的大规模战争，此地变得人口稀少，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和陈友谅争夺南方的统治权，荆襄地区作为陈友谅的根据地，为了防止陈友谅的余党叛乱，明太祖将此地故意荒废，所以在明朝初年，荆襄地区成为地广人稀的待开发地。

　　明朝统治在明太祖之后日益稳固，但是管理百姓的户籍制度却失灵，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流民开始涌向荆襄地区，在此地开荒种地，流民属于失去户籍的百姓，如此一来免不了和官府发生冲突，官吏日益欺压流民，到了明宪宗时期演变为荆襄流民大起义。

　　明宪宗在平定荆襄流民大起义之后，设置了府县来管理荆襄地区，至此之后明朝的荆襄地区一直稳定得持续到明朝末年。到了清朝嘉庆年间，荆襄地区再次因为流民聚集和官府压迫爆发起义，也就是著名的清朝中叶白莲教大起义，这场起义使得清朝统治发生了重大危机。

　　如果依照土地兼并的观点，那么明宪宗成为明朝灭亡可以追究的第一任皇帝，如此一想，是不是非常荒唐。从宏观角度谈历史当然很容易，因为大部分人不会去翻读历史文献，总结到底一句话最后就是土地问题，如此简单的结论自然会使得大部分非常信奉。

　　但是我并不是给嘉靖皇帝开脱，我们也不能否认嘉靖皇帝带给明朝朝政的一些恶劣的影响，这些朝政的恶劣影响将会影响此后77年明朝的历史，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官僚的党争。

　　其实嘉靖崇尚道教中的方士寻仙一派，这在中国历史上不并不少见，皇帝的个人爱好可以影响朝政，但是不会对于朝政造成致命性伤害，而嘉靖皇帝主持的“大礼议”事件却为此后官员党争拉开了序幕，“大礼议”事件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嘉靖皇帝来到北京开始，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七月兴献王朱祐杬得到睿宗皇帝的名号结束。在此之后明朝的官吏开始形成对立两派的雏形。

　　嘉靖皇帝为什么要发动大礼议事件呢?很多人看到只是嘉靖为自己的父亲争夺地位，实际上这是嘉靖皇帝的统治手段。嘉靖皇帝出生于外藩亲王一脉，他能够继承帝位本来就属于幸运，作为外藩王子进入北京，嘉靖并没有一批能够为自己效劳的亲信官僚，这成为嘉靖皇帝统治明帝国的一个难题，如何确立自己的地位的稳固性呢?

　　第一是确立自己地位的合法性。为父亲兴献王确立地位，就是为自己确立地位，为父亲兴献王夺取皇帝之位，就是为自己继承皇帝之位确立合法性，如此在礼仪上嘉靖皇帝才是真正的皇帝，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政治合法性为何如此重要，因为统治者要在道德层面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一个没有没有政治道德的政权始终无法形成气候。

　　第二个因素则是嘉庆皇帝的“御下之术”。“大礼议”事件之后朝臣分裂为两派，势不两立的局面正是嘉靖皇帝期望看到的，一方面他可以以此来控制朝政，把权力紧紧握在自己手里，另一方不断挑拨朝臣的之间的矛盾以此分化朝臣的力量。

　　我们可以看到“大礼议”结束之后，明朝的内阁和朝臣依旧持续不断，最有名就是徐阶和严嵩的内阁对垒，实际上内阁大战背后的操纵者正是嘉靖皇帝本人，而在此之后党同伐异成为明朝政治斗争的一个主旋律。

　　党争作为嘉靖皇帝的遗产，在万历年间的张居正身上看到的最为明显，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他的政敌对于张居正的种种抹黑和道德攻击，批斗张居正贪污和玩弄美女等等所谓阴暗行径，进而逢迎万历皇帝前去围堵张居正的府邸，逼杀张居正的儿子，流放张氏子弟。党争把政治完成了生死大战，如此一来官僚之间的斗争只会歇斯底里。

　　此后的政治斗争愈加残酷，到了天启皇帝时期，魏忠贤终于搞出了明朝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党争，这使得明朝的内斗非常激烈，内斗使得明朝的精力消耗严重，这也是清朝总结明朝灭亡的一大教训，而这一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嘉靖皇帝头上。

　　但是嘉靖皇帝依旧为明朝做出一定的贡献，那就是确立了明朝内阁的权力。从明英宗时期的王振开始到明武宗时期的刘瑾结束，宦官一直在政治舞台上兴风作浪，从个人基本的素养而言，宦官的个人品质在整体上还是低于受过儒家文化洗礼的士人，宦官专权使得朝政的败坏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嘉靖皇帝鉴于刘瑾的专权，开始严厉管理宦官，并且将朝政大权移交到了内阁手中，明朝的政治开始向内阁转移，这对于修复明朝的政治管理还是有一定作用，最明显就是隆庆万历年间政治改革，以及北方蒙古和南方倭寇问题的解决。此后的隆庆与万历年间一直是内阁主持朝政，这使得明朝政府内部一些有志于改革明朝现状的官吏出现，最后形成了张居正的改革，对于国家而言，嘉靖皇帝这一行为肯定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历史往小看，是非常复杂的，嘉靖皇帝并不是英才之主，当然也没有昏庸无道，在他的时代里，他把帝国稳定了下来，做了一个肆意妄为的守成之主，但是要他为77年后的北京城被李自成攻下负责，这无疑很为难嘉靖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