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户籍制度是如何建立的?有着怎么样的影响？

　　明朝的户籍制度是如何建立的?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建立户籍制度的国家，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对人口户籍方面的管理。当然，最早的户籍制度和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密不可分。因此，古时候劳动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往往对户籍制度采取对抗、隐瞒的态度。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连年的战乱导致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力严重不足。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补充兵源，朱元璋先后推行“户贴制度”和“黄册制度”，建立了明朝独特的户籍制度，对明朝乃至以后，有重大而深远的社会意义。本文从“户贴”和“黄册”谈起，浅谈明朝户籍制度的发展。

　　一、古时候户籍制度和赋役的关系

　　户籍制度起源较早，和赋役制度息息相关。早在商朝时期，在大规模的战争筹备之前，国家会向老百姓征兵，当时被称为“登人”。《甲骨金文字典》曰：

　　丁酉，贞勿登人四千。

　　“登人”，即登记人口的意思。在征兵之前，需要统计全国的人丁户口数目，以便于计算出实际能征得士兵的数量，这是户籍制度最早的雏形。在此后的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户籍制度几乎都为赋役制度所服务。例如《周礼·地官·司徒》记载：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这里的“安扰邦国”，实际上还是和国防、赋税联系在一起。

　　古时候户籍也有分类，例如，从战国时期，百姓的户籍档案上就开始有“士农工商”的区分。“士”为四民之首，指士大夫阶层，“士”在古时候享受独特的政治权利，甚至不需要承担纳税义务的。“农”是广大从事农耕工作的农民，是古时候社会的基础支撑。而“工”和“商”被称为末业，地位较低，在政治上有诸多限制，他们所承担的赋税标准也不同。

　　除了“士农工商”四民之分外，古时候户籍制度和兵役制度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出现
“军民异籍”的规定。在战国时期，贵族拥有优先服兵役的“特权”，因为这是他们家族晋升爵位的捷径。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需要补充大量的兵源，所以开始全面征兵。到了东汉时期，为了方便管理，开始区分“军户”和“民户”，军户终身为兵，而且他的子子孙孙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不能改业，甚至婚嫁也必须在“军户”层级内进行。在秦汉时期，军户的地位高于民户，但到了明朝时期，军户的地位较为低贱，有些劳苦人民为了脱离军籍，不得不逃离故土，成为流民。

　　清朝时期，户籍分为旗籍和民籍，其中，旗籍按民族分为满、蒙、汉三种，实际上“旗籍”是“军籍”的另一种说法。不过，和明朝不同的是，清朝的旗籍地位较高，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利。

　　不管按照社会身份，还是按照军民职业来区分的古时候户籍制度，都说明了，古时候户籍制度和赋役制度息息相关。同时，这也是古时候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的体现。

　　二、明朝户籍制度的建立

　　1.历史沿革

　　封建社会，农耕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想限制百姓的流动，因为只有把百姓固定在他所属的土地上，才能让他们更好地从事农业生产，这样才能让国家的赋税收入有保证。所以，历代帝王，都希望把全国的百姓都网络在户籍册上，这样才能限制其流动。

　　特别是在秦国商鞅变法之后，进一步完善户籍管理制度，《商君书》云：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册，生者著，死者削。

　　可见，户籍制度在当时已经日趋完善。到了秦始皇时期对百姓，特别是男子的登基非常全面，包括年龄、籍贯、家庭背景，甚至包括指纹上是“斗”还是“箕”都有记载，并且严令各级官员严格登记，如果有虚报、漏报的情况，严惩不贷。

　　汉朝时期，袭承了秦朝的户籍制度，并且建立了《户律》，把户籍制度列入法律，这是一大发展。到了唐朝，户籍在档案管理方面进步很大，不仅每户居民都有其特定的编号，而且，登基户籍也有了固定的格式(相当于现在的固定表格)，方便了管理和统计。

　　可以看出，户籍制度在明朝之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那明朝的户籍制度，是在什么背景下建立的呢?

　　2.明朝户籍制度的建立背景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长期的战乱造成社会经济凋敝，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朱元璋建立明朝时，面临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若想稳定政权，首先要做的是克服社会危机，发展生产力，以恢复农业生产和恢复经济。《明太祖实录》云：

　　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

　　因为户籍制度和国家的农业大计、财政收入、人口兵役等直接相关，因此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就立即提出建立明朝的户籍制度——户贴制度。把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向老百姓明确。

　　人口和土地是农耕社会的根本，朱元璋的户贴制度从这两方面着手。在人口方面，朱元璋一方面鼓励生育，另一方面让居无定所的流民安居下来。在土地方面，朱元璋一方面鼓励开垦耕地，另一方面防止土地兼并。在朱元璋的持续推动下，明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明史·食货志》记载：

　　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康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明初经济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扶苏，户贴制度解决了人口大面积迁徙、徭役分摊不均等问题。下面来具体说收户贴制度。

　　3.户帖制度

　　《明史》云：

　　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蔗之天，祭毕西藏之。

　　所谓“户贴”，在宋朝时已有雏形，但当时并不成熟。在明朝最初由宁国知府陈灌完善并施行。大致的意思是：户部以“户”为单位，给每户农民发一种“户贴”，户贴上详细记载了这户人家的田产数量以及所应承担的赋税役额度。户贴制度虽然明确了每户百姓所承担的义务，但也是一种“不动产证书”，对百姓财产是一种保护，所以推行起来阻力并不是很大。

　　底层百姓有了户贴之后，不仅能够踏实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不再轻易迁徙。而且可以按照户贴上的税赋役额度来明确纳税，避免了官员中饱私囊，或纳税不均等问题。户贴制度是一种革新，特别是明朝初年人口、土地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下，户帖制度对稳定生产发挥着重要意义。

　　4.黄册制度

　　户贴制度从洪武三年全面推行，到洪武十四年，“洪武之治”已经显现，百姓安居，此时朱元璋开始推行
“黄册制度”。“黄册”制度相比于户帖制度，有了近一步的完善。

　　《明史·食货志》载：

　　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

　　所谓“黄册”制度，需要配合“里甲制度”来推行，即朱元璋你把明朝百姓分为军、民、匠三类，并且每110户为一个“里”，每个“里”设有10个甲，把每个“里”的住户按照籍贯、姓名、人口、田宅、地亩等逐一登记，送给户部，每十年更新一次。因为送到户部时要用黄色的纸包裹，因此被称为黄册。

　　在黄册制度的规定下，每个“里”中的人口，所承担的赋税是均等的，极大的避免了赋税集中问题。同事，若某一户家庭出现问题，同“里”的其他家庭需要共同承担这一户的赋税任务，这样就保证了朝廷的赋税收入。

　　黄册制度也就是明朝执行最长的户籍制度，也是朝廷赋税役的依据，也被称为明朝经济方面的基本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在黄册制度之前，历朝历代的户籍制度，都是“从上而下”的，也就是说，由朝廷户部、省、州县由上而下进行统计。而黄册制度正好相反，各户填写真实的户籍信息，然后上交给甲长，甲长再上交给里长，最后送交到各州县，再到省、户部，这时候一个由下而上的过程。而且，这是个不间断的过程，地方上每年都要统计，而户部每十年进行一次大面积更新，这种户籍制度，比历朝历代都要详细，通过黄册制度，朝廷可以非常精确的掌握全国人丁和土地的情况。

　　由“户贴”到“黄册”制度，是明朝在社会探索中明显的进步，但也有其局限性。下面来谈谈明朝户籍制度的局限性。

　　三、明朝户籍制度的局限性

　　1.明朝户籍制度的地域性限制

　　在农耕社会，户籍和赋役是密不可分的，国家要想稳定地从社会底层获取赋役，就要千方百计把人丁控制在地域范围内，并且限制人口流动。因此，历朝历代对“流民”治理都非常严厉，甚至将“流民”作为罪犯。明朝对百姓的地域限制非常严格，《明太祖实录》有云：

　　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

　　可以看出，不仅农民不准轻易离开自己的土地，连医者、卦士也不允许远游。尤其是在黄册制度执行以后，以110户为一里，里内十甲轮流服役，这就相当于把人口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不能轻易离开。因为一旦离开，就会连累其他人。

　　这种户籍的地域性限制一方面加深了中国人传统的“安土重迁”思想，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整个社会的交流和发展，影响明朝的社会活力。

　　2.明朝户籍制度的等级差异

　　不管是“户贴”还是“黄册”，都体现出户籍制度的等级差异。在明朝，同为大明臣民，但户籍身份有明显的等级之分，可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是宗室等级。宗室户籍包括皇室和宗藩人口，他们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宗室户籍不仅不需要承担国家赋、税、役，而且还有很多司法方面的特权。他们如果犯罪，当地官府不允许直接缉拿。

　　第二是官绅等级，官绅户籍仅次于宗室户籍，他们不需要承担部分赋税役。《大明会典》卷20记载：

　　功臣之家，户有田土，除合纳粮草夫役，其余尽免。

　　可见，官绅回家，在明朝所需承担的赋税是微乎其微的，而真正的赋税重担，都需要庶民百姓来承担。

　　第三是庶民等级，俗称“人户”或“民籍”，庶民户籍占有大多数的土地，包括底层的小地主，自耕的农民和佃户。他们需要承担朝廷派发的各种赋税和徭役。若是风调雨顺，尚可度日。若遇到灾荒年景，朝廷若无税赋减免，轻则破产，重则家破人亡。

　　第四是贱民等级，即“贱籍”或“奴户”。在封建社会，奴婢、奴仆生活在社会的最最底层，其法律地位比农民还要低，他们的生活和政治权利遭到极大的限制。《大明律》规定，禁止庶民家庭养奴婢，也就是说，奴婢都是宗室户籍和官绅户籍家庭才有。当然，奴户除了我们熟知的奴婢、奴仆之外，还包括罪奴，即当朝廷官员被抄家问斩之后，他的妻子儿女被判为罪奴，或流放，或变卖。贱籍还包括社会地下，受人歧视的人群，例如惰民、乐籍、官妓等。贱籍户口没有权利参加科举，更没有权利享受朝廷的各种优待，一入贱籍，世代都是贱籍。

　　3.明朝户籍制度的世袭原则

　　明朝的户籍制度，除了地域限制、等级差异外，还有其世袭性。在“黄册”中，子随父籍。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被定性为某种户籍，必须世代相传，不能轻易更改。《大明律》规定：

　　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版籍者，罪同。

　　也就是说，如果故意说错自己的户籍，要受到惩罚。如果有官员私自更改户籍，也要受到严惩。当然，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可以向户部申请更改户籍。例如，如果平民子弟通过科举入仕，可以申请改为官绅户籍。如果和皇族联姻，也可以申请更改户籍。

　　综上所述，明朝的户籍制度虽然比前朝相对完善，但仍然存在地域、登基、继承等各方面的局限性。

　　四、明朝户籍制度的社会意义

　　第一，明朝户籍制度对稳定明朝初年的社会环境有积极意义。

　　明朝开国之初，人烟萧条，土地荒芜。据《立斋闲录》介绍：

　　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

　　这句话很形象的说明了河南、山东等地的真实情况。田地无人中耕，人们大多流离失所。朱元璋及时制定了户籍制度，让流民有田可耕，让土地有人所种，很快的恢复了社会生产力。因此，明朝户籍制度对稳定明朝初年的社会环境有积极意义。

　　第二，明朝的户籍制度，对全国人口的合理分布，有一定积极意义。

　　元朝末年，长江流域和两淮地区战乱程度较大，这直接导致了这一带百姓背井离乡，大面积逃离故土。扬州在宋朝时期是繁华之地，元朝末年的扬州，受战乱影响，
“十里无一人”。朱元璋利用户籍制度，统计和分析人口，强制人口迁徙，将人口和土地均匀地分布，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三，明朝的详细户籍制度，是全国的赋税役的基本依据。

　　明朝从“户贴”到“黄册”，建立了比以往更加详细的户籍制度。对人口的性别、年龄、登基、籍贯、丁口都有多维度的数据，因此，明朝的赋税和徭役的分拨，相对比较严谨。明朝的这种详细户籍制度，是全国赋税役的基本依据。同时，对后世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四，明朝户籍制度所衍生的“里甲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里甲制度在明朝底层社会中意义重大，在统计人口，执行上层赋税任务、督促生产方面，维护乡里安全等方面有其积极意义。但形式过于僵化，也限制了社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