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官员到底有多少 官员为什么越做越少
今天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准备了：明朝官员，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在我们看的古装电视剧中，凡是涉及科举考试加官升爵的，总是有很多人竞争和争取，或希望能为朝廷做一份贡献，或为自己的仕途走的更远，还或为了以后无限美好的生活。
对于读书人来说，在古时候谋个一官半职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反过来，对于朝廷来说，也确实需要那么多官职的存在。
比如明朝明太祖期间，监察御史燕忠就总结了当时的设官情况。“在京官千一百八十八员。”“自尚书下至杂职计万四千二百九十一员。”
足以说明明朝官员有多少。
不过你知道吗，即便是这么多人，还有远远不断补充的新晋人才，明朝不论是前中后期，都存在“官缺”的状态。今天我们就把明朝分为三个时期来讲，分别说说每个时期为啥人那么不够用。
明前期官缺
明前期官缺状况
明建立伊始，国家处于建章立制的探索时期，历经战乱的士人多隐居不出，国家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缺员普遍严重。
首先，明前期官缺数量多。中央官以都御史为例，长达三年多时间里，都察院仅有左都御史詹徽掌事一人。地方官员队伍庞大，各类补缺奏请中更是常常出现“多缺”、“缺多”的言辞。
行在吏部言：“各处布政司、按察司官多缺。”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弋谦上言称：“北京直隶及山西、陕西其府、州、县官多缺。”
至于官缺具体的数额，亦有相关史料记载。
宣德四年(1429年)正月，浙江布政司奏：“所属缺府、县及杂职官百一一员。”
其次，明前期官缺频率高。中央六部分理政务，职责重大，却在明前期面临着频繁更迭的官缺问题。
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丞相、权分六部后，各部都存在人员交替过程中的官缺问题。
吏部尚书一职出现过五次官缺现象，其他各部尚书亦出现过少则二三次多则五六次的官缺。监察御史分察各道，人员众多，更易出现官缺问题。
最后，明前期官缺时间长。以中央七卿为例，洪武近十八年时间里，七卿中各类官缺都曾长时间存在，吏部尚书最长缺时竟达到了五年之久。
刚刚提到洪武时期，吏部尚书出现过五次官缺，而这五次官缺总时长有十年之久。永乐至宣德年间，长时间的官缺问题有所缓解，但不容忽视的是，刑部尚书、都御史两类官员缺额仍然长期存在。
七卿作为中央重要官员，尚且存在如此严重的官缺现象，更不用说其他官员。
整体来看，太祖时期，天下普遍缺官严重，但随着王朝的基本稳固，各项制度逐渐建立，建文至宣德年间，官缺问题有着明显的缓解的趋势。官员的整体数量得到很大的增长。
明前期官缺原因明前期的官缺主要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如王朝初立的时代背景、尚未健全的各项制度，但亦不能忽视统治者和官员的个人因素。
首先，特殊的时代背景。明建立伊始，战火初熄，天下初定，百姓流离，百废待兴。千疮百孔的政治体制与松松垮垮的官僚队伍是特殊政局下不可避免的产物。
其次，官僚机构设置不健全，官员数量少。明太祖以草莽之身一统天下，初登大宝，亟需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扩充官员队伍，以维持王朝的运行。
官僚机构的修建和官员队伍的重建是重振朝纲的两项重要政治任务，但也都不能够一蹴而就，需要借鉴前朝经验，结合本朝实际问题不断探索、调整、完善，这就使得官员队伍与官僚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契合度不够，官缺以各种形式存在。
再次，选官制度不完善，官员质量参差不齐。明初为了选取贤才扩充官员队伍，太祖广辟取士途径，征辟和荐举占据主要地位。这样的取士方式虽能网罗一批有才能之士，但也会引发所举非人、滥举的情况。
最后，在统治者的高压统治下，官员获罪、降职的情况多有发生。为巩固政权，太祖注重对官员贪腐的惩罚，并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十一月颁布《大诰》，将贪腐方面的案例进行整理，发行全国，以此告诫百官。
以六部尚书为例，洪武时期，六部尚书出现过二十余次官缺情况，查其具体原因，尚书因罪被诛者五员、连坐者两员、杖死者一员、自杀者一员、不明原因死亡者一员;
降职免职者五员，致仕者两员，总数高达十七员，仅有两次官缺是由于尚书正常的职位调动。
明中期官缺
明中期官缺状况明太祖、成祖经过半个世纪安邦建制的努力，为大明王朝构架了宏伟厚重的政治蓝图;仁宣之治使王朝进一步走向平稳，官僚队伍建设有了良好的开端。
在此基础上，明中期的官僚队伍相对完整，文官群体处于正常的流动范围之中。
这会产生官缺的情况虽时有发生，但就各类官员群体来说，情况各异。中央各部院、地方官主要官员的缺员相对较少，而科道官缺问题则相对严重。
六部堂上官出现官缺的次数较少，官缺时间较短，大多是一两个月，属于正常的职位交接范围，官缺超过半年的情况较为少见。
总体来看，明中期各级各类官缺情况较于前期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主要与王朝稳定、各项制度逐渐完备，选补官员有法可循有关。
从史料呈现的状态来看，英宗时期整体官缺情况最为严重，宪宗、武宗时期次之，景泰帝、孝宗时期相对可观。
各类官职中，科道官的缺员最为严重，其他文官官缺能够较好地控制较少的范围、较短的时间内，对国家机制的正常运行影响不大。
明中期官缺成因明中期官缺的产生多由主观因素导致，从官缺产生的直接原因看，除了正常的官员职务调动、死亡等常规因素，还存在官员获罪下狱、致仕等主观因素。
明中期导致官员下狱、致仕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宦官干政、科道官的特殊职能等因素有关。
宦官干政是明中期官缺产生的主要原因。英宗时期是明代宦官干政的开端。
英宗宠信宦官王振，文武大臣见到王振，竟达到以礼相待甚至跪拜的地步。稍有对其不敬，便会被问罪。
正统八年(1443年)七月，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因不屈从于王振而被问罪，“坐伐文庙，树枷于监门”。
国子监祭酒乃是国家最高教育机构的首长，却能被王振随意加罪，可见其权势已经大到可以随意加害高官的地步。
再如正统六年(1441年)，户部尚书刘忠敷十月、十一月先后两次下狱，造成户部官缺。而查其下狱原因，也同样与王振有直接的关系。
据史料记载，时瓦剌使臣朝贡，随行马驼于大同放牧，英宗向户部询问存留的马驼与应支草料数，尚书刘中敷等没能立即应对上。如此小事，王振便“言于上，执中敷等下狱”。
同时下狱的还有户部右侍郎吴玺、陈瑺，直接造成一个部门三名三品以上大僚的缺员。
王振肆奸擅政、杀害忠良，使得中外屏息不敢发声，部分官员自发乞求致仕，而有些官缺也正是由此导致。
科道官职能的特殊性亦是造成官缺的一大因素。科道官具有风闻言事、纠察百官的职能。其对官员的弹劾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官员的罢黜获罪，导致官缺的产生。
如正统十一年(1446年)三月，户部尚书王佐、右侍郎储懋、刑部尚书金濂、右侍郎丁铉、马昂、都察院右都御史陈镒、右副都御史丁璇、程富同时下锦衣卫狱。
究其原因，是在审理安乡伯张安与其弟争分食禄的问题时，法司与户部产生了一些误会和推诿。于是“六科十三道劾其慢命之罪，上怒，故有是命”。
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三个衙门群龙无首。
科道官是皇帝制衡大臣的重要群体，虽然其被赋予了弹劾、纠察的权力，但始终不能摆脱皇权的控制。明中期科道官员多缺，一定程度上是皇帝为加强皇权而对科道的有意限制。
明后期官缺
明后期官缺状况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更定六科给事中额数编制，结合《明太祖实录》记载，六科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及给事中的额定数量为五十八员。但至明后期，六科官员数量已经远达不到额定人数。
嘉靖九年(1530年)，兵科都给事中夏言上疏直陈科道官之缺：“今六科在任止二十一员，不及额数之半，吏科缺左给事中一员，给事中四员;户科缺给事中七员，礼科五员，兵科九员，刑科七员，工科四员，共缺三十七员。六科除都左右给事中之外，惟给事中四员而已。”
从上述材料来看几乎是各科皆缺，在六科额定五十八人的情况下，竟然出缺三十七员，在职人数还达不到编制数的一半。
至万历时期，官缺更是严重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万历后期，科道官或是“一人兼三差”，或是“一人孰九篆”，由此观之，实际存在的科道官数量已经不及额定的十二三分之一。
而针对这种严重的官缺情况，统治者多不加理会，任其愈演愈烈。
如嘉靖十六年(1537年)，六科给事中缺，世宗命“员缺不许选补”;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面对大臣奏请补缺科道的提议，神宗答复：“何须喋喋，宜各安心供职，不必陈扰。”对官缺置之不理。
明世宗剧照
再加上明朝后期如果主官员缺，或由上级兼管，或由佐贰官代理。
这些临时兼职的官员要么远在千里，要么能力不济，很难使机构达到正常运行时的状态。由此观之，明后期文官队伍已是千疮百孔。
明后期官缺成因明后期官缺普遍存在，甚至存在长时期的官缺不补现象，这主要是由人为因素导致。
皇帝低迷的执政状态、清除异己的政治行为以及官员群体间的争权夺利，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明后期官缺现象愈演愈烈。
首先，皇帝消极的执政状态是造成官缺的主要原因。
嘉靖、万历在位均逾四十年，属于中国古时候在位时长排行前列的皇帝。除了一些开国之君外，其他朝代处于王朝中后期的皇帝，诸如唐玄宗、南北朝梁武帝、清高宗等都在位四十余年。
这些皇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前期励精图治，创造兴盛局面，后期疲于朝政，忧患丛生。
唐玄宗在位前期，打造开元盛世，唐代经济、文化得到蓬勃发展，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的爆发却打破了其后期的安乐状态;
南朝梁武帝在位初期，致力于整顿朝纲，重视廉政建设，不断纠正、清除宋、齐积弊，统治状况大有改善，而后期消极怠政、沉迷佛法，终致“侯景之乱”;
清高宗即位后，缓和内廷矛盾、平定边疆叛乱、扬威西南，创康乾盛世的高峰，但中年以后逐渐好大喜功、贪图享乐、大兴土木，贪污腐化盛行、吏治开始败坏，地方起义频发。
从历史的长河中看，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多出现在这些皇帝在位之时。可见在位时间久是一把双刃剑，明世宗、神宗也难以逃脱盛极必衰的命运。
就皇帝个人而言，长时间的在位，各个年龄阶段的精力、心理都难免产生变化，各种矛盾爆发的几率也比较大。
世宗即位之初，英明苛察，严以驭官。但由于其继位并非嗣位，心理上难免出现波动，与官员关系逐渐紧张，后期因“壬寅宫变”险些送命，于是开始迷信方士、不理朝政;
神宗冲龄即位，前期由张居正、高拱等重臣辅佐朝纲，难免给神宗造成心理负担，中后期开始沉湎酒色，不问朝纲。
可以说皇帝个人执政状态的变化，是造成明后期官缺愈演愈烈重要原因。
其次，皇帝为巩固皇权，往往排除异己，引发大规模的官缺现象。
嘉靖时期，“大礼议”之争延续数年，以杨廷和为首的资深阁臣、翰林官员与张璁、桂萼等人为主的世宗追随者斗争激烈，大批官员在此过程中罢免、调动。
经过几次清洗，世宗大规模地更新了官僚队伍，但一次次的明争暗斗，确实导致了官缺大量的出现。
再次，政治斗争致使官缺反复。明后期充斥着各类群体间的政治斗争，权力的争夺会出现不同群体的势力消长，致使官僚队伍失去平衡，官缺现象反复出现。
最后，官员辞职是官缺加剧的一大原因。
明后期官员辞职之风盛行，常出现官员多次请求辞职、大批官员同时乞求离去的情况。
如嘉靖时期，通政使司经历李继光奏言：“追崇尊号乃人子至情之，不容已，群臣一时冒拂，陛下悉从重处死者十余人，大臣纷纷去位，小臣苟黜自容。”再如万历三十年(1602年)，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陈荐再次上疏陈情乞求归乡，“诏以各部堂官缺人，岂得纷纷求去，令在任供职”。
大臣纷纷请辞乃是政争中的常见现象，但若是朝堂之上君臣和谐，无权臣压迫、无权力斗争，断然不会出现纷纷离去的情况。
结语
明代官缺问题始终存在，但严重程度并非始终如一。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朝廷上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也有阴险陷阱的万丈深渊。
经过本文的阐述，可以看出明代官缺问题呈现出由严重到缓和再到严重的一个波浪型态势。
但在缺官还是不缺官之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当朝者的态度才起到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