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杞想要树立威信,为什么不对郭子仪已经他的家属们动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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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杞,出身于赫赫有名的范阳卢氏,是个世家子弟,卢杞祖父卢怀慎是开元初期名相,为人谨慎持重,做姚崇副相,二人配合默契,重大事情上,卢怀慎从不发言,以致于落得个“伴食宰相”的绰号。其实就是让姚崇的才干有一个充分施展空间,自己做好善后即可,对比宋明诸相党争以至大乱,这种模式保证了朝廷的正常运转,是相当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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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卢奕为玄宗时期的东都御史中丞知武部选事。安史之乱中,叛军攻打东都洛阳,官吏大多逃散,玄宗派遣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大将,临时在东京招募了一些士兵东出潼关,欲守洛阳,因抵敌不住,退至陕郡。李憕临危不惧,与留台御史中丞卢奕,河南尹达奚询在叛军未到之前,组织、军民加固城郭,安抚士卒,准备坚守抗敌。无奈兵微将寡,城池破陷。河南尹达奚珣投敌叛变,而李憕和卢奕誓死不降。土卒们遇敌四处逃散,只剩下他一人镇定自若地坐在留守府衙。卢奕事先让家人妻小带着官印悄悄去了长安,他自己穿戴整齐,坐在御史台中。安禄山入城后,将李憕、卢奕和采访判官蒋消三人杀害。

  卢杞有口才,但非常丑陋,脸如鬼,呈蓝色。居常衣食寒碜不以为耻,人们不知其矫情,都说他有乃祖卢怀慎遗风。后出任虢州刺史。曾上奏称虢州有官猪三千头,人民负担不起而成患,德宗说:“把它们迁到沙苑去。”

  卢杞说:“沙苑地在同州,同州也是陛下的百姓。臣以为不如宰杀吃掉为好。”皇帝嘉奖道“:身为虢州刺史还考虑到别的州,是宰相之才啊。”于是诏令将猪赐给贫民。皇帝也就有意要委以重任了。不久,召卢杞为御史中丞,凡有论奏,无不合皇帝的心意。过了年升为大夫,不到十天,又提拔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卢杞得志以后,阴险狠毒的一面渐渐表露出来,忌妒有贤德的人,猜疑有才能的人,稍稍冒犯了他,不将人置之死地不罢休。他想树立威势,乃胁迫众人以示自己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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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卢杞为何不对郭子仪及其家属动手呢?在小生看来有三点原因:

  1、时间对不上,卢杞是这一年的二月坐上的宰相之位,而郭子仪在这一年的六月去世,这中间间隔的时间比较短,卢杞刚当上宰相,权力并不稳固,因此他的敌人还只是那些在官场上和他作对的、阻碍他的官员,郭子仪两年前就退休了,明显不属于这一类人。

  2、郭子仪对代宗和德宗的支持,安史之乱中,代宗李豫和德宗李适先后任兵马元帅,郭子仪副之,和两代皇帝配合默契,佐时为广平郡王的李豫收两京河南,佐时为太子李适再复长安驱逐吐蕃平定叛乱。功则归君,过则己责。郭子仪和两代皇帝亦师亦友,感情深厚。同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势衰微,皇帝对重臣大将日渐猜忌,导致如李光弼畏惧不朝,仆固怀恩叛乱,郭子仪的存在,给了那些如履薄冰的勋臣以希望。朝廷对于他们还是倚重和信任的,郭子仪的象征意义,也保证了他和家族不被迫害。有利于唐朝的国势维稳。

  3、郭子仪灵敏的政治嗅觉,使得他在权臣、宠宦、和强藩之间游刃有余,随藏器韬光,隆污一致,对比张九龄和颜真卿的刚直口诤,可谓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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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恶终有报,卢杞的狡诈阴毒,即使国事受挫、国主受辱,他依然恣肆妄为。后来虽遭贬斥,但皇帝仍时刻念叨他。到兴元元年(784年)下赦令,不久升他为吉州长史。卢杞说:“皇上定会再用我。贞元元年(785),诏令任卢杞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该替皇帝起草诏书,不肯写这一诏书,对宰相说“:卢杞违背天理,使皇上流离失所,已万幸赦他不死,如今再把一个大州交给他,大失天下之所望。”宰相不高兴了,就召别的舍人起草,袁高坚持,此诏书不得下发,这时,谏臣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等人共同议论,都说卢杞之罪四海之人都鄙弃,现在再起用他,会使忠臣寒心,良士痛骨,且一定会再启祸端。他们的话极为恳切中肯。皇帝对宰相说“:给卢杞一个小州可以吗?”宰相李勉说“:陛下要给他大州也没什么难的,但怎样平息四方的责难呢?”于是诏令为澧州别驾。

  后来,唐德宗对临危受命回朝辅政的李泌说:“袁高他们议论了卢杞的事,我已同意他们了。”李泌叩头庆贺说:“前些日子,外面议论陛下有如汉朝的桓帝、灵帝,今日才知陛下是尧舜一样的国主啊。”皇帝听了很高兴。卢杞最后死在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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