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初期，是如何确立年号的？有何政治内涵？
辽朝，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朝代，共传九帝，享国二百一十八年。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辽代仿汉创立年号制度，除了表达其正统性外，也意在宣扬统治者的治国理念。辽朝年号的确立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联系，不同皇帝即位时面临着不 同的情形，故而在年号的选择上多倾向于与其治国理念相吻合的词语。
因而从辽代年号的政治内涵看，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有辽一代治乱兴衰的国家发展脉络。年号的制定与颁行皇帝的政治意志密切相连，皇帝通过年号的形式把自己的 政治意志渗透到国家的社会生活中。
一、会同年号的政治内涵
会同年号的政治内涵会同是辽太宗的第一个年号，不仅是其改元的符号，也是民族国家的一种认同，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天显十一年，秋七月“丙申，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其主所讨，遣赵莹因西南路招讨卢不姑求救，上白太后曰：‘李从珂弑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讨。’”九月，太宗遣兵至雁门，进而进攻太原，至此后唐主力尽失。太宗于行在对石敬瑭云：“吾三千里举兵而来，一战而胜，殆天意也。观汝雄伟弘大，宜受兹南土，世为我藩辅。”
天显十三年十一月，“甲子，行再生柴册礼。……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大赦，改元会同。”石敬瑭派遣使者朝贺并且奉上燕云十六州图集。可见，太宗改元会同与助晋灭唐的军事胜利密切相关。太宗援助石敬瑭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国家战略上的军事扩张需要;二是李从珂的皇位“来路不正”。
尽管李从珂的反叛事出有因，但其即位后杀害愍帝的做法，仍引起中原各方实力派的不满。从太宗言“人神共怒，宜行天讨”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此时太宗对皇位继承的正统思想有一定的认识，但缺乏“天下”概念中国观的正确认识。
其灭唐后将中原统治权授予石敬瑭，并要求世为契丹蕃辅，与太祖灭渤海国之后改为东丹国将统治权授予耶律倍的情况一样，可看出太宗还存有一定的“大蕃”意识。《尚书·禹贡》载“雷夏既泽，灉、沮会同”，疏謂“二水会合而同”;《周礼·大宰》又载“大朝觐会同”，郑玄注曰：“助王受此四者，时见曰会，殷见曰同，大会同或于春朝，或于秋觐。”
此外在《仪礼》中也有类似记载，注和疏的对会同的理解为“礼”，或是四时朝觐之礼，或是诸侯大会同朝觐之礼。会同有二水会合之意，但也有诸侯朝觐之礼的含义。从改元会同的时间节点上来看，耶律德光助晋灭唐，将幽云十六州纳入到辽国版图。幽云十六州居住着数量众多、封建经济及文化高度发展的汉族，在“新时期”必须适当地调整统治政策，以适应新的国家发展现状。
故二水会合而同并非简单地指河水会合，而是间接地表达了耶律德光希望蕃汉融合，天下归一的理想追求。早在太祖统一战争中，就有用山水作比喻以表达取天下之意，如“凿金河水，取乌山石，辇致潢河、木叶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岳之意”。
会同取诸侯朝觐之礼的意象，是辽朝对中原文化积极学习与吸收的产物，表明了其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辽朝封建化进程的加深，亦是辽朝奉正朔的一种表达。笔者认为“会同”年号既表现辽太宗意欲成为天下之主，俯视万邦的政治理念，又表现了辽朝在文化上继唐统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但这仍是汉臣根据时局制定年号所取的政治意向而已，太宗本人并未对“天下一统”有别样的理解。会同年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进程以及这时期民族融合趋势的加强。
二、大同年号的政治内涵
大同为太宗即位的第二个年号，有延续会同之政的意思。大同二字出自《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大同蕴含着大道至同、天下混同、四海归一的美好寓意。陈述认为大同年号，为太宗临殁之意见也。
究其改元大同至太宗驾崩前的言论及措施，可略窥太宗改元之意象，盖混一天下，成祖宗未竟之功。太宗破晋之后，不以契丹民族之名为号，而改元“大同”，有“天下为公，四海一家”之意。
大同年号的政治内涵与太宗的军事策略密切相关。大同年号的确立是在太宗灭晋后，进驻汴梁时宣布的，“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至此辽统治疆域进一步扩大至中原腹地。建国号、改元是太宗意在向众人宣布，他是天下共主、辽朝是一个包含多民族的统一王朝。但由于后期中原各地的叛乱不断，太宗不得不撤退并且于回程路中病死栾城。
《契丹国志》载“我在上国，以打围食肉为乐，自入中国，心常不快”。用草原本位政策解释这一系列事件似乎不妥当，只能说此时的太宗仍具有浓厚的“大蕃”思想。与此同时，契丹军队进入开封后，太宗服靴、袍御崇元殿，谓左右言：“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这条材料前半部分表现出太宗对中国文化的惊叹与仰慕，后半部分则表明了德光对做汉家天子似有一种不自信。总而言之，大同年号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碰撞、交流下的产物。
太宗对汉地直接统治的实践，加深了他对中原文化的认识与直接感受，为以后辽朝对汉地的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体现出了太宗意欲实现天下混同的政治野心。
三、天禄年号的政治内涵
世宗即位后的第一个年号为“天禄”，有天赐福禄，帝位永久之意，语出《尚书·大禹谟》，“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大同元年夏四月丁丑，耶律德光死于栾城;戊寅，世宗于镇阳即皇帝位。太宗率军北返的途中死于栾城，世宗在耶律屋质等人的拥立下即皇帝位。
正是由于太宗死亡的突发性，世宗才能够继位，在当时多方政治势力的角逐下，世宗的即位具有强烈的偶然性。前文已有述及，太宗援助石敬瑭讨伐李从珂时，对皇位传承的正统性有一定认识。难道世宗、李胡、耶律璟，对皇位的合法继承顺序没有触动吗?在激烈的皇权斗争中，只要具有证明自己即皇帝位合法性，都有机会参与到这场争斗中。
因此诸皇子搬出了契丹传统的世选制，世宗、李胡、耶律璟都拥有继承皇位的资格，这时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制胜的关键。太后闻世宗即皇帝位后，急遣李胡率兵拒之，于泰德泉败被世宗击败，秋闰七月太后、李胡整兵拒于横渡，相持数日。世宗采用屋质之谋，各罢兵趋上京和谈。最终在耶律屋质筹划下与太后和谈成功，李胡被迫承认世宗即皇帝位事实。
大同元年“丁卯，行柴册礼，群臣上尊号曰天授皇帝。大赦，改大同元年为天禄元年”，世宗对皇位的积极争取及耶律屋质、耶律洼、耶律吼等众将的拥立，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世宗对中原嫡长子继承制的认同。世宗改元“天禄”表达了在激烈的皇权争夺中，自己是承天授命的合法继承人以及对自己所拥有的皇位能够得以永终的美好意愿。世宗虽在位不足五年，但其在政治制度方面却有不少创设，对辽朝政治制度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为辽朝制度建设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如辽朝南北枢密院分掌部族、州县的政治格局，都始于世宗朝。天禄四年春二月，“建政事省”;五年夏五月，“诏州县录事参军、主簿，委政事省铨注”。
以上制度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幽州地方藩镇势力，加强了辽朝对契丹部族和燕云十六州的有效控制，奠定了有辽一代的基本政治框架，也是辽初加强皇权的关键一步。从世宗经略中原开始，契丹民众与汉族人民的交流逐渐深入，大量汉人涌入辽地，加速了民族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进程，一个全新的辽朝文化体系正在形成。
结语
辽朝年号中的政治内涵与当时的国家局势以及皇帝理想抱都有所关联，年号是皇帝施政理念与心理动态的表现，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从年号内涵中能够看出有辽一代社会发展状况，可将其分为前期积极进取，中期求和守成，后期消极颓废三个发展阶段。辽朝年号的使用情况，折射出辽朝帝王对国家正统性认识的变化，太祖至圣宗以前年号仅是作为模仿中原制度的符号，皇帝自身对于年号更深层次“中国观”、“正统性”认识较浅，还存有一定的“大蕃”思维。
辽圣宗开始对辽国自身“正统”有所觉醒;兴宗时期“中国正统”意识进一步加强，道宗以后辽朝“中国正统”思想已深入人心。圣宗以后年号的政治内涵更加丰富，不仅包含着时局变化，还蕴藏着辽人夷夏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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