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时期的名士为什么下场都不怎么样？跟古时候的“选举”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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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纸贵”一词出自《晋书·文苑·左思传》中记载，西晋太康时期著名文学家左思的代表作品《三都赋》曾经在洛阳广受追捧，风靡一时，权贵们争相誊抄，以致洛阳城纸价上涨(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现在用来比喻作品流传广泛、倍受推崇。

　　《三都赋》问世时，左思大概三十岁左右。这篇文章一经问世，就受到很多文坛大家和社会名流的赏识，引发了洛阳纸贵的热潮，也奠定了左思在西晋文坛的地位。他是西晋文人小团体“鲁公二十四友”的核心成员(鲁公指当时的鲁国公贾谧)，也曾担任秘书郎、平原内使、祭酒、宁远将军等职务。

　　后来，因为贾谧陷害太子，牵涉到八王之乱中落马。左思也受此牵连失去官职，退居宜春里，一心著作。后来一位叫张方的将领挟持晋惠帝在洛阳作威作福，左思又举家搬迁到冀州(今河北省)避祸，然而还是没能躲过一劫，最终左思在冀州被杀。

　　文献记载中的左思“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也就是说他其貌不扬，不善交际，性格木讷甚至是孤僻，唯一擅长的就是摆弄文字。这样的人其实并不适合官场，只适合当个文人墨客，或者是一心著书立说的老学究。事实上，左思也确实没有太大的野心，他混迹官场很多年，但并没有显露什么锋芒。不过即便左思如此低调，但却还是难逃客死他乡的悲惨命运。曾经才名满洛阳的人，最后无故落得如此下场，也是令人唏嘘。

　　两汉魏晋时期的文人，或者说文官的命是非常不值钱的。不仅是左思，就像嵇康、刘桢这样的人物，虽然因为颇有才华曾得到录用，但却往往稍有差池就会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甚至丢了性命。而反观唐宋，即使桀骜如李白，执拗如苏轼，他们在经历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之后，都还能够保全性命，并且保全着儒学者的风骨。这种反差不仅和两汉魏晋时期的时局变化有关，也和人才选拔任用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

　　古人的选举，不外乎“德才兼备”四字。两汉时期是没有科举制度的，他们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察举制”，也就是所谓“举孝廉”。“孝”和“廉”都是品德，不是才华。也就是说，汉代的人才选拔是重德而轻才，才是次要的。然而德是很难去考量的因素，因此，一个人能否被选中，实际上是取决于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具有资格又愿意为你写一封“推荐信”，因此推荐人和被推荐人的联系非常紧密，无形中形成了官场的关系网。文采当然只是锦上添花，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官位。魏晋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九品中正制，真正名正言顺地靠出生决定命运，文才当然更不重要了。所以有些人虽有才名，却依然命贱如蚁。

　　唐代建立科举制度以后，文采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不是因为品德不再重要了，而是因为在相对公正客观的情况下，人们发现文才是更容易被评判和考量的。尤其在宋代，有了足够的才名，就相当于是有一张“护身符”，“盛世不杀才士”这也是苏轼虽然仕途坎坷，性格固执高傲却依然能活得好好的，并且继续享有盛誉，成为一代仕林领袖的原因。

　　明清时期，虽然科举制度趋于成熟，统治者开始不再把文才和才能混为一谈，对于为官者有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也扩大了人才选拔的途径。但是不断加强的思想控制又使得科举制度趋于僵化，也使得学子们都趋于功利化。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唐宋时期会成为自先秦以后中国古时候文化最璀璨、最成果斐然的时期。而魏晋南北朝，虽有名士，大概也是像左思一样，洛阳纸贵不过昙花一现，甚至是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不以千里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