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评价颇有争议呢？

　　李斯一生都在毫不伪饰地追逐功利权势。初投秦相吕不韦，后宫帏进言，得秦王嬴政信赖，感兴趣的网友们可以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往下看。

　　以《谏逐客书》，说秦王取消逐客令，挽救了万千卿客，成就了大秦伟业。批驳分封，倡郡县制，一统货币、度、量、衡，著《仓颉》篇，创“小篆”，统一文字，有万世不灭之功。“长风万里，鸾凤于飞”的《峄山刻石》、《琅玡刻石》为秦篆之典范!然而只为怀通侯大印归还乡里，李斯也曾助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曾附赵高沙丘谋逆，最终为小人构陷，一代权谋大师腰斩于咸阳。功高亦李斯，过显亦李斯。

　　【风云叱咤】

　　1.郊仓中鼠研帝王术

　　李斯，楚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生年不详。论出身李斯乃一介平民，当时的平民二十五家为一闾，阎是里巷的门，故人称李斯“起自闾阎”。

　　战国时代社会剧变，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兼并战争。为了富国强兵，各国统治者不得不打破传统的世卿世禄制，从鄙野之士中选拔人才，因此当时出现了很多布衣卿相。这种形势，激发了天下士人美妙的憧憬，诱使他们舍弃妻子，远离家乡，探深涉险，走公室，跑私门，希望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任用。

　　李斯刚成年的时候，在地方官府做了个杂差小吏。地位虽低，但官场上那种强烈的等级对比却使他不得不考虑很多人生的大问题。一次，他见到官舍厕所里的老鼠，在粪便堆中东嗅西寻，找到一点儿吃食便如获至宝，刚要咬啮，有人或狗走近，又不得不舍弃而惊恐逃窜。再看那官仓中的老鼠，积谷多有，无饥饿之忧;高廊大厦，无风雨之愁，更不见人或狗的经常惊扰。于是，李斯似乎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谛：老鼠处于不同环境，就有不同的遭遇!人也本无贤良卑劣之分，爬到社会顶层，就安享荣华;居于人下，就要历经贫贱和磨难!至此，李斯再也不能安于贫贱，他决心想办法向上爬，做人上人。攫取权势地位的欲火在他的肺腑中燃烧：他要改变自己!

　　“学而优则仕”。当官的资本就是要通晓治理国家的帝王之术。李斯也不得不走当时游学之士共同的道路，先投师受教。他拜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学太师荀况为师，研学帝王之术。

　　李斯到了荀况门下，主要着眼于学习所谓“帝王之术”，即学习那种能够打动君主的心，能够满足他们的扩张欲望和急功近利的“法治”学说。聪明的李斯知道，掌握这套东西，同时也是满足个人荣华富贵的终南捷径。当时与李斯同学的还有个韩非。他们二人后来同为战国晚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不过李斯偏重于实践，而韩非则偏重于理论著述。

　　李斯学成后，便告别了自己的老师。但到哪里去?想效力于乡梓故国，又眼看着楚国江河日下，连郢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北纪南城)都被秦国攻占，楚王已经难有作为了。其他东方各国，也无不苟延残喘，都不是能让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之地。于是李斯决定西入强秦，一试身手。

　　在向老师辞行时，李斯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志：“人生的机会稍纵即逝，有了就应牢牢抓住。今天诸侯争雄，秦王羽翼丰极欲吞并天下。这正是布衣游士驰骋伸展的好机会。人生的耻辱莫过于卑贱，一世的悲哀莫过于穷困。有些人自甘于卑贱贫困，毫无作为，反而讥讽其他人贪荣求利;这不是他们不想要，而是没有本事去谋求富贵。我不想这样。我要到秦王那里有所作为”。

　　李斯这种强烈而偏狭的功利观伴其一生，成为催他奋进的动力。但又是这名缰利锁往往在关键时刻模糊了他的眼界，使他不能冷静地思考和理智地抉择，终于酿成不可挽回的个人悲剧。荀况批评他舍本求末，不懂得用仁义治国的重要。李斯当时却无法领悟。

　　李斯来到秦国时，正赶上秦庄襄王去世，十三岁的嬴政成为新的君主，而丞相吕不韦执掌大权。吕不韦承袭秦国传统的用人政策，广招宾客，从东方六国引进各种人才，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为一时之盛。李斯也即门求见，成为在吕不韦身边侍从献议的舍人。

　　舍人在当时仅属私人顾问秘书班子中的一员，还不是政府公职。但李斯的机敏和才华使他很快脱颖而出，受到吕不韦的赏识。于是吕不韦把他推荐到秦王宫廷里，任以为郎(从战国开始设置的帝王侍从官，有护卫陪从、顾问建议及差遣出使等各种职责)。郎的官职虽然不高，但由于身处政治中枢，有机会接近秦王，是进一步升迁高位的有利阶梯。

　　2，宫帏进言驰骛秦都

　　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历经惠王、武王、昭王、文王、庄襄王六世，秦国兵强国富，实力已远远超过了关东六国，席卷四海、统一宇内的形势已经基本形成。对此，李斯也和当时很多明智之士一样，看得非常清楚。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进一步为秦王具体地考虑统一的时机、谋略和步骤，及时地向秦王献计进言。

　　有一次，李斯得到了一个向秦王进言的机会，李斯便上书秦王，提出翦灭诸侯，消灭六国，并天下的谋略：

　　“从来那些无知小人，不会抓住历史的机运。而那些成就大功业的英雄之才，却能在不利的情况下隐忍待时;一旦看准机会，就毫不犹豫，果断地采取行动，以取得成功。春秋时期，秦穆公也是一方霸主，为什么不能向东并吞各诸侯国呢?因为当时诸侯众多，周王室还有一点空名。因此五霸迭兴，还都要打出‘尊周’的招牌，来谋取本国的实利。但从秦孝公以来，情况不同了。周天子局促于一隅，地位卑微，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诸侯互相兼并，关东只剩下六国。对于他们，秦国六世以来，也是一再乘胜进击，削其国土，夺其民众，迫使他们屈服于秦，如同秦国的郡县一般。今天，真是秦国万世难逢的好时机。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想要灭诸侯，成帝业，天下一统，就好比从灶台上扫除灰尘一样，真是轻而易举!假如错过了时机，等到诸侯再度强大起来，并联盟合势，就是有黄帝那样的贤能，也难以吞并他们了。”

　　这一席话，正说到秦王政的心坎上，并使他不能不对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立刻虚心延教。

　　李斯刚从东方来，对那里各国政权的腐败和君臣离心的状况了如指掌。他指出，对他们不能只是硬攻，而要善于运用谋略。如能恩威并用，软硬兼施，这样便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他建议秦王派出谋士间谍，去游说诸侯。让他们随身多带珠宝金玉，贿赂各国的权臣名士。对这些人，可以收买的，就用重金收买，让他们为秦国工作，去蒙蔽其君主，陷害其忠良，离间其君臣关系，阻止其国与别国联合反秦。金钱收买不了的，就派刺客去把他杀掉。这样，就会使六国内部越来越乱。最后，秦国再派出良将劲旅，不难以摧枯拉朽之势，扫平六国。

　　秦王政听罢李斯这番话，击掌叫好，立即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并任命他为佐助丞相的长史。不久，又提升李斯为客卿。客卿是秦国专为从别国来的人才而设置的高级官位。李斯做了客卿，负责实施统一六国的战略计划，非常受器重。秦王政遵照他的计谋，暗遣谋士、刺客游说诸侯;对各国大臣、名士，凡能用金币财帛收买者，便以重贿结交;凡不能收买者，便以利剑刺杀。与此同时，又派名将劲旅追随其后，以武力相迫。从秦王政元年至九年(前246~前238年)，史书所见，仅对魏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就有六次，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这一正确策略的实施，秦王政才得以续六世余烈，振长策而驰骛宇内。一纸谏书劝秦王“二十余年并天下”

　　就在李斯的仕途一帆风顺之时，秦国却同时存在着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它几乎使秦国的统一大业半路夭折，也几乎使李斯建功立业的理想化为泡沫。但李斯仗其过人的才智和胆略，既拯救了秦国功亏一篑的危机，又为自己的富贵尊荣赢得了新的机会。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2岁，依照秦国规定到雍城举行加冕礼。与吕不韦狼狈为奸的掌权宦官长信侯嫪毐乘机反叛，秦王政果断处决了嫪毐。次年，又查知吕不韦与嫪毐叛乱有牵连，秦王政早已对吕的专权深感不满，乘此机会罢了吕的丞相官职，遣送其回封地。吕回封地后，又暗中与其他诸侯相勾结，图谋不轨。秦王政就削去吕的封地，把他发配到蜀郡，吕知大势已去，遂饮鸩自杀。

　　秦王政一亲政就铲除了觊觎王位、时时掣肘的两大心腹之患，政治上得到了空前巩固，这使秦王政更加志得意满。决心大力发展生产，以图霸业。首先要兴修水利，由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二人设计、领导修筑的当时第一水利工程都江堰就是这一时期建成的。

　　韩国为减轻秦国的军事压力，派遣著名水工郑国充当奸细，入秦建水利工程，以拖垮秦国国力。秦王政听说郑国来帮助兴修水利，非常高兴，派人随郑国到全国考察。据此计谋，郑国设计了一条引水渠，自仲山(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引泾水向西到瓠口(即焦获泽)作为渠口，沿北山南麓引水向东伸展，经今三原、富平等县，在今大荔县东南注入洛水。渠长300多里，工程完毕后400万亩土地可得到灌溉。但此项工程极为浩大，耗时长，费财物人力多。工程完成到一半时，秦王查明郑国是韩国派来的奸细，一时舆论哗然，秦王也非常生气。秦国那些一向守旧、排他的宗室大臣乘机向秦王上书说：“所有外国客卿大抵是为其主充当说客、奸细的，应一律逐出!”秦王想到吕不韦和郑国的教训，对此也有想法，一怒之下颁布了“逐客令”，规定凡在秦国的客卿，一律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步离咸阳，踏上茫茫征途，失意之感，不忿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他写就一篇《谏逐客书》转呈秦王政。这是一篇议论纵横、文情并茂的佳作，又是一篇思想犀利、逻辑性强的政论文章。

　　这就是李斯著名的《谏逐客书》。这篇上书一气呵成，鞭辟入里，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不愧为上乘佳作。秦王政读后，立刻改变主意，取消了逐客令，追回了已经上路要离开秦国的李斯，并让他官复原职。

　　秦国重用异国客卿的政策，既是传统的，又是独异于关东六国的。历史证明，它每每使得雄才大略的秦国国君能够不拘一格，广罗人才，以为我所用，从而保证了对内对外战略的成功。这一政策对秦国的发展强大，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逐客之举，明显的是一次可能产生严重恶果的决策失误。李斯的直言进谏，不仅使秦国保持了这种正确政策的连续性，使秦王政周围聚集起一大批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加速了秦统一的进程，而且也最终奠定了李斯在秦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快，李斯便被任命为主管司法的廷尉，成为秦国的重要卿士之一。

　　3.远交近攻首谋灭韩

　　因修渠而引起的一场逐客风波平息了。郑国渠的完工，不仅未能“疲秦”，反而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平定六国已被提到秦王政的日程上来。

　　李斯分析了六国的地理位置和实力状况，认为地处天下之中，又正当秦军东向之路的韩国，最宜作为突破口。以韩之弱小，头一炮打响，不仅可以振奋军威，而且敲山震虎，还能从心理上慑服其他五国。

　　秦军向韩国边境的进击，使韩王安极度恐慌。李斯又亲自出使韩国，威逼利诱，迫使韩王向秦称臣。于是，韩王急忙找韩非计议保全韩国之策。

　　韩非系韩国贵族，早年曾与李斯一同师事荀子，攻读刑名法术之学。韩非口吃，不善于演讲，但擅长著述，李斯自以为才学不如韩非。可是，由于两者在人生道路的抉择上大相径庭，致使结局殊不一样。李斯能择地而处，择主而仕，涉足于蒸蒸日上的秦国，投依雄才大略的秦王政，终能大展奇才，立下不朽的业绩。韩非念念不忘故国，情牵于贵族世家，身归于江河日下的韩国，希图挽狂澜于即倒。结果，他见韩国日趋削弱，屡屡以书进谏，昏聩无能的韩王每每不能听用。韩非愤恨治国不尽心修明法制，昧于求才任贤，不能力图富国强兵;宽缓时宠信沽名钓誉之徒，紧急时才征用甲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令国贼禄蠹凌驾于功臣斗士之上，使廉直之臣不容于邪恶小人。对此，真是痛心疾首，悲愤莫名。于是，他总结古今得失，奋笔撰写《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等五十余篇，计有十余万言。

　　秦王政读过韩非著述，连连拍案叫绝，赞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交)游，死不恨矣!”也因为仰慕韩非之才，秦国更加急攻韩国，以求虏取此人。

　　韩王起初不信用韩非，及至情势危急，才想到韩非的用场，并于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派他出使秦国，劝秦存韩。

　　这时的韩非身处两难之地：作为一个深谙历史大势的思想家，他知道秦灭六国，已是水到渠成，不可逆转;作为一个韩国贵族，又不忍祖宗基业毁于一旦，还得为保存韩国作最大的努力。

　　韩非到秦国后，“秦王悦之”，但韩非不像李斯那样一心投靠秦王政，则是依然站在维护韩国的立场上讲话。主要表现在：一是姚贾提出出使燕、赵、吴、楚四国，携“金千斤”以断绝四国的联合，韩非却以谗言离间秦王政对姚贾的信任。他说：“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贾乃)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在厉君臣也。”姚贾据理力辩，表明忠心，指出士有诟丑，而明主用之，可与立功，反责秦王政听谗，反噬韩非用心不良;“桀听谗而诛其良将，纣闻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天听谗，则无忠臣矣。”结果，秦王政仍用姚贾之谋，而对韩非产生怀疑。韩非新入秦国，便树立了一个强敌。

　　二是韩非为保全韩国，给秦王政上书提出“先攻赵而存韩”的建议，而当时秦国实行远交近攻，逐渐向外蚕食扩张的策略。按照这一策略，处于秦国东邻的韩国，则是首当其冲的兼灭对象。否则，秦国东进就有后顾之忧。韩非存韩攻赵的主张，客观上是为远交近攻策略的施行制造障碍，这更加深了秦王政对韩非的怀疑。

　　李斯说，韩国对秦来说，好比腹心之患。别看它现在顺服于秦，实际是顺服于强力。一旦秦保留韩国而东攻赵、齐，难保它不与赵、齐、楚合谋，从后方夹击秦军。这样，当年秦军惨败于晋国的崤塞之祸便会重演。故韩国决不可信!接着，李斯指出韩非此来，只能是维护韩国利益，不可能为秦着想，这是人之常情。李斯劝秦王千万不能为韩非的辩辞所惑，要明察其心最后，李斯建议，由自己前往韩国，诱使韩王入秦。秦就以韩王为人质，胁迫其大臣俯首归顺。然后秦再发兵威胁齐国，齐也必然效法韩国。这样一来，赵人破胆，楚人狐疑，魏国不敢为非，诸侯便可蚕食而尽。

　　作为一名成熟的政客，大局或者说目的是居首要位置的，他不会因为某种感情或关系而改变他的心中那杆称!李斯对待同师而学的韩非，自然也是如此。

　　试想秦王政那样欣赏韩非的理论见解，迫切“与之游”，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一旦韩非成为秦王政心腹谋臣，李斯行帝王之术，谋己腾达的欲望便会落空。

　　李斯抓住秦王政对韩非心生怀疑之机，对秦王政说：“韩非，韩之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力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就这样，韩非入秦不久便被秦王投入了监牢，紧接着，李斯派人将毒药送给韩非，迫其自杀。韩非尚欲向秦王政剖白心迹，无奈不见秦王回心转意，只得饮药自尽，一代学者就这样匆匆地含恨而死。

　　司马迁一再悲叹韩非不能自脱其难，说道：“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其实，这既不足为怪，也不足叹。韩非是卓越的唯物主义者，是杰出的思想家，却不是个高明的政治家。他能批判地吸收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不同流派的法学理论，“法”、“术”、“势”三者于一炉，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他并未能将自己的理论运用于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去。因为认识同实践并非天然联接在一起的，思想家与政治家终究有很大的距离。

　　李斯害死了韩非，却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贯彻了韩非的基本思想。二人倘能联珠合璧，无疑更能完善法家流派。但是，历史是无法随意假设的。本来，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既饱含着合理的内核，又充满了谬误和悲剧。

　　此后仅三年，秦就灭了韩国。

　　4.力驳分封制定开国大计

　　秦王加冕亲政之后，在李斯等人的谋划下，就“奋六世(自秦孝公经惠文帝、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共六君)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拉开了统一中国的前奏曲。从公元前236年(秦王政十一年)到公元前221年的十五年中，秦国军队如秋风扫落叶，吞并了韩、赵、魏、燕、楚、齐六个国家，顺应历史的发展要求，结束了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的割据局面。李斯因功业显赫，累官至廷尉，位列九卿。

　　秦王政由一方诸侯变成一统天下之王，地位和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他觉得应重议帝号、定制度，为此，召集群臣计议。李斯等人建议：“古时有三皇五帝，可他们管辖的地方不过千里，如今陛下兴兵诛灭暴乱，荡平六国，统一天下，这是自上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壮举，三皇五帝岂能相比!”为此，合“三皇”、“五帝”之尊，秦王政改称“皇帝”，又因他是从古至今的第一位皇帝，即称为“始皇帝”，以后，继位子孙则依次称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一直流传万世。

　　从此，秦王政成为秦始皇，为表示他至尊无上的权威和荣耀，将以前平民百姓亦可用于自称的“联”定为皇帝自身的专用词，并宣布，今后凡重大制度之命称为“制”，通常之令称为“诏”。

　　李斯作为秦代不可多得的政治谋略家，其历史功业，莫过于他在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秦始皇刚刚统一六国，在强化中央集权机构之后，对于辽阔的国土如何治理，已是摆在秦王朝面前的中心议题。

　　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一批大臣坚持这样的意见：全国统一后，幅员广阔，诸侯初灭，原来属于燕、齐、楚的地区，距离都城太远，不搞分封恐怕难以管制。主张承袭周制，分封诸子为王。

　　王绾的主张实质上是沿袭西周“封亲建戚”的理论，商鞅变法已将它消灭了。秦始皇一听“请立诸子”，便对分封可能导致的结局忧虑起来。

　　廷尉李斯力排众议。他坚拒反对，并举例论证，周文王、周武王曾经大封子弟同姓，后来封国之间日渐疏远，以致相互攻伐如同寇仇，结果周天子也难以禁止。如今天下统一，并已普遍设置郡县。对皇帝诸子及功臣，只要让他们坐食赋税并加重赏赐就足够了。这样，天下无异心，才是长治久安之本。如果重新分封诸侯，就会削弱皇帝的权力，使国家陷于四分五裂的局面。

　　秦始皇不愧为“千古一帝”，他听了李斯的建议，觉得很有道理，就毅然表示赞同，说道：“朕曾深思此事，长久以来，天下苦于兵戈，都是因为列侯相互对抗。如今依靠祖宗之德，初定天下，若沿袭旧制，重新封王许国，这其实是在树立兵患，要想再求得安宁、平息，岂不难哉!廷尉之意正合朕意，可照此实行!”当即命李斯负责规划疆土，定明法制，以颁天下。

　　李斯遵照秦始皇的旨意，下令臣属，绘制了大秦帝国疆域图;依据山川走势、地理方位把全国划分为36郡，直属中央管辖，一郡下设数县，从而设置了从地方到中央一体化的国家制度。与此相适应，他还在参考六国官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机构的设置方案。他这一套完善的区域划分和机构设置方案令秦始皇赞叹不已，说道：“李廷尉不愧是辨古通今、学识渊博、学过帝王之术的人，所做诸事，样样都合朕意!”

　　李斯所制定的郡县与分封制有明显的差距之分。生产力、社会经济的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脱胎于奴隶制时期的封建社会初期，国家制度处在初级形态时，国家的显著特征表现为王权与神权、政权与族权、君与父、贵与亲的相结合。因此国王采用宗法分封制度，按血缘的亲疏，将国土和百姓像自己的家产一样分给子孙后代。分封初期，由于中央王权的强大和血缘关系的密切，还具有较强的维持力量。随着亲属关系的逐代疏远，各分封国渐渐划地自治，拥县自守、诸侯之间就不再是兄弟、亲属，而是相互功伐敌国，“相攻击如仇雠”。而中央集权由于分封，已削弱了其实力，渐渐沦为与诸侯等同的地位，从而失去对诸侯的控制权力和能力，因此，对诸侯的相残，“天子不能禁止”。春秋以来的历史就是实证。到战国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制度也相应地变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秦的统一六国，是历史的必然。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就是顺应历史发展的主流，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李斯在这一点上能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力驳分封，主张郡县制，确属远见卓识。此项改革，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

　　5.天下初定奉命立法定制

　　秦统一六国后，为长远地维护自己的统治，秦始皇开始专心探讨治国安邦之道。他问李斯：“朕观前代史籍，见数百年间，常常是战乱迭起，兵戎相见，哪一朝的帝王权臣，都难免成为百姓攻击的目标;而每一次动乱中，一些豪门大富又总是争权夺利，趁机崛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李斯进言道：“依臣看来，其主要原因是历朝历代或不能明法，或执法不严，所以使得豪强兼并，百姓造反，祸乱不息。陛下圣明，只要严执秦律，使天下人都做到令行行为遵，哪个还敢作乱呢?!”这些想法得到秦始皇的赞同。李斯进一步辅佐始皇策划、制定了一系列诏命和法令。

　　为防止百姓反叛，令民间原有的和缴获六国的大量武器全部上缴，不准私留。当时的兵器多为铜质所铸，地方的郡守县令把从民间收缴上来的兵器都运到咸阳。始皇命人熔毁兵器，铸成十二个大铜人，每个重达24万斤，陈设在咸阳宫门外，用以象征自己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

　　为防止豪富大户聚众造反，令各地12万户以上的豪门大户迅速迁居国都咸阳(早在征服六国过程中，就曾把各国的富贾豪绅迁移到巴蜀)，这样，既使他们远离家园，失去原来植根于其中的土地，失去世代居住和统治所奠定的威望的基础，又便于朝廷就近监督他们的言行，使其不能相互勾结、暴乱。

　　为防止六国旧部死灰复燃、东山再起，令全国险要地方，凡城堡、关塞及原来六国构筑的堤防等，统统毁灭，使欲反叛者无险可据，无塞可依，难于作乱。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李斯提出了统一全国文字的建议，秦始皇当即批准实行。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书同文”。这一措施的主要精神是以沿袭西周古文字的秦系文字为基础，对先秦各地域的异形文字、繁杂字体进行整顿，“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提出统一和简约的规范文字，要求全国通用。这种统一的文字，史称“小篆”，又叫“秦篆”。当时，由李斯撰书《仓颉篇》、赵高撰书《爰历篇》、胡毋敬撰书《博学篇》三部字书，作为识读和书写的范本。可惜这三部字书没有流传下来。

　　“书同文”是一场深刻的文字改革，具有伟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便于人们交流思想和社会交际，对全国政治经济一体化、民族的凝聚以及古文明的承传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进步性突出地表现在规范和简化这一目标实施上。例如在秦统一文字前，“宝”字有194种写法，“眉”字有104种，“福”和“寿”等也均有上百种形态，而小篆只用一种字形就代表了。

　　秦以前的货币，种类繁杂，各国货币的大小、重量、形状都不相同，齐国、燕国流通的是刀形币;魏国、韩国、赵国流通铲形镈币;秦国流通的是圆钱，而赵国使用的则是郢爱和海贝状蚁鼻钱……而且彼此之间计算单位也不一致。

　　秦始皇决定使用秦半两钱。黄金以镒为单位，钱以半钱为单位，旧币一律废除，龟贝、珠玉、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一律不作货币流通。

　　法规颁布的同时，一种由国家统一铸造的规格、重量、形状一致的货币发放到全国各地。

　　铸造权归国家所有。但始皇考虑到秦国地域广大，交通不便，允许郡县地方政府按国家的标准设计进行铸造，并印上铸造地方的名字。国家定期检查，一旦发现有不符合规格的立即废除。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又颁布诏书，以秦国的度量衡为基础，制定新的度量制度，并把这份诏书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器上，发往全国各地。

　　诏书大意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完全兼并了天下诸侯，称号“皇帝”，黎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始皇命令丞相隗林、王绾把混乱不清的度量衡统一起来。为了能够使这份诏书在全国贯彻执行，秦始皇还制定了三项规定：

　　第一，定期巡回检查。下令铸造大量各种量值的标准量器。与此同时，继续推行度量衡定期检查制度，规定“仲春三月，一度量，平权衡，齐斗桶。”

　　第二，大作宣传。使天下人都能知道并自觉使用这种新的计量体制。

　　第三，绳之以法。以法律来保证统一度量衡制度的准确使用，并对违犯规定者进行严厉处罚。秦始皇规定：“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赀一盾。甬不正，二升以上，赀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赀一盾。斗不正，半升以上，赀一甲;不盈半升，到少半升，赀一盾。半石不正，八两以上;钧不正，四两以上;斤不正，三铢以上。半斗不正，少半升以上;参不正，六分升一以上;升不正，十二分升一以上;黄金衡赢不正，半铢以上，赀各一盾。”

　　这些规定对不遵守度量衡制度的人作出了明确的处罚，从而保证了这项法规能够在全国顺利实施。

　　修驰道、定车轨也是李斯的一大贡献。一次，少府卿给秦始皇造了一辆冷可防寒、热可避暑、华丽坚实、精巧别致的车子，众臣围车赞不绝口，说皇帝乘此车巡游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等等。独李斯一语惊人，他说：“这车子造得倒是精美，只是陛下不能乘坐它巡游四方!”众皆愕然，李斯慢慢说道：“臣刚仔细观察过，这车两轮间距是6尺，需要6尺车轨之路才能行驶。而如今天下道路都是原来各国所开，有宽有窄，很不一致，乘这车子怎么能远行呢?”秦始皇如梦方醒，遂颁发诏令，规定天下车轨一律为6尺宽。接着又开始修筑“驰道”，宽50步，修筑高土石，每隔30丈植一青松，如有什么地方发生变乱便于迅速调集兵马。这样的驰道有两条：一条由咸阳向东直达燕、齐;另一条由咸阳往南直达吴、楚。后来又接着修了“直道”、“新道”、“五尺道”等等，分别从咸阳通往北方、西南和岭南等广大区域，使咸阳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的核心地位更加巩固。

　　6.焚书坑儒孰是孰非

　　分封制、郡县制论争后，秦始皇对李斯信任有加，并擢至右丞相，李斯遂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

　　李斯功成名就，踌躇满志，春风得意，在爬到了人生的顶点之后，他苦苦思索的只是如何保住高官厚禄。

　　他把秦始皇的内心看得非常透彻。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愈加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大兴土木，严刑重赋，以至民不聊生，国无宁日。作为丞相，李斯心知杜明。但他为什么不直言极谏?因为他这个政治谋略家，本质上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一旦国家利益有损于自身利益，那他会毫不犹豫地使前者服从后者。为了永保富贵，李斯一心逢迎圣意。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置酒咸阳宫，大会群臣。博士僕射周青臣当面颂扬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而今赖陛下英明神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如此彬彬之盛，可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怡然而乐。周青臣的颂词虽有奉迎之嫌，却也道着一些真缔，算不得屈意面谈。可是，身为博士的齐人淳于越却抗声反驳说：“臣闻殷、周能称王千余岁，是因其分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倘有齐国田常、晋国六卿那样的叛臣篡政，为什么相救?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如今青臣又面谈以加重陛下之过，实非忠臣。”

　　淳于越的驳议，首先是选错了历史根据，殷、周国祚绵长，决非因为分封子弟功臣。就整个人类历史看，其发展速度表现出这样的规律：越是在初级阶段，越是前进迟滞——这是由于社会矛盾发展缓慢，因而矛盾转化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社会飞跃也较和缓，使社会带有极大的惰性，必然历时久长。这与生物界的新陈代谢有类似之处。以周代而论，合东、西周共八百年，但名存实亡的时间过半，比先前的夏、商两朝要短，而比以后的封建王朝享国长。淳于越的社会历史观念也是守旧的、错误的。他所指斥的皇帝有天下，“子弟为匹夫”，正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至于“田常”、“六卿”篡国、夺位之忧，不是分封子弟就可以避免的，这两例，恰恰是在分封时代产生的历史现象。基于此，他得出的结论——“师古”无疑是错误的，必然导致颂古非今，走回头路。

　　秦始皇再将淳于越之议下达朝廷，丞相李斯申论是古非今之不利于治，主张申是古非今之禁。

　　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势必要求思想、理论上的统一，历朝历代概莫能外。但是，即使是真理，一旦过了头，便会成为谬误。李斯为使舆论一律，所采取的措施难免于荒唐：1.除去秦国史籍和医药、卜筮、种树等书外，将民间所藏的《诗》、《书》和诸子学说等，皆送交郡中焚毁;令下三十日不烧，黥面罚作筑城苦役。2.有敢谈论《诗》、《书》者处以弃市(杀之于市)重刑。3.以古非今者，举族连坐。4.官吏知情不报者，与之同罪。5.凡欲求学者，以吏为师，研习法令。

　　秦始皇准奏，如议实行。

　　越一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一向怂恿秦始皇求长生不死药的方士侯生、卢生等人，连年诈术破灭，便诽谤秦始皇一通，然后逃之夭夭。秦始皇大怒，命御史按问在咸阳的诸儒生“为妖言以乱黔首”之状。诸生转相告发。于是将犯禁的四百六十余名儒生坑杀于咸阳。

　　以上，就是历史上聚讼纷纭的“焚书坑儒”事件。对此，赞扬者不乏其例，责骂者更大有人在。本来是一桩甚为简单的历史旧案，却牵动了古今人物，以致久无了断。原因在于，赞扬或责骂者，往往与自己的政治境遇、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用以借题发挥，指点时政。其实，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看待这一积案，就不难得出结论。其一，这一举动的出发点在于实现思想统一，这是已经完成军事、政治统一后必然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议题。倡导“师今”，主张向前看，反对“师古”、“颂古”、裹足不前，有着进步的社会意义，尤其对于巩固刚刚缔造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有积极作用。其二，一次坑杀四百六十余名政治反对派，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仅仅投入一粒小石子，本不足惊奇，只应引起几丝涟漪，而不足激起轩然大波。此前此后的统治者大多残忍的屠戮功臣宿将和知识分子，规模往往大于此举。其三，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来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借以达到愚民目的，实现文化专制和思想统制，是非常简单、残暴的，它毁灭了很多文化典籍，对后世造成恶劣影响，在当时的社会效果也很不好。后人诗云：“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即是总结了历史对这一愚蠢举动的嘲讽。

　　7.玩死亡阴谋只为怀印归乡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他再次出巡，西还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病危。当时随行官员仅有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少子胡亥因特蒙偏爱，得以跟随在身边。长子扶苏由于数谏忤旨，被北遣上郡，监大将蒙恬备匈奴。秦始皇在重病弥留之际，因甚忌讳一个“死”字，群臣均不敢早日奏请安排后事。直至神志昏沉，他才命赵高代诏，赐公子扶苏书，大意云：将边事悉交蒙恬，速赴咸阳料理丧葬。书未发出，秦始皇竟于这年七月悠然长逝。

　　开国帝王的暴死，往往引起举国惶乱。何况秦始皇死在巡游途中，生前又未及确立太子。李斯唯恐诸子争位，天下生变，便秘不发丧，将尸体装入可以调节冷热的痃辌车中，沿途上食及百官奏事如旧，内置一亲信宦官作替身，代为应答。这算是忧心国事，匠心独运。

　　这一来，却给宦官赵高以可乘之机。赵高原系赵国王室疏族，兄弟数人，皆生而自隐其宫(割除生殖器)以求进身于秦王。他入秦宫二十余年，因其强力，又精通法律诉讼，得任中车府令(主管皇帝乘舆)，兼行符玺诏令诸事。秦始皇对他非常信赖，使之辅佐少子胡亥，又得胡亥宠幸。一次，赵高有大罪，交由蒙鞫治。蒙氏本是秦国的名将世家，其祖蒙骜、父蒙武、兄蒙恬均屡建军功。蒙氏兄弟又与始皇长子扶苏关系甚密。蒙毅依法判处赵高死罪，削除其宦籍。秦始皇念赵高敏于事务，特赦其罪，复其官爵。从此，赵高心恨蒙氏，常欲寻机报复。

　　秦始皇即死，诸子和大臣面临着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两大对立营垒。一方以长子扶苏、武将蒙恬、蒙毅为代表;另一方以少子胡亥、宦官首领赵高为代表。在双方的争夺中，丞相李斯举足轻重，倚扶苏则扶苏胜，附胡亥则胡亥立。就在关键的时刻，李斯顾及身家私利，屈从了宦官赵高，与之一同谋划了沙丘政变。

　　赵高首先去见胡亥。他装出一副关心体贴的样子，问道：“今皇上去世，只留下一封给长子扶苏的诏书，而没有留下分封诸子的诏令，扶苏一到，就会立即登基为帝，而公子您却连一寸封地都没有，那可如何是好呢?”

　　这话正中胡亥的心事。他停了半晌，只好回答道：“我听说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亲临终不封诸子，为子自应遵守，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赵高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说道：“公子错了!如今天下大权，全在公子与高及丞相三人之手，须知人为我制与我为人制，大不相同，是为君还是为臣，请公子早自有谋。”

　　胡亥听赵高之说，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暗想：“难道自己真的可以当皇帝?”但传统的伦理观念，又使他不敢妄为。遂说道：“废兄自立，是不义;不遵从父命而怕死，是不孝;才能浅薄，靠其他人的扶植而取位，是无能。此三者都是不道德的事，即使由此取得了皇位，天下了也会不服，不但自身会遭受祸殃，国家也会灭亡，此事行不得!”

　　赵高嘿嘿一笑说道：“臣闻商汤和周武王杀掉了他们的君主夏桀和商纣，天下称义，不为不忠;卫君杀了自己的父亲而自立，卫国人都称颂他的功德。孔子曾把这事载入《春秋》，这不能算不孝;可见，凡是干大事业的人，就不能拘小节。有大德行的人，是不计较小的责备之辞的。所以，顾小而失大，必有后害;狐疑不决，必有后悔。只有敢作敢为，必能成功。愿公子能够听从我的劝告。”

　　赵高的这一番话，说得胡亥连连点头。叹息道：“你说得不无道理。只是现在父皇还没有发丧，丧礼也没有举办，怎么好去向丞相提及此事呢?”

　　赵高见胡亥已经认可，便接口说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此事由臣去与丞相商量，不劳公子费心。”说罢，便急冲冲地去找李斯。

　　赵高知道，自己虽然是始皇帝的亲信宠臣，但官位毕竟只是一个车府令。废立国君的大事，是没有资格过问的。此事没有丞相的参考，不能成功。但如何说服李斯呢?他颇费了一番心计。赵高深知李斯是一个极为重视权势、利禄的人，遂决定就抓住他的这个弱点，进行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拉他入伙就范。

　　赵高见到李斯，屏退左右，便单刀直入地问道：“请君侯，您知道皇上逝世前留给长子一封诏书，要他到咸阳会合参加丧礼，并立为继承人。但这诏书如今尚未发出，连同御玺都在胡亥那里，此事没有其他人知道。现在，立谁为太子，就在你我口中一句话，不知尊意如何?”

　　李斯虽然也在考虑秦始皇去世后，局势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但对赵高这突出其来的问话却感到极大的震惊。他不知道赵高到底是何用意，对这关系到身家性命的问题岂敢肆意妄说?于是，将脸一沉，厉声正色地说道：“你怎讲出这种乱政亡国的话来呢?这不是当臣子的人应该议论的事!”

　　赵高并没有理会李斯的斥责，他只是冷冷一笑，把话锋一转，直捅李斯的疼处。问道：“君侯你自己衡量一下，您的才能比得上蒙恬吗?功劳比得上蒙恬吗?深谋远虑比得上蒙恬吗?人心无怨比得上蒙恬吗?和扶苏的情谊之深比得上蒙恬吗?”

　　李斯摇了摇头说：“这五件确定都比不上蒙括，可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前三者看，即才能、功高、谋远无失，李斯绝不在蒙恬之下。后两者，李斯委实不及蒙恬：蒙恬为长子的心腹故旧，特受信任;蒙恬在秦统一后的两次重大内部政治斗争中，不像李斯那样锋芒毕露，自然未尝结怨于天下人。而直接决定李斯安危荣辱的却恰恰是后两者。这就不能不勾起李斯的后顾之虑。

　　赵高道：“我赵高只不过是一个宦官仆役，幸而能够粗知些刑狱文书，在秦宫中管事二十多年。二十多年中，从来没有见到功臣和退位的丞相，有封地和爵位传及到二世的，最终都是被诛杀而死。皇帝有二十多个儿子，您都是了解的。长子扶苏刚强勇敢，对人信任，善于鼓励士人，他即位一定任用蒙恬为丞相，您恐怕终究不能带着通侯的印绶，荣归乡里，这是显而易见的。以我之见，不如立胡亥。我奉诏教胡亥刑法数年，从没见过他有什么过失。他仁慈厚道，轻钱财而重贤士，脑子很聪明。只是口头不善于言辞。诸公子中，没有哪个能比得上他的。实可拥立为君。立胡亥为君，于你我都是有利的，请您三思。”

　　赵高的话确实说到了李斯的心里。但他对赵高的阴险狡诈，深有了解，仍不敢贸然行事。因而继续装作一本正经地说道：“请你不要再说了，我李斯遵奉皇帝的命令行事，顺应上天的安排，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

　　赵高已经瞧破了李斯的内心，于是又接着说道：“您可能自认为现在的处境很平安，实际上已经是很危险了。您若同意我的意见，表面上看了很危险，其实很安全。一个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安危的关键，怎么能算得上是个聪明人呢?”

　　李斯佯作发怒道：“我李斯不过是上蔡的一名百姓，幸而受到先帝恩德，被任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为官。先帝信任我，所以才将国家的存亡安危交付给我，我不能对不起先帝。况且忠臣不避死，孝子不惮劳，李斯但求自尽职守罢了。请你不要再提这种事，免得我成为先帝的罪人。”

　　赵高见李斯色厉内荏，便进一步用胡亥来威胁他。说道：“我听说圣人办事灵活应变，总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定夺。对事物的发展，看到梢就知道根，看见去向就知道结果。事物都不是固定的，哪有一成不变的呢?现在，天下的大权和命运都掌握在胡亥的手里。我已经服从了胡亥的旨意，可以得志，惟与君侯相好多年，不敢不以真情相告。须知以外制内就是行逆，以下制上就是反叛，君侯老成练达，应该知晓利害。君侯难道不知，秋霜降，草木凋，春水动，万物生。此乃大势所趋，有谁阻挡得住吗?”赵高说罢，凶恶的目光直射李斯的眼睛，隐隐透出几分杀机。李斯不得不服从。

　　赵高随后伪诏命扶苏和蒙恬自尽。当扶苏依诏准备自尽时，蒙恬谏止扶苏道：“今皇帝巡幸天下在外，未立太子。让我率三十万大军守边，以公子为监军，把天下这么大的重任托付给你，不是皇上的亲信怎能如此!如今仅凭一使到此，便去自杀，怎知其中无诈?请公子派人驰奔行在，再行请命，如果属实，那时再死也不迟。”使者怕生变化，连连催促，速令自尽。扶苏为人忠厚，对蒙恬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父有命，我死便了，还去请示什么!”说罢举剑自刎。

　　人们或以为扶苏德行优于胡亥，设想他如能承继皇位，秦朝不至于速亡。然观其行事，刚而寡谋，仁而乏智，只不过是一个愚孝的典型，实不足成大事。秦王朝的继承者只能在胡亥、扶苏等数人之间圈定，政绩均可想而知。这就是传子制度的恶果。

　　蒙恬是历事老臣，不肯匆匆就死。使者把他系于阳周狱中，候处置。

　　胡亥、赵高、李斯得知扶苏自杀，蒙恬被困的消息，见大事已成，欢欣鼓舞，日夜兼程，赶回咸阳。一到咸阳，立即发布了始皇帝去世的消息，并宣告了始皇帝立胡亥为太子的“诏书”。胡亥即位登基，称为二世皇帝。由赵高一手导演的沙丘之变的阴谋，终于得逞。

　　胡亥、赵高知蒙氏非心腹之臣，且手握重兵，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安。他先戕杀蒙毅，随后催逼蒙恬自杀。蒙恬自信“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背叛”，也自知有“孽臣逆乱”，却顾忌“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敢忘先主”，竟也吞药而死。又是一个愚忠的楷模!

　　扶苏愚孝，蒙恬愚忠，赵高奸佞机诈，胡亥肆意妄行，李斯原居有利地位，系可为之人，却贪利屈节。有此五个最为核心的人物，秦王朝的可悲命运就不待赘言了。上督责之术步入穷途

　　秦二世胡亥乘始皇的偶然暴死，侥幸窃取了皇位，却不能靠侥幸来支配历史进程。他本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而暴戾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物。登上帝位之后，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问题，他一筹莫展，手慌脚乱。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他用高官厚禄收买笼络一批地位低下、容易操纵的遗老遗少，同时用严刑苛法打击、残害难以驾驭的皇族和功臣名将。

　　据史书记载，在戮杀大臣蒙毅之后，又将十二公子诛杀于咸阳，再将十公主磔死于社县。此外，他还继续修筑宫室，横征暴敛，把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统统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至此，秦王朝的土崩瓦解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对于上述暴行，李斯或退让默许，或随声附和，或公然赞助，完全丧失了一位政治谋略家应有的雄略。以致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关东豪杰并起，李斯才从京华春梦中惊醒，他企图上谏胡亥改弦更张，可是时过境迁。想当初，沙丘政变，胡亥少不更事，赵高官小身微，二人羽翼未丰，倘若李斯抛却私欲，运用谋略，定能把这次政变消灭在萌芽状态。到如今，始皇积弊未除，二世早已不可救药，赵高亦已羽毛丰满，因此，李斯的一切作为恐怕难有回天之力。

　　然而，当此之时，李斯尚未到山穷水尽之时。退一步，可效仿叔孙通，弃官而逃另谋高就;进一步，可凭借他在朝廷中的声威，联结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同谋，扯出反奸党赵高的旗帜，也是会有所作为的。可悲的是，李斯贪念爵位，利令智昏;只是屈意逢迎，最终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有一天，胡亥突然问他：“我想不受任何控制，又要永远统治天下，你有什么办法吗?”为讨胡亥的信任、欢心，李斯挖空心思向胡亥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督责之术”。

　　李斯在上书中说：“贤王若能行督责之术，群臣不敢不全心全意为君王效死力。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君王，如尧、舜等一生比百姓辛苦，简直如行尸走肉。

　　所谓“督责之术”，实际上是严刑酷法和独断专横的代名词，即对臣下百姓实行“轻罪重罚”，使之不取轻举妄动;君主要驾驭群臣，不受臣下的非议……李斯认为，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永远统治天下。

　　独断专行的胡亥采纳了他的督责之术，举国上下刑者相伴于道，死者日积于市，弄得天下鸡犬不宁，百姓怨声载道。

　　聪明半世，糊涂一时的李斯，企图想利用对二世胡亥的阿谀取荣，对宦官赵高步步退让来保全自己。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抛出害国祸民的“督责之术”的同时，也把他自己槁木死灰般的躯体抛向了暗无天日的人生末路。

　　8.起亦秦都落亦秦都

　　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秦王朝已到了土崩瓦解的时候，随着外部斗争愈演愈烈，最高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越发不可调和。

　　郎中令赵高，身居要职，把持着朝政大权，常因大臣不听从自己，擅杀无辜。他唯恐大臣入朝奏事。揭他老底，便生一计，使大臣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他对二世说：“陛下年轻，又初即位，未必尽通诸声，不宜在朝廷上与公卿议决朝政之事。”劝他深居简出，使臣下闻其声，而不见其面。于是，胡亥深居禁中，每日怀抱姬妾，在歌舞声中打发时光。朝中政事，由赵高一人专断。

　　赵高恃宠专权，唯觉丞相李斯阻碍自己，遂起谋害之心。遥想当年，李斯处心积虑除掉了绊脚石韩非，没想到有朝一日反成他人的俎上之肉，此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天道循环，因果报应。

　　为了置李斯于死地，赵高苦心积虑，设下“请君入瓮”的圈套。他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架势诱使李斯：“关东群盗作乱，二世却急于征发役夫扩建阿房宫，还积聚狗马等无用之物。我想劝阻，无奈人微言轻，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倒是您应当做的事，你为何不劝阻呢?”李斯无可奈何地叹道，二世不坐朝廷，常在深宫，没有上奏的机会。赵高见李斯已经动心，便说：“只要二世有时间，我就通知您上奏。”

　　此后，每当二世与宫女纵情嬉戏时，赵高就派人通知李斯：“皇帝刚得闲，可奏事。”

　　李斯丝毫不知，接二连三叩宫求见，每每不是时候，惹得胡亥大怒：“平时我多有空闲，不见丞相上奏，偏偏在我欢娱时，却来请事，岂不是见我年幼可欺，故意破坏我的隐私吗?!”赵高趁机添油加醋，进行离间：“这可太危险了!沙丘之谋，丞相自觉功劳盖世，现在陛下做了皇帝，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要裂十受封以为王啊!”赵高又说李斯的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有谋叛行为。胡亥信以为真，遂派人立案调查三川郡守勾结楚盗的情况。

　　李斯遭到赵高的暗算，忍无可忍，立即上书二世，揭露赵高居心叵测，请胡亥尽早铲除，但此时胡亥、赵高正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胡不仅不怀疑赵高，反而为其辩解说：“朕年少之时，就已失去先人，于朝政毫不知情，不懂得如何治国，您又年老，朕不依靠赵君又靠谁呢?”李斯欲借胡亥铲除赵高，无异于与虎谋皮。

　　赵高见二世对自己宠信有加，便对二世哭诉道：“丞相所恨，唯独赵高。我一死，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杀君谋反了!”赵高一席话，犹如火上浇油，二世下令把李斯及其宗室宾客统统逮捕入狱，交由赵高审讯处理。李斯一套上枷锁，就仰天长叹：“昏君无道，不足与谋!二世的暴政已经超过了夏桀、殷纣和夫差。现在楚盗已有半壁江山，二世尚执迷不悟，仍以赵高为辅足，咸阳迟早要被夷为麋鹿出没的荒泽野薮啊!”

　　且说李斯被捕时，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亦受牵连。二冯坚持士大夫气节，“将相不辱”，遂自杀身亡，死得倒是壮烈。而李斯贪生怕死，自认为对二世忠心不贰，又自负辩才，幻想二世能赦其出狱重享荣华富贵。但赵高心狠手辣，严刑拷打，不肯罢休。李斯不胜痛楚，无计可施，遂在狱中上书二世。

　　赵高见到奏章，随手扔掉，说：“囚犯安得上书!”马上叫狱吏烧毁，然后分派门客十余批，假扮御史、谒者、侍中，轮番审讯。如此反复，李斯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奄奄欲毙。最后，只得违心“招罪”，李斯招罪后，二世派人复查。面对审讯，李斯如惊弓之鸟，怕再受皮肉之苦，遂自诬反叛。供词呈至二世，二世大喜说：“如果没有赵君，差点被李斯出卖了!”

　　当是之时，三川郡守李由已被项梁率领的楚军所杀，死无对证。赵高就愈加肆无忌惮地制造李斯父子谋反的罪状。二世下诏，把李斯“具五刑”、“夷三族”，腰斩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