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满清能入关真的与吴三桂有关?真相是什么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七日,满洲由摄政王多尔衮率领南下。下面为什么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明朝虽然最终被清朝所取代,但从当时的实力对比来说,满清并没有能力彻底击败明朝并统一全国,清朝入关夺取天下,其实有一定的“取巧”嫌疑。明朝灭亡、满清入关,其实内在、外在原因极为繁杂,,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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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之一:明朝经营辽东失败

  满清的崛起和最终入关,归根结底源于明朝经营辽东的失败,这种失败虽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策略失败仍然是主要原因。

  明初,为了牵制和包围北元参与势力,明朝极为注重对辽东的经营,并最终设立奴儿干都司。而为了改变辽东汉人过少的局势,洪武、永乐年间甚至多次向辽东进行大规模移民,然而由于当地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影响,收效甚微。

  由于无法改变当地少数民族比例过大的局面,辽东虽然长期处于大明管辖之下,然而实际上实行的仍然是“以夷制夷”的方式,不仅当地官员主要由少数民族担任,且实行军管制度,这是明朝运营辽东失败,导致中后期辽东局势逐步恶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永乐之后,在朱棣五征蒙古之后,北部威胁已经大为降低,再加上常年用兵导致大明国库空虚,从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开始,明朝开始实施战略收缩、恢复国力,这虽然形成了“仁宣之治”,但明朝对辽东的控制力度却在不断下降,辽东开始逐渐脱离掌控。

  由于蒙古各部的严重分裂,再加上和朝鲜的良好关系,辽东女真各部在没有外部压力,又缺少朝廷控制的情况下,最终发展并崛起也就不难理解了。

  原因之二:明朝对于蒙古的态度

  后金崛起之后,虽然明朝先后遭遇了多次战败,但后金想要入关仍然根本不可能,这也是皇太极时期后金开始向蒙古扩张的重要原因。后金真正对明朝形成巨大威胁,乃是攻灭漠南蒙古之后,而在此之前,明朝和蒙古面对共同的敌人后金,实际上是有合作基础的。

  明朝、后金、蒙古三方局势

  事实上,萨尔浒之战后,明朝也的确曾想过与蒙古结盟,然而明朝结盟的对象却并非林丹汗,原因是林丹汗不过是名义上的可汗而已,正如辽东巡抚熊廷弼所言,林丹汗“尚不能统众”,再加上林丹汗曾在1612年和1615年多次犯边,双方关系并不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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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首选的结盟对象是更加靠近后金的内喀尔喀,双方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围攻铁岭时曾有过合作,内喀尔喀最有实力的宰赛也曾率领万人援明,可惜明军并未等到援军到达,铁岭便已经失守。同年八月,在叶赫部被灭后,明朝才开始和林丹汗达成合作协议,明朝每年负责支付4000两(翌年提高为40000两)赏银,林丹汗则协助明军守卫广宁城。

  吞并漠南后,后金威胁急剧提升

  可惜,明朝和林丹汗达成的只是利益合作而已,辽东经略熊廷弼虽对此有所察觉,但广宁巡抚王化贞却对林丹汗无比信任,结果明朝在广宁之战中再度战败,此后气急败坏的明廷与蒙古的合作开始名存实亡,在林丹汗面对后金的东扩无能为力时,明朝选择了无动于衷,最终导致后金顺利夺取漠南,开始从东北和正北方向全面威胁大明边防,甚至多次杀入关内。

  原因之三:明朝的统治接近崩溃

  对外的策略失败,给了后金不断崛起的机会,而明朝自身统治的崩溃,则给后金最终入关提供了可能。皇帝能力、朝政腐化、党争严重、经济崩溃、民怨沸腾……明朝统治的失败几乎贯穿了方方面面。

  崇祯勤政,但能力不足

  皇帝能力方面,不像其他皇位继承人从小接受储君培养,崇祯这个皇帝简直就是半路出家,虽然他极为勤政,但能力的不足显然更为致命。例如他继位之后立即铲除阉党,他虽然看到了阉党的弊端,但并未看到阉党存在的意义,阉党被瓦解后反而导致朝廷平衡被打破。此外,崇祯过于急功近利,虽然他能够启用一些贤才良将,可一旦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便又立即裁撤,导致在其执政期间,内阁、将领等重要人事调整不断,反而使得朝政更为混乱。

  朝政腐化方面,即使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但朝臣仍然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不断压榨百姓,不断激化矛盾。党争严重方面,明朝可以说是党争最为严重的朝代,阉党虽被打倒,但党争并未结束,反而更加愈演愈烈。经济崩溃方面,在朝廷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朝臣却是富得流油,明廷也曾想过经济改革,奈何在大臣们的干预之下,“开源、节流”均以失败告终,反而由于开除“基层公务员”而导致矛盾激化,典型例子便是曾为驿卒的李自成。民怨沸腾就不用说了,明末的农民起义已经能够说明一切……

  崇祯年间的明朝,可以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从朝廷到民间,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层出不穷,恐怕就是朱元璋、朱棣再生,也不一定能够彻底解决。

  原因之四:两线作战朝廷无力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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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末年的军队战斗力已经急剧下滑,然而却不得不面对两线作战的尴尬局面,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外有后金的不断叩关,明廷可以说是已经无力应对。

  就拿终结了明朝的李自成来说,他曾不止一次面临着被彻底剿灭的危险,例如崇祯六年(1633年),闯军被曹文诏击败之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逃至河南,又被曹文诏、左良玉等多路明军包围,结果第二年后金便二次入塞,曹文诏被调到大同抗金,李自成等人这才成功突围。

  又如崇祯十年(1637年),面对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张献忠兵败投降,李自成也被洪承畴、孙传庭等击溃,仅剩残部17人躲入山中,然而次年清军再度从青口山、墙子岭入关,孙传庭、洪承畴等人又被调到辽东防范清军,李自成这才得以逃过一劫。

  明末时期卫所制全面崩溃,但明朝尚有较为强悍的边军存在,如果仅仅面对农民起义或者镇压后金的单线作战,那么明廷尚有一战之力,例如李自成的义军曾一度被杀伤殆尽,张献忠也曾被迫投降,而清军入关后也曾被明军杀退,然而天不遂人愿,明廷面对的偏偏就是两线作战的尴尬局面。

  原因之五:天灾彻底压垮了明朝

  仿佛是天要灭亡大明一般,处于小冰河期的明朝,崇祯年间的天灾几乎就没有中断过,这成为了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崇祯元年(1628年),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爆发饥荒。崇祯六年(1633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崇祯七年(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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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恐怖的是崇祯六年(1633年)爆发的大瘟疫,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原地区。这场瘟疫从山西兴县开始爆发,崇祯九年(1636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时蔓延至陕西榆林府、延安府,崇祯十三年(1640年)时蔓延至河北顺德府、河间府、大名府、广平府、真定府,并最终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蔓延至京城,崇祯十五年(1642年)蔓延至天津,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开始从腺鼠疫转化为肺鼠疫。

  不断爆发的天灾不仅导致民间怨声载道,百姓起义不断,更为重要的是严重摧毁了明朝的边军防线。《崇祯实录》有载“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而根据不完全统计,光是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便至少在千万以上,仅北京城便达到了20万人,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明朝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在这场瘟疫中几乎被彻底摧毁,当李自成从西安发兵攻向京城之时,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容易便杀到了北京城下。而当李自成杀到北京城下时,即使经过了全城动员,城墙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守城的明军更是“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相较于以上几个原因,明朝在面对后金时的战术错误,吴三桂的最终倒戈一击简直不堪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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