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计三国志的记载为什么没有写进去 司马氏当权下陈寿又不是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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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司马懿是三国时期一位智高谋深的才俊,唯独在阳平关受到诸葛亮“空城计”的疑惑,聪明反被聪明误,贻笑千古。试设身处地为陈寿着想,在司马氏当权的西晋,写这样一件事,不是找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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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诸葛亮空城退仲达”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布,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根据裴松之《三国志》记载:“195年,吕布和陈宫率一万多人从山东金乡出发,前来攻打曹操,当时曹操“兵皆取麦”,城中留守兵力不足千人,曹操便让随军女眷到城墙上去站岗,留守军队“悉兵拒之”。吕布见敌兵不多,惟恐曹操设有埋伏,便向后退了十余里。第二天再来攻打时,曹操果然在“林木幽深”的南堤设下了埋伏,并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据此认为《三国演义》中“空城计”就是由此生发而来。只不过是出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而张冠李戴,挪移到了诸葛亮的头上。

  一、 “空城计”于史有载

  其实,查三国以来的史料和《三国志》裴松之有关资料,并参证《三国志》《晋书》中相关人物传记,“空城计”确实是发生在诸葛亮军事生涯中的一桩真实的历史事件。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把“空城计”写入史书的,是西晋初期的王隐。他在《蜀纪》中写道:“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

  郭冲“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的第三件事说的就是“空城计”:“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遁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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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晋书·王隐传》记载,王隐的父亲王铨,曾出任过西晋参军;在元帝太兴初年,被召“为著作郎,令撰《晋史》。王隐奉诏撰史,受家庭及时代因素影响,他对这段历史颇为谙熟。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对所用史料据实采录。《宋史·裴松之传》记载,在陈寿完成《三国志》约130年后,时任南宋裴松之奉宋文帝之命,为《三国志》作注,深得宋文帝的欣赏,被赞为“此为不朽矣”。裴松之在《诸葛亮传》注中就使用上文的这些文字,表现出王隐《蜀纪》的尊重。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空城计”是于史有载,且出于信史。

  二、 裴松之的质疑

  裴松之在引用了王隐《蜀纪》“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后,并对王隐所记载内容提出了质疑。裴松之说:“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裴松之的这一小段评论,看似乎颇有道理,实则明显漏洞。一是,裴松之对司马懿举兵伐蜀时间理解有误。诸葛亮初屯阳平的时间是在公元227年。《三国志·曹真传》就有太和四年魏举兵伐蜀的记载:“(曹)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这次出兵始末在《三国志·后主传》中也有记载:“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谷,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这两处记载,显然是同一时间的同一件事:即230年,曹真和司马懿分头出发,共攻汉中。以此而论,怎么能说“至曹真死后”,司马懿“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呢?而且就是在这次魏军出兵蜀国的过程中,司马懿和诸葛亮在阳平相遇了。只不过是因为司马懿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而没有交兵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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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裴松之对司马懿轻易退兵的质疑失之孤立片面。“宣帝即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这一问的确击中了要害!试想:司马懿也是三国时期少有的智谋之士,在这儿为什么会犯这么简单的错误?须知,《三国志》多处写到曹真、司马懿冦蜀时,因雨被朝廷诏回的事儿,如上文所引《曹真传》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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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妨大胆推断,即使诸葛亮不用“空城计”,司马懿也可能会因为朝廷降诏而被召回。那么,司马懿这次回军,到底是因为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还是因为受诏还军?抑或是兼而有之?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在司马懿接到班师诏书时,大军已经接近了阳平。并且得到侦查兵的报告,说诸葛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于是,司马懿就想趁便取事,以期轻而易举地拿下阳平。可是,当他兵临城下时,却亲眼目睹了诸葛亮的种种异常表现,不觉又起疑心,一向以谨慎著称的司马懿惟恐中了诸葛亮预设的诱敌深入计,就没敢贸然进城,而是在疑窦重重中悄然退了军。诚如裴松之所说,此时的司马懿完全可以“设防持重”“围它三天”但这样无疑就会背上“抗旨不尊”的罪名。司马懿在别无选择之时只好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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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国志》未写“空城计”的原因

  据《华阳国志》记载,陈寿少年时在蜀汉时出仕,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很多朝臣争相谄媚依附于他,唯独陈寿不肯趋炎附势,所以屡遭贬黜。在为父居丧期间,又因受到陷害而被贬责。公元263年,蜀汉被曹魏所灭,蜀主刘禅降魏。因此陈寿一直被闲置在家。两年后,司马炎篡魏立晋。司空张华欣赏他的文才,举荐他为孝廉,当了著作郎,出补阳平侯。

  陈寿将诸葛亮的著作“删除重复,随类相从”,于公元274年在阳平侯任上完成了《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奏于朝廷。基于对诸葛亮一生事迹的了解和研究,他还写了一篇表,对诸葛亮作了相对客观公允的评价,既肯定他是三国时代的“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也指出“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的不足,直言诸葛亮“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推而知之,陈寿对诸葛亮的一生行迹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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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郭冲知道诸葛亮包括空城计在内的的五件事,想来陈寿也必然知道,那么,他在撰写《三国志》时,为什么对“空城计”一事只字未提?须知,司马懿也是三国时期一位智高谋深的才俊,唯独在阳平关受到诸葛亮“空城计”的疑惑,聪明反被聪明误,贻笑千古。试设身处地为陈寿着想,在司马氏当权的西晋环境中写这样一件事,不是找死吗?

  参考文献:

  《三国演义》

  《三国志》

  《后汉书》

  《资治通鉴》

  《晋书》

  《品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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