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分析明朝灭亡之根本！东林党、崇祯都不是主要因素！
今天为什么小编为大家带来客观分析明朝灭亡之根本!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南明为什么没抗住?地盘也不小，民心也没丢多少。东林党占主导地位，阉党很多不是投敌就是回家种地了，按说此事该治国了吧?他们干了什么?武将军阀化不听朝廷号令是一方面，东林党文官就起好作用了?东林党有好人不假，凤毛麟角，改变不了印象。要真想做出点啥来，重新统一难，划江而治总不难吧!
第一，一个王朝活了近300年已经是很长了，王朝末期各种问题积重难返，社会阶层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不是一个党派，一个人的能力就能扭转乾坤的。纵观历代王朝哪一个能在300年大限到来之际起死回生的?两汉交替刘秀虽是汉朝后裔但实际上整个统治阶层都已经重新洗牌了，西汉原来的贵族豪强被东汉另一批新兴贵族取代。
第二，武将军阀化的确东林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高杰身死，其妻欲让高杰之子拜史可法为义父，史可法本该抓住机会控制高杰部队，却因为嫌弃高杰的流寇身份没有接受。可以说整个南明就亡于这种内部争斗，不够团结之中。但内斗的锅不应该全推给东林党，郑氏集团，流寇集团，顺案逆案参与人员都在内斗，实在是没有办法之事。东林党也无法置身事外，但至少，张慎言，史可法，刘宗周为国之心也是真的，他们以身许国便是明证。孙可望，郑成功都有私心，虽然功劳上他们更大，但最终他们的私心也导致了南明覆灭。
第三：划江而治，没有强力的反击，划江而治只是空谈，纵观东晋六朝和南宋，都先后有强势人物站出来，如桓温，谢安，刘裕，岳飞等人，他们不是自身有着强大的统治力就是有着后方朝廷的全力支持，所以不仅能划江而治，还能北伐中原。但是南明自南京被破就成了一盘散沙，虽然有晋王李定国这样的人物，也没办法团结所有人支持他，郑成功就经常不鸟李定国，内部不团结，没有强有力的向心力，谈什么划江而治。
王朝陌路，积重难返，天下大事，无人可为。
万历十四年开始以申时行为首的百官就请求万历早定国本，姜应麟，沈璟上疏进谏被贬，这明明是整个官僚体系都认可立长的事，怎么就成了东林党一家的要求了?那个时候离顾宪成万历三十八年下野回家办东林书院还有24年，合着争国本都特么怪东林党呗?还有，利用京察排除异己的还真特么不是东林，是沈一贯为首的浙党，万历三十三年沈一贯京察中庇护私人钱梦皋，钟兆斗等人，逼走了时称名臣的温纯，为了不让杨时乔主持京察刻意贬低他，推荐自己的人萧大亨主持京察。东林其实气节不差，文官的总督巡抚大多殉国，东林的孙承宗全家殉国，没人提罢了，一个水太冷，天天说。相反，明末，投降的大多数是监军和总兵。拥兵自重的将军们，从关宁到江北四镇，就没几个忠臣……到最后，南明依靠的军事力量全是李闯和张献忠的残余力量，没几个真正的明军……真正对不起国家的，就是这些吸血全国的军阀，绝非东林党。
东林党立新帝确有私心，但是迎立新帝也不是东林党一个人说了算的，史可法自己也举棋不定，直到马士英也私下与史可法相商，肯定的说立潞王，史可法才下定决心写了福王“七不可立”的理由。结果马士英转头就把史可法和东林党卖了，和四镇联合，自己独取迎立之功。这个祸根可以说东林也是被坑的一方，要是知道谁是皇帝东林还有必要去触那个霉头?所以说什么都怪到东林身上是不对的，任何事情发生都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西北大灾，魏忠贤免去西北赋税，关键时刻雪中送炭，稳定了西北民心，崇祯上台以后西北征税，取消驿站，李自成因失业、赋税过重造反，请问这些说法属实吗?只说一句，旧饷是按照万历十年的《会计录》来征收的，可能细节有变动，但大体是不变的。辽饷则是除了贵州及直隶一部分地方外，每亩都加九厘，直到崇祯三年十二月，才由九厘加到一分二厘，这时候李自成起义都多久了?另外，明末农民起义的起点就是天启七年三月，郑彦夫等杀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原因就是张斗耀催科急。之后阉党户部尚书郭允厚上疏辞职，还专门提到了陕西因为催科严重，知县被民变群众杀死这件事。
崇祯元年五月初九上召诸臣于平台，谕辅臣来宗道等曰：票拟之事，须悉心商确。谕吏部曰：起废太重，会推宜慎。责户部帑金零星，边饷措办无术，侍郎王家楨引罪，遂论及边事。兵部尚书王在晋语良久，上未悉，命内使授笔札录进。谕刑部曰：天时亢旱，一切用法务先平允，已出故给事中毛士龙辨疏，问果枉否?诸臣俱曰：士龙事属风影，望皇上宽之，各顿首退。
孙承宗作为东林全家殉国你又可曾知道?问题是就算钱谦益，顶多是没有死，对国家危害并不大，放进满清的是吴三桂，给满清做马前卒的也是各路总兵们。军人逗投降了，甚至围剿南明比满洲还狠毒，你们却苛求一个文人，说你怎么不去死，简直就是笑话。冯铨、孙之獬还有燕齐的一大堆士大夫当然是阉党，他们因为在明朝丧失了政治生命而转投大清国，这没有什么问题。然而阮大铖就是东林党人啊，他是左光斗的同乡，被东林党人推入六科。但是东林党内主流派要让更加嫡系的魏大中取代他，他一怒之下退出东林势力。但也没有直接投靠阉党，而是回了老家。崇祯初期阉党垮台后，他东山再起，窥伺风向，上两道奏章，一道专攻魏忠贤而另一道同时排斥所有的党派，结果替他传话的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献了第二道，从此阮大铖被打成阉党。但是阮大铖还在给东林办事啊，筹款给东林巨子周延儒当复相的政治献金，结果呢?被一帮复社后生赶出南都。阮大铖分明就是被东林党内一些人“打成阉党”的政治冤案受害者好不好，所以后来才要反东林。
马士英更是东林党人了。他是复社巨子张溥的好友，张溥因为帮助周延儒行贿而死于东林内部倾轧之后，是他给张溥收的尸。南都时期仅仅因为他是执政，又帮阮大铖取得了一个职位，就遭到东林人士疯狂进攻，甚至到了制造政治谣言、阴谋颠覆弘光(童妃案)、兴兵大打内战(左良玉东下)的地步。如果说气节，太监们的气节未必更好，别拿王承恩殉国个例说事，那孙承宗全家殉国，无一投降呢?也没见谁说东林有气节啊，一个水太冷天天说……如果说治国失误，这个锅也不是东林背，文人不交税，这个是朱八八的政策，东林顶多是没有革自己的命而已，但人都是趋利避害，有几个能革自己的命?明朝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财政崩溃，国家动员力下降到零，再深层的原因是制度僵化，朱元璋那一套根本不合时宜了，却无法改变。
崇祯三年正月十六，户部尚书毕自严上了一篇《条议理财足用六款疏》，疏内明确提到辽饷田亩加派九厘，仍然入不敷出，需要在于九厘之外，增派三厘，北直六府则每亩加派九厘，总计增派的田亩可得银1439000余两，朱由检批复【这条议六款，着该部还同该科参酌长便，并有未尽事宜一并商确具奏。】
阮、马的遭遇，恰恰反映出明朝的党争已经不可控制，到了内部养蛊的地步。东林党在外没有了对手，就连自己人也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此不惜发动内战，让天下沦入大清国之手。这些事夏允彝父子看得一清二楚，可笑黄宗羲却还在山里发明什么弘光不是福王儿子的秽史。平心而论，北都之亡，过在崇祯，不在东林，由崇祯一意孤行而灭亡;南都之覆，过在东林，与弘光无涉。
第一：像我们一样的老百姓合起来确实代表很强的底层力量，但其实人民的眼睛并不总是雪亮的。
第二：魏忠贤实际代表的是皇权 东林党代表的是地主官僚集团 这两者虽然都是统治集团，但在面临亡国之险时谁更关心国家
这个早有定论第三：气节是个很扯淡的玩意，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晚明需要能挽回局势的能人而不是平时高谈阔论，对时局无丝毫办法，最后只落个杀生成人的所谓君子
于谦要不是由挽狂澜于既倒的神通，只凭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间是无法名垂千古的第四：鲁迅先生的史评可以参考，但你拿来当真理给这个讨论下定论就太过分了
直到崇祯三年八月，兵部尚书梁廷栋上《题为恭敬九边图考，乞敕发户部与臣部悉心讲求，以复祖宗旧章》疏，提出【今日边饷之不足，确由于钱粮不完，钱粮不完，确由于民穷，而民穷之故，全在官贪。故使贪风不除，不但加派民不能堪，即不加派，民之穷苦犹故也。贪风一止，不但不必加派，即再加派数厘，民之懽悦犹然也。】，于是崇祯批复【兵饷相需，全在干济得人，清厘有法，否则漏卮难塞。至谓民穷之源由于官贪，尤切中时弊，以后外吏诛求，责成抚按，在内餽遗，责在廵城，如有违犯及容隐者，并寘重典。其加派等事，即同户部从详确议以闻。】再一次将田亩加派摆到台面上。
东林党为了把熊廷弼救出来搭进去多少人啊，周朝瑞，袁化中都因为被污蔑收了熊廷弼的贿赂被活活打死在诏狱，最后熊廷弼被平反，首级能被带回家安葬也多亏韩爌等人带头上书。熊廷弼和东林党关系密切可见一斑，甚至李棪先生的《东林党籍考》直接把熊廷弼当东林党人列入其中，居然还睁着眼睛说瞎话熊廷弼是阉党?真是可笑至极。孙之獬妄人一个，可能是某种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的偏狭意识形态的狂信徒，在这里不做讨论。
冯铨呢?在洪太时期，他可是堪称“自带干粮抗清”的“名将”了。杨涟的好友、东林党人梅之涣称赞他：“节次以来，涿鹿独获安堵，伊谁力耶?深山穷谷犹尽知之。”可他在明朝的下场如何呢?
清廷一来，便以为首席大学士，位在摄政王头号亲信文臣、满洲人刚林之上。你觉得大清国该不该得河北士大夫之心?
崇祯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由检正式下诏【向缘东事倥偬，履亩增赋，豁寝无日，久軫朕怀。乃迩来边患靡宁，军兴益急，户部諮奏再三，请于每亩除见加九厘外，仍再徵银三厘，前后共银一分二厘，惟北直保河六府向议免徵，今量行每亩加徵六厘，前项俱作辽饷，事平即行停止。朕因廷议既协，权宜允从，凡我百姓，各有同仇之志，能无好义之思?其有则壤不等，法须变通者，或照粮数议增，但期无失本额，又或委係灾疲，且经兵扰势难加赋者，抚、按据实奏明，取旨裁夺。】
1、其实直到天启六年二月十一日户部尚书李起元还在上书说自己提出的各项的建议，让省直各地实行，但却没有一个回复的，清皇上下旨要求各省直于4月份回奏。
2、事实上，早在天启六年二月十七，崔呈秀就上书指责复榷税导致“出途叠征”是恶政。为此提出恢复榷税建议的李起元还专门向皇帝上过揭帖解释。
3、福建之所以收到了4000两，是因为早在户部李起元尚未提议恢复榷税之前的天启五年八月，福建地方官员为了筹措对付荷兰人的军饷，希望恢复闽安、竹崎等十二处关税来凑军饷。额征2万3千4百。户部讨论后福建一半留着当兵饷，一半送到户部济边。
天启元年汪应蛟说:"臣惟辽左用兵三载于兹，自辽沈继陷，时势益危，前议兵止十七八万，今三路布置共二十六万，并蓟辽总督添募将三十万矣。前议饷止八百万，今增至一千二百万，或云当千五百万矣".看到了吗?上千万两的辽事经费?我突然想起了当年宋太祖存钱准备买辽人人头的故事,有这钱,花钱一百两买一个女真人头,一千万两白银都可以干掉十万女真男子了....按这种预算,这大明朝是不用活了,如果没有内帑支撑,根本玩不转,一开始运作,钱怎么算都是不够的(且不说这钱花的是否合理),然后不够的情況下只能专供辽镇,那么别的边镇就只能拖欠了,然后就算全给了辽镇也不够啊,那就是不断地割肉养后金.........
按这帮牛人策划,三大役怎可能才花一千万........至少要一亿两白银吧,毕竟天南地北,三个大方向呢。所以,只要按当时议定的方案玩,迟早是玩蛋的,我也不知道魏大管家是怎么处理这问题的,按理来说,拖欠是解决不了的问题,魏老大若还玩拖欠,那各边不早造反光了?闯王不用等到崇祯朝了。所以,要么开源头,要么节流,要么两手一起动,否则不可能不出事的,他只是个太监,不是圣斗士。魏忠贤历书上说其贪污比比皆是,嗯,还说回家是带了无数家财,结果案发后处理。张居正家还抄了近二十万两银子(那土地之说可以省了),严嵩一家子加在一起倒是有个两百来万银子。魏倒是历代少有的,世人皆称其贪,却没有实据。若魏真捞了很多钱,朝庭都那样了,他要么贪军费,要么就是搞灰色收入(与民争利),否则基本没啥别的来源(什么,还有买官?这个....)，若是要大胆猜一下,莫非这家伙学雷锋,把钱存内帑里花掉?
李明睿议南迁(正月初三日),上召左中允李明睿陛见。明睿，南昌人，以总宪李邦华、总督吕大器特荐，起田间。至是召对德正殿。上问御寇之策，明睿请屏左右密陈，趋进御案。言臣自蒙召以来，探听贼信颇恶，今且近逼畿甸，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上曰：此事重，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言上天未知如何。明睿曰：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之忧。上四顾无人云：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宜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将坐汝。上还宫，赐宴文昭阁。及太原陷，明睿复疏劝，上深许之。下部速议，而兵科给事中光时亨首参为邪说，言不杀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上曰：光时亨阻朕南行，本应处斩，姑饶这遭。然而南迁之议寝矣。
士绅优免、投寄、诡寄等的问题。再优秀、再忠诚的那些文臣，他们都没有主动交税的，没有主动放弃优免待遇的，最多比较克制一点而已。左光斗没有放弃，汪应蛟没有，史可法卢向升杨涟孙传庭统统没有。明末财政崩溃并非因为商税收不上来，而是因为农税收不上来。那时候商业没那么大用。银子再多又如何?当吃还是当穿?农税收不上来，一方面农民负担无法承受最终守着土地饿死或放弃土地成为流民。一方面在册交税的人越来越少。至于为党争不顾国事的事情，明朝人自己的笔记也没少写。
否则李自成何置于区区几年就打进北京?因为朝廷已经彻底在臣民中失去信任。要不是后来有异族入侵，明朝的形象会远比现在糟糕。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无辜。阉党这片雪花固然罪该万死，东林这片雪花也大哥别说二哥。你们是当权者，国家忘了，你们不负责谁负责?难道是那些没有权利的被压榨百姓吗?文人不交税又不是东林发明的?就算在明朝也是朱八八的政策，有句现代的话，好制度使鬼变成人，坏制度刚好相反，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这个怎么能苛责?坏就坏在定下这种制度又无任何改良机制。至于东林的气节，总体上比太监们强多了。至于危害，明末危害最大的是各路军阀，从关宁到江北四镇，几乎没一个好东西，这个锅也扣不到东林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