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真的是被安史之乱拽入泥淖吗？真相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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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5年(唐朝天宝十四年)农历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安史之乱”正式拉开帷幕。
安禄山和史思明率领范阳、平卢、河东三地兵马，再加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15万人，号称20万大军，一路腾起滚滚烟尘，要知道，当时正处于唐朝最巅峰的“开元盛世”，身在中原的唐朝百姓一辈子都没见过战争，看到安禄山这阵势都震惊不已。安禄山所经过的郡县，听闻叛军攻入，皆纷纷启程逃跑，整个河北瞬间失守。《资治通鉴》云：
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
当时太原守将八百里加急奏报安禄山造反，唐玄宗竟然不行，还说太原守将是因为讨厌安禄山，故意栽赃。
唐玄宗没想到的是，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东都洛阳就被安禄山攻陷，之后，潼关失守，不到一年的时间，安禄山就攻下了长安，唐玄宗仓皇逃走。
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直接将唐朝从“开元盛世”拽入泥淖，从此繁华不在。因此，宋朝大儒欧阳修在修《新唐书》时，曾评价：
禄山、思明兴夷奴饿俘，假天子恩幸，遂乱天下。
欧阳修把天下大乱的责任归咎于安禄山和史思明，实际上，这种说法不可置否，毕竟，从结局上看，本就如此。
但是，若没有安禄山、史思明的造反，唐朝的“开元盛世”会持续下去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唐朝就已经病入膏肓了，其症状表现为4个方面。
一、帝王骄奢，高层腐化
唐朝天宝十年，唐朝的贵妃园西侧机杼声嘈杂而有序，700多名织工和绣娘每天辛勤劳作，她们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人——杨贵妃。不错，为了帮杨贵妃缝制各种各样的衣服，700多人必须日夜赶工。实际上，700名织工和绣娘只是冰山一角，其他为杨贵妃准备胭脂粉黛、鲜花玉露、钗环珠翠的工匠更是多达上万，《旧唐书》云：
“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
这描述的正是杨贵妃和其家族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
《战国策》曰：“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杨贵妃的奢靡只是整个唐朝皇宫的缩影，若没有唐玄宗的万般宠爱，杨贵妃及其家族自然不会如此奢靡。
唐玄宗的这种奢靡，源于他的骄傲和不思进取。不得不承认，唐玄宗登基之初，任用姚崇、宋璟等人为相，唐朝在贞观之治、永徽之治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峰，到了开元年间，经济、文化之繁盛，前所未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开元盛世”。然而，取得如此成就的唐玄宗渐渐志得意满，唐玄宗不再以百姓为朝廷基石，把“开元盛世”当作自己取乐的工具。
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故事，为了能让杨贵妃吃上新鲜的荔枝，唐玄宗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这种奢靡之风，为后世的惨状埋下伏笔。
二、奸臣当道，小人当权
唐朝有四大贤相，所谓的“唐朝四大贤相”没有魏征、没有马周、没有狄仁杰、没有李泌，这四人分别是贞观年间的房玄龄、杜如晦，和开元年间的姚崇、宋璟。房杜自然不用多说，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四海，功勋卓著。而姚宋二人的政治贡献却鲜有人知，可以这么说，开元盛世的繁华，有一半以上都是这二人的功劳。
在姚崇、宋璟之后，唐玄宗任命苏颋、杜暹、韩休等人虽然能力不及前者，但治理水平还说得过去，唐玄宗任用的最后一位好宰相，就是张九龄，然而，在张九龄之后，李林甫上位，此人堪称“口蜜腹剑”，在宰相之位上浸淫19年，是吏治败坏的开始。
李林甫担任宰相之后，大肆排挤异己，命心腹之人掌管刑讯，稍有政见和自己相左者，立即寻借口问罪，有的被贬，有的被刑讯打死，一时间，朝野上下，无人不惧怕李林甫，就连当朝太子李亨(后来的唐肃宗)也不敢和李林甫作对。
李林甫在位19年，权倾朝野，言路闭塞，排斥贤才，导致唐朝朝纲紊乱，对开元盛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司马光曾评价：
林甫媚事左右，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而李林甫的继任者杨国忠，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杨国忠凭借是杨贵妃的族兄的身份，被唐玄宗任命为宰相，其任职期间，贪污受贿，专权误国，败坏朝纲。
正如《旧唐书》所言：
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
宰相祸乱朝政，唐玄宗一味享乐，有君王如此，有宰相如此，开元盛世焉能持续?
三、土地兼并、百姓流亡
从南北朝到隋唐，一直实行均田制，所谓的均田制是指按照人头分配土地，到了唐朝天宝年间，唐玄宗放纵土地兼并，均田制无法再执行。
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
因为唐朝统治集团日益腐化，王公贵族仗着有权在手，大肆侵占百姓良田，而底层士绅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也纷纷购买百姓土地，大量的百姓因为无地可种，最终沦为流民。
这些流民，运气好的可以继续为地主阶级种地，沦为佃户，若运气不好，只能四处流传，或靠乞讨为生，或靠犯罪来维持生计，给底层社会造成很大负担。
这种流民现在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举国上下都存在，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的一封诏书，充分体现了当时全国的流民现象之严重：
使黎甿失业，户口凋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佣假取给，浮窳求生。
流民问题，本质上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归咎于唐朝统治阶级的败坏。
四、军阀割据，尾大不掉
唐朝初年，在府兵制的大环境下，唐朝共设置了634个折冲府，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折冲府戍卫在长安以及关中地区，目的是保护首都长安，仅有不足400个折冲府位于边境。这种集中兵力包围长安的情况，被人称为“外轻内重”。但到了唐玄宗时期，府兵制被破坏。
到了唐朝开元四年，唐玄宗设置节度使制度，允许节度使率兵镇守边疆。由于府兵制被破坏，唐朝不得不以募兵代替府兵制，募兵的最大弊端就是他容易被地方军阀收买，效忠于节度使，而不效忠于君王。节度使们有土地，有百姓，还有自己的兵马，大大削减了唐朝君主的军事权力。最后导致，唐朝从“外轻内重”变为“内轻外重”，成尾大不掉之势。
贞观年间，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军事力量都集中在关中地区，到了天宝年间，关中驻军不足8万，而边镇的兵力达到50万，也就是说，关中地区的兵力降到了不到六分之一。由于深受唐玄宗信任，安禄山本人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其兵力近20万，实力巨大。
实际上，安禄山之所以能身兼三镇节度使，和奸相李林甫有很大关系。自唐玄宗登基以来，朝中宰相大多从各地的节度使中晋升而来，李林甫当上宰相之后，为了避免后来者居上，便想断了这一条升官之路，于是，李林甫便劝唐玄宗多任用蕃将，因为蕃将身体雄健，长期长在马背上，又对朝廷忠心耿耿。唐玄宗因此采纳李林甫的建议，为安禄山等蕃将出任节度使提供了便利。
以上四点，如果总结起来，其实就是唐朝在安史之乱前，已经发生了内部矛盾、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唐玄宗的奢华帝王生活的背后，已经是矛盾重重，大厦将倾的唐朝。所以，即使没有安禄山、史思明的造反，唐朝的繁荣也将不再持续。
与其说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不如说安史之乱的出现，加速了唐朝的由盛转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