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出任地方官，清朝和宋朝官员的反应为什么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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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朝，京官出任地方官，是一件大喜事，以至于产生了俗语“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

　　可是，如果我们来到宋朝，就会发现画风完全变了。如果一名京官被外放为地方官，他不但不会兴高采烈，反而会愁眉苦脸，一幅苦大仇深的样子。

　　这里有一个苏轼的故事。

　　在1071年之前，苏轼除了两次分别为母亲、父亲守制外，一直在朝廷里做京官，过着悠哉乐哉的日子。1071年是苏轼官场上的第一个坎。这一年，他因为上书朝廷，讨论新法存在的问题，惹得王安石不高兴。在王安石的指示下，御史谢景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苏轼。

　　很快，宋神宗将苏轼外放到杭州，担任通判。通判与知州平起平坐，掌管粮运、家田、水利、诉讼等事项，还负有监察知州的责任，颇有实权。但苏轼心里是郁闷的，哪怕是面对旖旎的西湖美景，依然发出“伟人谋议不求多，事定纷纭自唯阿”的感慨，笔下倾斜着一股淡淡的悲伤。

　　好在西湖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湖山之中隐居着不少有道高僧。苏轼来到杭州后，与很多高僧结为好友，渐渐地看淡了官场生活的起伏跌宕和人生命运的悲欢离合，以更加豁达的心态，思考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

　　除了苏轼，晏殊、欧阳修、王安石、寇准等官员都是如此。有宋一朝，大多数京官被外放为地方官时，都没有什么好心情。

　　既然都是京官出任地方官，为什么清朝官员兴高采烈，宋朝官员愁眉苦脸?

　　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就是京城和地方资源的不对等。

　　我们先来看宋朝。

　　宋朝创建之初，充分吸收了唐朝和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惨痛教训，将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尽可能地集中在朝廷手里。

　　对于原本是地方大员的节度使和观察使，则尽可能地削减权力，使之变成了一个虚职。至于知府、知州等地方官员，虽然依然存在，但受到了较大的限制。比如，朝廷在知州、知府之外，另外设置同等级别的通判。知州、知府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后才能生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牵掣知州、知府的权力。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从京城外放地方的官员在这样的环境里办事，一定会很郁闷的。

　　在宋朝时期，由于开发程度的不一致，京城开封是最繁华、最发达的地方。在开封之外，越远离京城，越是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物产匮乏的地方。一名京官从开封舟车劳顿地跑到当时还是穷山恶水的广东、海南去上班，收入也下降了很多，心情会好吗?

　　我们再来看清朝。

　　清朝入关之初，地方官员的权力也不大。后来，地方官员的权力日渐增加。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以陶澍、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汉人地方官员的崛起，地方官员的实权超过了京官。总督、巡抚不光是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还有可能影响到朝廷制定政策。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人在遇到重大事项时，总是会咨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意见。

　　当权力已经倾斜到地方时，京官外放为地方官，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情。

　　不仅如此，地方官收入远超京官。

　　清朝最初学习明朝的制度，实行“低俸制”，京官和地方官的收入都差不多，大家都过着苦哈哈的日子。雍正期间，朝廷出台了“养廉银”制度，地方官员多了一笔养廉银，收入猛增，远远超过了京官。更何况，在地方上做官，还有很多灰色收入，也是京官们梦寐以求而不得的。

　　在这种情况下，京官巴不得外放到地方，哪怕是降一级也无所谓。毕竟收入才是硬道理。

　　明朝、清朝以来，京城不再是最繁华、最发达的地方。江南一带才是中国最繁华、最发达的地方。事实上，全国各地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开发，各方面的差距缩小了很多，在京城做官和在广东做官，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因此，为什么要呆在京城当一名穷京官，去地方上赚银子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