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作为春秋霸主原名叫做唐国 后面为什么改名为晋国了
还不了解：晋国改名的读者，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春秋霸主晋国原来叫唐国，为何后来改成晋国?
1、古唐国
殷周之际，在今天山西省南部的翼城、曲沃、绛县、襄汾、侯马之间，有一个古老的小国，历史上称其为唐国。唐国东邻太岳山脉的西麓，北、东、南三面地形偏高，向西倾斜，法水由东北向西南缓缓流去，经今侯马市南郊，再往西南不远处，流至今新绛县东南境，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湖泊，史称“王泽"，然后注入汾河。
在远古时代，我国北部曾经有一个叫做陶唐氏的部落，这可能是一个善于烧造陶器的部族，故以陶为名。“陶”，古读为尧，于是，后世遂把作为族名的陶唐氏人格化为传说中的帝尧，或连称“帝尧陶唐氏”，或把夏、商、周以前称为唐尧虞舜。
陶唐氏在若干年代之后衰落下去了，有虞氏代兴，陶唐氏的宗子飂叔安有个后裔叫做董父，曾在帝舜联盟中供职，甚得帝舜氏欣赏。于是，封之以土田，赐之姓氏。“飂”就是“刘”，可能是陶唐氏大部落中的一族。所以，到了夏代就出现了陶唐氏裔子刘累，刘累就是飂叔安的后人。豢龙氏自董父开始，到夏代孔甲在位时衰落了。这时叔安的另一派子孙刘累出来在孔甲的王朝做官，改称御龙氏。御龙氏获罪，惧罪迁逃于鲁县(据说即今河南省鲁山县)。
他们就是春秋时晋国卿族范氏的远祖。
《国语·晋语八》记述晋卿范宣子(士匄)对出使晋国的鲁国大夫叔孙穆子的一段话：
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周卑，晋继之，为范氏。
根据范宣子对他们家世的自述，似乎南迁的御龙氏在商代曾北上复居故地，因为在夏时他们也以豕韦氏为族名，所以商时仍袭用这个旧名。商末周初，他们的国家叫唐国。周灭唐后，唐君被迁到杜(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故名唐杜氏。
关于古唐国的历史，除上述《晋语八》有记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记述与其相同。商代唐国则是传说中帝尧后裔的一支“帝尧陶唐氏”和他所处的晋南历史如何?史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今天的晋南在夏代以前成为尧舜禹活动的中心。“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这时，《五帝纪》说：舜帝继位要“之(到)中国”。《史记·集解》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这块地方，即帝王所都。
历史传说需要考古学的验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考古学者已经找出了解答的钥匙。
中国古文化有两个重要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以玫瑰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源于大凌河流域，以龙(或龙鳞)为标志的红山文化。它们形成、出现的时间距今约六七千年，都是从自己的祖先衍生或裂变出来的，各有自己的“根”。
花(华)和龙最早分别出现在六七千年前的华山脚下和燕山之北，二者出现的时间相近，可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它们产生的条件也相似，这意味着东亚大陆上的文明曙光已经出现。华山脚下的玫瑰和燕山以北的龙在距今五千年前在桑干河上游(河北、山西北部)对接，结合成了共同体，迸发出文明的“火花”。
距今四五千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所代表的古文化，人们已经使用大石磬和鳄鱼皮鼓随葬。这反映出其社会发展到了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陶寺人”使用具有明显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的斝，也包括源于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还包括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种“L”形石推刀。这说明了陶寺的文化面貌已具有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性质。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华)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连同江南的古文化都聚集于此，犹如车轮之辐聚于车毂，证明了四五千年前的晋南是当时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也证明了陶唐氏作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曾真实存在。
作为陶唐氏后裔一支的古唐国在历史上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山西通志·金石记》著录了一只前代出土的“唐子爵”，它的铭文仅有四个字：“唐子且(祖)乙”。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断言它是“商世唐君之器也”。
《诗经·周颂》篇说武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这里的“刘”即指上述刘姓的陶唐氏后裔。可见周武王伐唐是仅次于伐商的一件大事，只因史书失载，古唐国在这次历史大动荡中遂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
武王克商建立了周人的统治，他为监督商人残余势力的反抗将其弟管叔鲜、蔡叔度，同母弟霍叔处，封于原殷都附近。但武王在位的短短几年中，周人对全国的统治并不巩固，政治上潜在着严重的危机。因此，在他死后，其子成王即位，由周公(姬旦)摄理政事，而管叔、蔡叔不服，王室内部矛盾尖锐，围绕着周公摄政的问题，酝酿着严重的权力之争。
商纣之子武庚(禄父)趁机利用周人上层集团中的矛盾，联合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一起发动叛乱。周公旦率师东征，历数年之久才平息了殷贵族残余势力的反抗。古唐国也参与了这次叛乱，于是周公举兵灭唐，迁古唐国君主和贵族于杜，称其为唐杜氏。唐杜氏虽失国迁居，但仍在周室供职，并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民。一直到西周后期，周宣王杀死了唐杜氏子孙杜伯，他的儿子隰叔为避难逃到晋国，做了大理(法官)，这就是晋国贵族范氏的始祖。
2、唐叔虞
叔虞是武王的庶子，成王的同母弟，字子干。依《晋世家》之意，当时成王尚未亲政，叔虞亦为少年。桐叶封晋的故事把周初政治生活中封藩大事，描写成了一段儿童戏语，恐与历史的真实不相适合。武庚与唐人先后作乱，给了周人一个深刻的教训，他们感到有必要在叛乱者盘踞的地方，建立一些军事据点，控制局面，拱卫王畿，巩固周人的有效统治。叔虞封唐也像鲁、卫等国一样，是在这种特定历史形势下，周王室所采取的有计划、有目的的重大政治措施。
叔虞封唐时，现在的山西境内政局动荡不安。为了更好地理解叔虞封唐的作用和意义，我们不妨稍稍上溯到商末的历史中去。商代末年，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的平陆、芮城二县，有两个小国叫做虞、芮，虞、芮因土地问题发生了纠纷，据说他们的君长曾请求周文王为他们裁断曲直。
但在武王伐商的战争中，周人并没有因为这个帝舜之后裔——姚姓的虞国之君有过倾向文王的行为，而认为他对周王室就靠得住，在周人取得天下后，肯定将姚姓虞国灭掉了。同时将同宗的虞仲封到今平陆北部做了新虞国之君。这样姬姓新虞就代替了原来的姚姓旧虞了，只是国号不变。似乎同时将原来的芮君迁于今甘肃省的华亭边陲之地，将其同宗的子弟们分别封于芮、魏两个方国。
不同的是将原来分居芮城南北的两国进行了调整，将今芮城的中、东部划归魏国，而将其西部划归都城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的新芮国。周人为了打击商人的残余势力，或灭掉旧君，或迁其旧君使他失去作乱的温床，而以同宗姬姓子弟代之，但原来的国号不变，这大概成为一种贯例。周人在这次社会大变革中，先后共置七十一国，其中包括姬姓子弟五十五个(其中武王兄弟十五人)，这些被置于各地的方国之君则是周王室及开国元勋功臣的子弟。
唐国地处“夏墟”，它的东面紧靠太岳山脉，北、东、南三面与尚处于游牧时代，逐水草而居的狄戎部落为邻。当时唐国的叛乱刚平息不久，政局还不稳定，各种矛盾交错，形势严峻。所以，应从唐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以夏人之政治理夏民后裔。而且唐国内很可能有一定数量的“戎人”，也需要用戎人之法治理戎人之民。“
晋用夏正，《左传》讲得极为明白。夏正首月建寅，它是夏人根据他们居住的黄河中游的气候状况而制定的历法，比通行的周正在指导农业生产方面更为便利。总之，“启以夏政”就是要遵循夏人的传统制度风俗习惯和夏人的历法去治理唐国。
3、从唐到晋
姬叔虞封唐之后，史称之为唐叔虞，唐叔虞在位的年限大体与成王相始终。叔虞死后，他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也改称晋国。这一国号一直延用了六百年左右，到前5世纪，三家分晋，由韩、赵、魏取而代之。
燮父为什么要改国号唐而称为晋呢?
《汉书·地理志》说：
“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父)以晋水改为晋侯。”
班氏(固)所说的晋水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源一带，实际上到春秋初期那里还是戎狄活动的地方。前661年，晋献公之太子申生以下军灭霍(今山西省霍县西南十六里)之后，晋的势力主要向南发展，尚未越过今山西介休。直到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中行穆子(荀吴)才败北戎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当时晋国力量还不太强，唐(晋)没有在那里建国的可能。所以，这种说法在文献上是没有根据的。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晋源一带进行了发掘，从而彻底否定了“太原之说”。顾炎武等学者反对班固以来的北说(太原)，认为唐都在今山西省翼城县，或指平水为晋水，或指浍水为晋水，或指涑水为晋水，此被称为南说(山西南部)。但是，以晋水之名为国号的说法却并未改变，其实唐改国号应当别有原因。
文字学家认为，古代名物，尤其是山水国邑的名称之由来多不可考，一名之立，往往是当时当地之人根据某些特定的社会或自然因素确定下来，一经约定俗成，这种因素就渐渐被人们遗忘。
“晋”字的起源是很早的，它在卜辞中已经出现了，在西周以前它很可能就作为语言符号被人们使用了。《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释晋篇》认为它的字形像一件器物中放置了两支竹箭，它应是“箭”字的古文。我们觉得晋国以箭义得名是难以索解的，况且先秦文献上“箭”多称为矢，“箭”似是后起之字。它的上半部，有人说是下飞的两只鸟，有人说是倒立的两“子”字，总之，它是一个会意字，是器物中盛放某物的象形;从训诂上讲，《说文解字》说：
“晋，进也，日出万物进。”晋确有“进”意，《广雅·释诂》把它与“供、奉、献、御、奏、渐、跃、前、敕、奋、揖、荐、许”等作为一组同义词而列在一起，后世说“晋升”、“晋封"、“晋谒”、“晋级”、“晋见”，都含有由下而上的意思;从通假关系上来分析，“搢”是晋的孳乳字，《周礼·春官》，“王晋大圭”，实即“王搢大圭”;《说文解字》：“搢，插也，从手晋声。”
绅，前史皆作“荐绅”，说明“搢”、“荐”是通假字，那么晋、搢、荐实同出一源。荐本意是草席，后来把祭神祀天叫荐羞。
《左传》讲“明德以荐馨香”，《国语》韦注：“荐，进也。”可见“晋”字在造字之初是取器中盛物，献于神明之义。
耐人寻味的是《史记·鲁周公世家》说：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穗)，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周公既受禾，嘉天子命，作《嘉禾》。”
这似可以作为燮父改唐为晋的史证。在上古时代，社会生产力还很低下，征服自然的能力更低，文明和科学尚在萌芽阶段，一切寄望于上帝和神鬼。人们往往把自然界出现的异常现象视为上帝所降的灾祸或祥瑞之兆。
这对于刚刚灭商而取得政权的西周王室来说，当时正处在周公旦东征胜负未卜的时刻，更需要以神道设教，团结周人，坚定东征中将士必胜的信心，鼓舞他们的意志。因此当叔虞晋献“嘉禾”以后，周成王便作了《馈禾》之篇，并命叔虞将“馈禾”作为奇宝珍品馈赠给正在“东土”征战中的周公姬旦，周公也倍受鼓舞，“嘉天子命”而赋诗撰文，写下了《嘉禾》之作，可以想见这株嘉禾赋予了西周贵族心理上多么大的慰藉。
在叔虞的子孙们看来，先祖向天子进献“嘉禾”并得到了天子的歌颂和嘉奖，这当然是一桩不朽的盛事和国家莫大的荣耀，所以是值得纪念的。燮父继位为君后，正是出于纪念其先君唐叔虞向天子进献“嘉禾”的荣宠，因此，他改称晋候以志之，接着便将其国号唐也就改称为晋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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