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为什么说宋神宗亲手断送了王安石变法?

  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王安石。

  虽然北宋在当时已经是全世界经济、文化、科技最发达的国家——那个时候欧洲还处在愚昧、混乱、贫穷的中世纪,可是

  要在全国推行技术难度极高的青苗法,依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时代的局限性摆在那里。

  但是,王安石是一个能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人,他身上具有革命家那种狂飙的气质,聛睨一切,傲视四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种狂飙的气质,与当时朝廷上那些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大臣们比起来,简直就是另一个次元的存在。也正是因为这种立志改变现状的魄力和不顾一切的强大气场,让同样热血沸腾的宋神宗对他相见恨晚。

  但是,王安石狂飙的气质用在改革上,就显得不太适宜。革命需要激进,需要霹雳手段,但是改革需要渐进,需要春风化雨,步步为营,慢慢推进。

  司马光曾对宋神宗说:“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然而,王安石显然是等不了慢慢推进的,他需要的是一步到位、立竿见影的效果。

  另外,王安石将青苗法在地方上推行的效果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但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他也只能根据青苗钱发放了多少,收回了多少,赚了多少利钱之类的数字来判断青苗法的推行效果。

  他甚至向下级官员下达贷款指标,全然忘了这与他自己制定的百姓“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的原则相冲突。

  在这种将青苗法列入官员考核KPI的思想指导下,对于纸面数据漂亮的官员,王安石则认为该官员积极推行新法,因此给予提拔和重用;对于纸面数据渗人的官员,王安石则认为该官员消极推行新法,因此给予降级和罢黜。如此一来,地方官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为了登上更高的阶梯,就必然会刻意迎合王安石。

  于是,形式主义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并且愈演愈烈。

  很多地方官员为了完成青苗法KPI,只能强迫农民兄弟贷款。如果农民兄弟说咱今年收成好,不需要贷款,那么官员们就“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除此之外,有些地方还强迫富人为穷人做担保。一旦穷人无力归还贷款,那么富人的财产就将被地方政府剥夺,这想想都可怕。

  韩琦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说:“故自敕下以来,一路州县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上户不愿请领,只据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愿请者支偯,则实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人家还真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实话实说。

  尽管王安石还规定青苗法的利息只能是二分,但是地方官为了保住贷款本利的回收,让上交给朝廷的账面数据好看,就私自提高了贷款利率。有的地方贷款利率甚至超过了民间机构的高利贷,可谓是丧心病狂。

  为了收到足够多的本利,地方官员对无力还贷借贷者“行刑督索”,“或举县追呼,或排门抄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
,所作所为跟敲寡妇门、挖绝户坟差不多一样缺德。

  熙宁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又遇上了大旱灾,“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糁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在这种情况下,流民们还要“身被锁械,而负瓦楬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

  全国各个地方政府齐心协力的结果,就是国库充盈,据杨子忠先生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宋神宗熙宁六年散发的青苗钱为一千一百零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单位是
“贯匹石两”),回收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贯匹石两),利息钱为二百九十二万(贯匹石两)。

  国家财政赤字的问题是解决了,可是漂亮的账面数据背后,却是全国的富人们变成了穷人,穷人们变成了卖身还债的人

  ——估计下一步就会变成水泊梁山的人。

  这种不正常的放贷收贷模式,虽然能在地方官员们形式主义的集体操作下,一时获得国库充盈的良好效果,但是这这种效果必然无法持久。

  在青苗法实行了十年以后的元丰三、四两年间,青苗贷款出现了贷多收少,或贷收都下降的情况。相比而言,

  元丰四年贷款本息收入的亏损高达198.6515万。

  白纸黑字的数据表明,青苗法的实施,已经严重的动摇了国本。

  前面提到的那个郑侠,本是王安石的学生,他在目睹青苗法给民间带来的危害后,曾给王安石提过“保留意见”,但是王安石没有回复他。于是,郑侠就写了一首讽刺诗:“何处难緘口,熙宁政失中。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君门深万叠,焉得此言通。”

  雄心勃勃的王安石,此时已经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包括宋神宗。

  王安石这种性格,司马光曾对他有过一个公允的评价,“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

  如果宋神宗再不令行禁止,那么大宋的江山用不着等到金兵打过来才垮掉。

  宋神宗在没有与王安石商量的情况下就暂罢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这让王安石非常的失望。他向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面加一把火,接着又泼一瓢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在有宋一代,想把水烧开,确实不容易。在王安石之前就有过范仲淹的政治改革,结果一样成为烧不开的水。

  范仲淹的政治改革方案解决不了三冗的体制问题,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方案解决不了国库的亏空问题,看来北宋朝廷虽然还有变法革新的动力,却没有了变法革新的弹性空间。

  无论是在国防上的虚弱,还是在民生上的困顿,北宋朝廷都已经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矛盾愈演愈烈。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没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难”,正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前后后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

  纵然有宋神宗这样的明君,王安石这样的能臣,他们也无法阻止宋朝走向衰落,这一切真的是历史的悲哀。

  最后用王安石的一句诗来做结尾吧: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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