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魏晋名士有多“风流”?吸毒喝酒炫富办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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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潇洒为何物，却看魏晋最风流。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时代，一方面，那个时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三国时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两晋时代“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汉人锐减到几百万人，濒临灭族边缘;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文人陷于苦闷之中，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受到极大挑战，而道家的无为思想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清谈之风大兴其道。魏晋风流的背后，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和文人的无奈。
魏晋名士有多“风流”，吸毒喝酒炫富办沙龙
都说魏晋多风流人士，这话不假。魏晋时代，出现了很多奇葩现象，令当代的行为艺术、颓废之举都相形见绌。说吸毒，那个时候流行五石散(又称寒食散)，当时很多名人都有吸食，比如西晋的大司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裴秀就吸食寒食散，并因为吸食后饮冷酒而死。“少有美誉，清操过人”的东晋名士王恭也不能免吸食五石散之俗。东晋的相国、大将军桓玄，带头吸食。书圣王羲之也有吸食五石散的毛病。好像那个时候如果不吸毒，就不时尚似的。
说起喝酒，魏晋时代的名士更多有此癖，“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最有名的当然属“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刘伶了，阮籍曾经醉酒六十天，阮咸曾经与猪共饮，刘伶连喝酒边乘车，告诉车夫喝到哪里醉死就埋在哪，因此有了“刘伶醉”传世。富豪石崇也不甘落后，建起“金谷园”私人会所，邀请“第一美男”潘安、“洛阳纸贵”的左思、“闻鸡起舞”的刘琨、名士陆机、陆云兄弟等“金谷二十四友”经常聚会，赋诗不成罚酒三斗，因此有了“金谷斗数”的成语。
说起炫富，不得不说魏晋时代的富人最疯狂，最有名的炫富当属石崇、王恺、羊琇三个超级大富豪。这都是晋武帝司马炎起带头作用而引起的奢靡之风。在晋武帝的率先垂范下，满朝大臣以摆阔为荣，王恺和羊琇都是晋武帝的亲戚，晋武帝公开支持他们炫富，王恺家饴糖水刷锅，羊琇家用活人抱瓮温酒，但他们还是比不过并非皇亲国戚的石崇，石崇曾经将晋武帝送给王恺用于炫富的一株两尺多高珊瑚树摔碎，打开库房，搬来几十株珊瑚树又高大大的珊瑚树用于偿还王恺，个个都比王恺的好。在这些穷奢极欲的所谓“名流”带动下，晋朝人认为炫富是非常体面的事情，竞攀之风愈演愈烈。
富人竞富，没有那么多钱的文人雅士们干什么呢?他们也有他们满足内心虚荣的办法，那就是办“沙龙”。魏晋时代的“沙龙”除了饮酒就是清谈，清谈的议题自拟，公开进行大辩论，于是人人成为“哲学家”。当然，清谈的议题“莫谈国是”，他们是不敢公开反对皇权，辩论朝政大事的。因为说那有杀头的危险。
魏晋清谈，真的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吗?
魏晋的清谈之风，如果非要找个源头，那得从一个叫何晏的人说起。何晏是谁，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广义的三国时代是从外戚、大将军何进欲诛尽宦官，反被宦官所杀，从而引发董卓进京开始的。何晏就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何晏的爷爷被杀，他自己并没有随之倒霉。因为何晏很快抱上了一棵大树。何晏的母亲尹氏嫁给了曹操，成为曹操的一个妾，因此何晏成为曹操名义上的养子。而曹操又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何晏，因此何晏又成为曹操的女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何晏日子过得很滋润，可以专心研究学问。何晏通读《老子》、《庄子》、《周易》三经，并为之作注，谓之“三玄”，何晏不只具有理论基础，还具有演说才能，兼之是个美男子，具有自然美的特点，所以深得人们喜欢。除了研究学问，演讲这些“正能量”之外，何晏喜吃酒，爱吸毒，每天召集一帮文人雅客“风流快活”，所以他被称为“清谈玄学之祖”。
何晏之后，清谈的队伍不断扩大，有与何晏齐名的王弼、竹林七贤、夏侯玄、傅嘏、荀粲、李丰、王广、王衍、王修、许询、庾龢、王坦之、韩伯、殷浩、庾亮、周顗、阮修、桓温、谢安乃至大书法家王羲之等。如果那个时候不加入“清谈”的队伍，未免就太不时尚了。
但“清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些风流雅士除了能说，推动逻辑学与玄学发展，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改变民生并没有什么作用。魏晋是中国的黑暗时代，老百姓生活得很困苦，人口锐减到几百万人，长期的战乱让老百姓都快死光了。如果不是横空出现一位英雄冉闵，挽救了汉族，我中华文明恐怕从魏晋时代就划上句号了。那时候的汉族普通人，过得不是人的日子，而是任“五胡”奸淫屠杀的“两腿羊”。清谈是改变不了老百姓的悲残命运的。所以清谈虽然时尚，但在当时就遭到了一些“实战派”的抨击。清谈名士王衍是西晋清谈名士，同时位居太尉兼尚书令，朝廷重臣。当西晋亡国之际，他试图以雄辩的口才摆脱责任，石勒就大骂他：“你名声传遍天下，身居显要职位，年轻时即被朝廷重用，一直到头生白发，怎么能说不参与朝廷政事呢?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过。”，将他活埋之。王衍临死前幡然悔悟：“平时如果不崇尚浮华虚诞，勉力来匡扶天下，也不至于到今天的地步。”。而清谈鼻祖何晏、王弼，被东晋大儒、《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祖父范宁更是指斥为“二人之罪，深于桀纣”。这可正应了那句俗话：百无一用是书生。
名士潇酒的背后，是内心的惶恐与无奈
魏晋时代多“风流才子”，多“行为艺术”，后人称之为“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的角色们，在这个大乱时代，刮起了“美容之风”、“吸毒之风”、“饮酒之风”、“清谈之风”、“任诞之风”、“隐逸之风”、“品鉴之风”、“奢侈之风”、“清议之风”、“艺术之风”等。这些风气的形成，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深切的关系。
两汉以后，历史进入三国时代，三个国家打了半个世纪的仗，打得三个国家加起来不到一千万人。要知道汉朝鼎盛时期的人口达到六千万人呢，损失人口高达百分之八十三。西晋短暂统一后，历史又进入“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时代，动乱的时代时间长达三、四百年之久。这一时期的文人是苦闷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厦，被文人们严重质疑。儒学不能救国，政治上受到高压，人生的出路在哪?于是，另一种诸子百家思想“道学”开始重登历史舞台。何晏批注的《道德经》、《庄子》、《周易》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登场的。
为了排解苦闷，文人们想出了形形色色的方式。有吸毒的，生活在幻觉之中不能自拔;有美容的，出现了最早的“娘炮”;有饮酒的，饮到发疯发狂;有逃离现实世界到世外桃源的，陶渊明就是个典型;有沉醉于艺术的，远离政治，那时候正是中国书法、绘画的兴盛期。最时尚的，还是清谈，谈天说地吹牛逼，只要不涉及政治，那谁也管不着。装傻、装糊涂、装疯、装病……文人雅客们各种“装”，其实正是掩饰的内心惶恐与无奈。国无雄主，报国无门怎么办，只能避实就虚，谈东说西，顾左右而言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