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代公廨的形成来源是什么?
公廨是指中国古时候官员的办公之所。在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上,历代王朝统治者基于“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的理念,非常重视公廨的建筑格局与行政功能。在漫长的过程中,由于中央集权的不断完善,公廨规制从分散而集中,建筑模式逐步统一。
明代公廨的形成来源
关于公廨的历史记载,最早可见战国时期。公廨最早被称为官府。在东汉大鸿胪寺在改为佛寺之前为做官府,故称官寺,又有“署”其称呼。廨”这个词语,最早可见东汉,经过南北朝后,用例逐渐增多。到了唐代,公廨、官廨、廨宇、廨舍、公署、官署、廨署、衙署、衙门等众多称谓,遂为普遍。
在众多关于公廨的称谓中,“衙门”“衙署”最为通俗。
关于公廨的众多词语,大多追溯于汉代,语义稍异。其后经过各朝代的词语混用,伴随着语义融合,逐渐相近,至少到了宋代,语义几乎一致。明清时期,继承宋元文化已为习惯并在使用。到新中国后,这些词语均被“政府”取代了。
就行政区分而言,公廨大致分为中央公廨、地方公廨两类。虽然本文主要论及的是地方公廨,但每个朝代地方公廨很大程度上受中央公廨布局的影响,因此我们将看历代中央都城与公廨的建设演变。通过历代王朝的都城建筑演变,我们可知中国古时候都城建筑文化的大致情况。由于历史原因,秦代以前的公廨布局已不可考证。但能推断出中央公廨大部分都设在宫殿内或附近,这是中国古时候封建王朝的一个传统文化表现。
明代建筑政策及公廨建筑
中国古时候历史上,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公廨建筑。但宋代以前,不管在中央还是地方,公廨建筑均处于或有或无的状态。北宋初的中央官僚亦无公廨,遇出省急事,官吏僦民间屋暂住。
明代以前,公廨只不过“听事”之所,虽然已定办公与居住“合为一体”的建筑格局,但事实上,僚属总在私第或民屋处理事务,每件事情“既然稽缓,又多所泄漏”。不难看出,宋元时期公廨对国家治理作用没有明清时期隆重。由此,明朝严格规定了官方建筑形制范式明代公廨建筑格局与功能。
明朝建国伊始,公廨主要建设包括大堂及其左右耳房、堂前廊房等核心建筑。开国之初,正官和属官集中住在公廨内并共同办公。明朝君臣为了重建君臣关系而恢复社会秩序,在皇帝敕令、臣下奏议中多次鼓励言事。明初开国时期政治气氛相当开放。明代公廨大部分继承前代公廨之基址,也并不允许建筑过于宏美。
除公廨之外,明朝还颁行天下一律建设各种国家政治礼仪性建筑:一是儒学,府称“府学”、州称“州学”、县称“县学”,是教育府州县生员的学府。太祖按“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重教思想,洪武二年十月,颁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其后都司、行都司、卫所、转运司、土司皆按府州县建儒学。
年龄15岁以上的生员俱照例送入学,明初规定,府学定员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土官入学无定额,后来每府州县往往超过定员。儒学形制基本是国子学)的缩影,廨修扩建行动相当频繁,修建范围以正堂、仪门、大门等已存的建筑物为主。大多数的地方公廨在宣德、正统年间因岁久或遇灾颓坏,公廨修建当成了急要之务。还有公廨扩建行动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扩建属官、吏胥办房。明中期,在政治上官员间的上下关系发生变化。明朝府州县正官需要严格遵守任期,也不得祖籍任职。在一个公廨中,正官毕竟是外人,然其属官、吏胥都是本地人。正官对工作环境并不熟悉,日常政务繁忙,不得一任。很自然,各种职权对部下的依赖程度加深。
第二,重建宣扬性建筑,推行规格化。随着明朝统治长久,公廨等官方建筑包含的“象征”角色显然浓厚。为显示明朝“一代之制作”和礼仪思想的雄厚,将建筑格局急需规格化。已前面说过,申明亭、旌表亭、戒石亭等建筑,虽然明初早就命令天下一律建置,但实际上或有或无。所以就明代而言,包括仪门、谯楼、申明亭、旌表亭、戒石亭等宣扬性建筑的有无或完整程度,可做一种规格化的标准。
第三,扩建后堂建筑,私人空间充实。大抵是上述二条件完成后,政治实用功能几乎完备,可扩建开始涉及正官的后堂。虽是用以处理密事之所,但后堂本身是正官私人生活之所,此时期主要增置花园、池塘、客厅、厨房、杂屋、憩息、游玩、生活等与政治无关之所。以后堂为核心的建筑群,与大堂建筑群门墙相隔,成了一个独立的院落。
明中期的长期政治动荡,由于明世宗治世初期的励精图治,社会秩序稍微恢复起来。然也只是昙花一现,内患外寇、农民贫困等社会问题继续存在,导致了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君臣关系相如水火、奸臣垄断政权,明朝一天天腐败下去,君臣彼此努力也无济于事。最后,社会秩序崩溃,不能逃脱国灭的命运。
就公廨建筑政策而言,至嘉靖时期已成定制,其后虽各有倾圮、修建、新建等情况,但建筑礼制没有太大改动。柏华先生所定为“嘉靖定制”此概念,正是恰当的。规划定立后,公廨建筑政策达到了维持的阶段。维持的手段大概有两种:
第一,基于已存的机构,再扩建专门机构。公廨既是政治建筑,又有礼制建筑的侧面,中国古时候王朝对礼制有层层周密的规定,一般为了避免损害国家威严,既有增加、调整等积极行为较多,然很少有减少、废止等消极行为。就府州县廨建筑而言,通过梁柱、房数等调整增置各种机构。
第三,挂匾额,赐标语。如上所述,公廨规模扩大带来了“象征”“威严”的色彩浓厚。随着公廨建筑格局功能的规格化,明朝还企图从礼制方面来加上官场的神威感,故各建筑物上挂匾额,赐予宣扬性的标语。挂匾额最代表的宣扬性建筑有牌坊。牌坊,对府州县正官公廨的牌坊特称“宣化坊”。
顾名思义,匾额上题的名称目的是为了宣化臣民,从字面上表现官员廉政的思想。例如,河南内乡县衙博物馆现存的牌坊有“菊谭古治”“忠廉坊”等标语。挂匾额,立牌坊,最早出现于明初时期,而明中期有的地方早已完备,然至嘉靖年间后因各地公廨机构齐全,便在全国普遍。同时,大门前的石狮像、照壁等附带建筑也依次出现。这些设备虽然没有实用功能,但既有标示的存在,又能够让百姓容易感受到公廨官界的神威感。由此,随着“八字衙门”具备的象征面貌要素逐步齐全,名副其实的明代公廨终于彻底完成了。
然机构完备后,明朝立即政治糟糕,公廨不能维持多久实际意义。不可否认,明朝轻视公廨的态度对地方官员有很大的影响。至此,明朝官员的廉政思想,及明代公廨的“象征”“威严”角色,均已名存实亡。
明朝建国之际,严格规定了公廨建筑格局。按朝廷颁布的“范式”,各县级以上行政隶属普遍建设。明代公廨基于前代公廨的建筑特征,又受到了宫殿建筑和民间建筑的建筑模式制约加以规整。清代大部分沿袭明代的建筑模式,因有很大的普遍性,一般统称为“明清衙署”。
在明朝统治下,既然设置府、州、县等地方行政区分,就要急于建设公廨。作为明朝政治之“象征”,其兴废情况反映出明朝政治之复杂变局,也和地方政治关系密切。因此,谈及明朝治国的运作情况时,公廨则成为无可缺少的一个政治环节。
明代公廨蕴含的“政治性”“精神性”极强,公廨以宣传国家支配的威信为目的来建设,公廨能够直接传达中央集权的国家命运,并成为明朝统治之精神支柱。由于明朝中央集权的完善,公廨亦奠定了作为“宫阙之末”的历史地位。因此,到清末基本继承了明代形成的建筑模式和礼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