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朝的经济水平真的不如汉唐吗？

　　明朝万历年间，退休回家的明朝内阁大学士于慎行，在其著作《谷山笔麈》里，写下了自己的重要疑惑：都说唐朝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可唐朝皇帝单是给郭子仪赐宴，就花了十多万两白银;中晚唐的藩镇犒赏兵士，更动辄上砸百万两白银;再看汉武帝讨伐外敌，那也是动不动几十万人规模，看着都烧钱。感兴趣的网友们和为什么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可再看看“我大明”呢?于慎行叹息说：别说日常的动兵调粮，就说万历朝鲜战争，不过派了四万人过去，为了军粮军费，就恨不得把国库掏空，勒紧裤腰带都凑不齐。这天上地下般的对比，那简直是“古今物力，为什么相悬若此”——怎么“我大明”，还没有汉朝唐朝有钱呢?

　　其实，于慎行发这段感慨的时候，还是明王朝财政比较稳定的“万历中兴”时代。如果再看看十七世纪上半叶，风雨飘摇的明王朝，在缺粮缺饷的困境里活活穷到上吊的惨状。就知于慎行的这声叹息，何止是痛苦的领悟?更是句虐心的神预言。

　　那么，明朝的经济水平，真的像申时行疑惑的那样“不如汉唐”吗?事实是，北宋的社会经济水平，就已远远甩开了唐朝。而明朝洪武二十六年时的耕地面积，就达到了八百五十万顷，比两宋最高值还多三百万顷，洪武二十六年的税粮收入，更突破了三千二百万石。是宋元两朝最高数值的一倍多。

　　而到了于慎行生活的年代，明初洪武年间的这点“产值”，那更成了小儿科：《明实录》记载，明朝天顺年间时，山西阳城一地每年的铁产量，竟是明初洪武年间山西全省铁产量的七倍。到了于慎行担任大明“阁老”的万历年间，同是其著作《谷山笔麈》里吐槽，北京城里卖酱油的小贩，都是“有千万之资”。看着一身朴素衣着沿街叫卖，其实是“土豪满街走”。

　　同样这个年代，也是明王朝奢靡风气大起的时代。卖酱油的“有千万之资”算啥?利玛窦笔下的明朝官僚饮宴，吃一个通宵都是常事，每顿都是新奇食材充斥。《五杂俎》等史料里的明代市集，每逢年节时就无比热闹，各种宝货吸引眼球，简直是“人烟凑集……总四方土产奇珍”。士大夫们的生活极度考究，即使是官员家的女眷，戴的珠冠造价就通常千两白银。年轻的读书人，也以追求奢靡为荣，比如昂贵的湖罗衫，就在读书人间非常风靡。

　　可以说，无论是社会经济水平，还是城市商品经济水平，于慎行生活年代的大明朝，都不知甩开汉唐几条街。可为何偏偏是不争气的大明国库，落到“不如汉唐有钱”的窘境呢?

　　是因为明朝收的税太少吗?在万历皇帝眼皮底下的卢沟桥，四十里的路程上，老百姓要缴纳“炭税”“煤税”“草税”等各种名目，然后“桥有税”“口有税”“门有税”。走这么一小段路，就是“重叠如之”。每一份税，都是重复征收。

　　这一套“层层扒皮”操作，普通百姓也是苦不堪言。卖酱油的“千万之资”不假，但这也只是个别行业。以另一位明朝内阁大学士朱赓的叹息说，更多的京城商户，却是“十室九空”，受不了盘剥的都跑了，顽强坚挺下来的，也是“犹满路哀告”，日子苦不堪言。

　　而跟此时的明朝农民们比起来，这一点苦更不算啥。明朝农民承担的赋税，说是“税轻”。但明王朝的惯用套路，就是“加派”。可不止是明末“加派”辽饷。比如“养活藩王”这事，“加派”就是常见操作。单是在陕西白水县，为养活当地藩王，万历年间每年就加派白银七百五十两。至于万历年间“赐瑞王田”“福王就藩”等家务事，也全靠“加派”来买单。以《白水县志》形容：具系宗室日繁，剜肉医疮。

　　也就是说，大明朝只要多一个藩王，甚至藩王家多生了个娃，大明朝的苦农民们，就要这样被“剜肉医疮”般割一遍。参考下明末宗室藩王们几何级数般的增长速度，就知道晚明的农民们，究竟被割了多少刀。而且这“割”出来的钱，没有几个铜板进入国库。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大明“税轻”，那么最心知肚明，还是于慎行所处的士大夫阶层了：以明初的制度，明朝的士大夫们，基本没有多少特权。特别是地方官们，也只是减免部分赋税劳役，该扛的丁点不能少。但经过一代代大明官员们的精准钻空子。到了万历三十八年时，明朝士大夫们享受的赋税劳役“优免”数额，竟比张居正改革时暴涨了十倍。这“优免”出来的钱粮，当然就甩锅在苦农民头上。

　　所以，也就有了《西园闻见录》等史料里，明朝社会的咄咄怪事：“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有钱人一分钱税不交，穷农民什么钱都交。一旦交不起，只能举家逃亡，待到逃都没地逃，反抗的烈火，自然说烧就烧。至于大明的国库?自然也就“烧”没了钱。

　　于是，比起于慎行大惑不解的“古今物力，为什么相悬若此”?后来打进北京城的李自成，倒用账单写了答案。《后鉴录》里统计，李自成从北京拷掠的七千万两白银里，“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官什二。”大明朝的钱，都跑到这群蛀虫家去了?

　　这声发问，对比“账单”，除了叹息，亦是多少深思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