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嘉定三屠到底有多惨烈 仅扬州一城,死者就多达8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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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嘉定三屠”,还需从“剃发令”说起。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清廷发布剃发令,嘉定百姓当然不从命。两千多年的思想不是一道圣旨就能改变的,于是乡绅侯峒曾带领嘉定绅民起义反清对于让汉人剃头从满制。清王朝本是相当谨慎的弘光朝投降,豫亲王多铎进入南京之后,曾有这样的公告:“剃头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明季南略》),然而,不久之后这项政策却发生了180度转变。

  剃发令颁发到嘉定后,嘉定绅民拒不从命,喊出来“头可断,发决不可剃”的口号。嘉定城著名乡绅侯峒曾主张积极地起兵抗清,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以死明志。于是侯峒曾联合黄淳耀等人奋起反抗,清吴淞总兵李成栋(南明降将)立即领兵五千来攻。

  嘉定城在黄淳耀的领导下,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墙,并且四处请求增援。八天后,援军终于赶到。但是,这支由蔡乔率领的队伍只有三百人,而且装备极差,必打不过装备精良的清军,转眼间就被李成栋的部队拦截击溃了。

  侯峒曾、黄淳耀等人本来想借用城外乡兵扼阻清兵。可是,四乡乡兵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根本没有作战经验,人数虽多,实际上处于一种无序无领导的状态,难以同正规清军作战。双方才一交锋,乡兵就不战自溃。甚至在作战时,因为后退、逃跑等,常常出现踩踏现象。

  不过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李成栋的弟弟就在乡兵的一次伏击中被杀死。李成栋恼羞成怒,亲自率领全部人马进攻城北的娄塘桥,将大部分集结在这里的乡兵全都杀死。

  三天后的黎明时分,在隆隆的炮声中,李成栋下令攻城。次日城破,侯峒曾眼看大势已去,奋身投入池中,但还是被清兵拖出斩首,他的儿子侯玄演、侯玄洁也不能幸免。黄淳耀躲进一座寺庙,在墙上写下一段悲壮之辞后,上吊自杀。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局出人意料的进展迅速,江南半壁臣服,除了东南西南,满清基本已控制了整个中原,安抚之策已达到目的;二是汉人官员的推波助澜,一些业已归顺的官员们虽换了主子,倒也不甘寂寞,或自动剃发,以示忠心不二,或上书建议,以媚上谋取赏识。满清感觉名正言顺地入主中国的时机已成熟,疑虑之心消除,同年六月,多尔衮颁发了“留发不留头”的严厉剃头令,称:“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向逆命之寇,必责重罪”。

  剃发对当时的汉人而言,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千年以来的伦理观,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剃发不仅有违传统,也是一种侮辱。因此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抵制,也激怒了下层民众。于是,本已逐渐平静的江南又骚动起来了。

  如同当时江南很多城镇一样,南京投降后,嘉定也曾“结彩于路,出城迎之,竞用黄纸书“大清顺民”四字揭于门,旋缄邑篆并册籍上于郡”。乙酉年六月二十四日,各地相继骚乱,地方官和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嘉定总兵官吴志葵响应,逐走清政府派来的县令,占据了城市。当时,李成栋正在追剿占据崇明的明军残余势力,闻讯从吴淞回兵镇压,嘉定第一屠开始了。

  七月初一,两军会战,因为吴志葵的那点正规军已经投奔崇明去了,当地的“乡军”虽集合了十几万人,但都是平民百姓,熙熙攘攘,拥挤堵塞,属乌合之众,毫无纪律,更谈不到组织和战斗力了,李成栋虽只有不足五千兵力,但均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兵。一开战,李成栋以骑兵冲击,乡兵即四散奔走,自相践踏,被打的落花流水,大败而回。李成栋以大炮攻城,“终夜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

  初四嘉定城破,李成栋下令屠城,放部下大肆劫掠屠戮,明人朱子素的笔记《嘉定乙酉纪事》载“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嘉定乙酉纪事》,下同)。
李成栋则“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了。

  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李成栋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控制了嘉定。“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路,远近闻风,护发益坚。”
李成栋遣部将徐元吉镇压,因嘉定居民闻风逃亡,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时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此人本是吴淞守军将领冯献猷部下,随冯投降了李成栋,但这是一次无望的起义,很快就被覆平,李成栋恼怒,嘉定也再遭浩劫,连平息吴的造反外带屠戮平民,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这是嘉定第三屠。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生民疾苦。闯王李自成揭竿而起,于1644年农历3月攻陷北京,明朝覆亡。谁知这时手握雄兵的守卫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投降了清军,几十万八旗铁骑尽踏中原。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51650459人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19087572人,净减三分之二。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被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就多达80余万人。

  公元1645年5月(南明弘光元年四月),豫亲王多铎指挥的清军主力,围困南明督师史可法所守卫的扬州城。四月十五日,清军围困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清军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清军主帅、豫王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二十四日,多铎命令清军不惜代价攻取扬州城的西北角。清军在进攻的鼓声和炮声中蜂拥而上,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

  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清军攻城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但是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守城的南明将士也开始慌乱起来。纷纷跳下城墙逃跑,这些人有的被摔死在城墙下,有的则在之后的巷战之中,死于乱军之中。经过七天七夜的激战,扬州城被清军攻陷,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分壮烈牺牲。史可法自杀未遂,被清军俘虏,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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