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辽阔的元朝，国祚才98年不到，为什么会那么短命？
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元朝。
说起这号称“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元王朝，与那“辽阔疆域”一样常叫后人嗟叹的，却是这个王朝的“短命”。自从灭亡南宋“天下一统”后，元朝这“庞然大物”似乎就没消停过，立国不到半个世纪，内外就动乱四起，立国才八十年(1351)，更是“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十来年后后就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里，急匆匆卷包袱走人，整个国祚才98年不到，哪怕比起“弱宋”，都是相当的“不扛造”。
那为啥这大元朝，就是这么“不扛造”呢?下面这两条奇葩原因，不但各个戳中要害，更无比发人深思。
原因一：“科学达人”皇帝
说元朝的短命，必然绕不开其“亡国之君”：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下面简称元顺帝)
无论正史野史，这位元顺帝都常是一幅吃喝玩乐的昏君模样，常年被反复嘲讽吊打。但放在中国古时候科技史上，这位“昏君”却也有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元代“科学达人”。
元朝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公认是中国古时候科学的大繁荣时代。就连非常“会玩儿”的元顺帝，一大爱好就是“玩科学”。当时他的皇宫里，储备印刷了大量元代科技典籍。而且他还亲自动手，玩出不少花样：比如他研发的“宫漏”，即自动计时装置，不但能够自动运转计时，且“宫漏”上还有“亭台楼阁”“飞仙”“日月宫”“金甲神”等各种造型。只要到了“整点报时”，“宫漏”不但有悦耳钟声，“飞仙”“金甲神”们也“皆翔舞”，场面非常壮观。
哪怕放在同时代的全世界范畴，这“壮观”一幕，都是绝对顶级的高科技。
另外还有长一百二十尺的巨型龙舟，也是元顺帝亲自设计建造，全部机械操纵，靠操作机关在水中前进。尤其牛气的是，整座“龙舟”完全是“龙”的模样，“龙头”“龙神”“龙爪”“龙尾”样样逼真。且只要操作起来，整个“龙舟”上的“龙尾”“龙眼”全都能来回摆动，俨然一条投入水中的“巨型活龙”。而这条“巨型活龙”的制作过程里，元顺帝更是“自制其样”，全程手把手完成。
这强大手艺，也正如其“鲁班天子”的雅号。甚至比起近三个世纪后，另一位有着“鲁班天子”雅号的“少年帝王”来，元顺帝的手艺，显然都要甩出后者一大截。
那为什么这么强大的手艺，却依然守不住元王朝呢?要知道，元顺帝手艺虽强，却没有半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觉悟，弄出这些高精尖，就是为了自己玩。而最后半世纪的元朝，水旱饥荒年年不少，正是需要“高科技”的时候，元顺帝的这些“高科技”，却常年窝在深宫里，半点指望不上。
而且这些“高科技”，也都不白折腾，几乎每一样都是大把砸钱，每个作品都堆积金银玉器。外加元顺帝很有“匠人精神”，每次完成作品，都先问身边太监们的观感，只要听到一句“不好”，立刻把“作品”砸个稀巴烂。金银器物全碎一地。日久天长，太监们也学精了，每次元顺帝“大作完成”，都想尽办法“拱火”，激得元顺帝把“作品”毁一地，大家再趁机哄抢散落地上的“金银材料”。拱一次火，就发一笔财。
这种折腾，不是某年某月的心血来潮，却是隔三差五就要闹一场，这么个闹法，元王朝地盘再大，到处都是金山银山，也禁不住他这么糟，以这个意义说，元王朝就是这么“糟”没的。
反而是取而代之的明王朝，捡了元顺帝的现成。元王朝卷包袱跑出元大都后，其留在元大都的《农桑衣食撮要》《河防通议》等典籍，以及元顺帝的这些高科技心血，全被明王朝照单全收，然后就变成了推广全国的“水车”“浚川耙”“车船”等高科技物件，直接助推了明朝开国后“百万大移民”“修治四万处河塘”等大工程。明初八百五十万顷的耕地数，以及“宇内富庶”，农业产值甩开宋元两倍多的治国成就，都有元顺帝的“高科技神助攻”。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假，但元顺帝这顿“作”更告诉后人，科技再好，用对地方才是硬道理。
原因二：“糊涂账”的赋税
一直以来，“短命”的元朝，还都有一个“光辉”的业绩：赋税轻。
关于这事儿，就连明朝中后期的一些文人们，都跟着给元朝贴金。比如明末学者于慎行就感慨元朝开国时“赋税简宽”。朱国桢更感慨元朝“赋税甚轻，徭役甚省”。确实，元初特别是元朝灭南宋时，赋税非常“简宽”。甚至元军一路南下时，也是一边打一边废除南宋各种苛捐杂税。元王朝能够一统天下，“简宽”的赋税就是重要助力。
但好景不长，元朝立国之后，这事儿就变味了。
当然对于士大夫，特别是江南士大夫阶层来说，元朝的赋税，一直都还是比较简宽的。但到了元朝中期，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就是两回事了：元朝的赋税何止是“简宽”?简直是糊涂，比如基本的农业税，连土地的清丈问题，放在整个元朝，都是一笔糊涂账。比如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田籍”竟长期混乱，元仁宗至元文宗的几十年里，元朝曾多次派出专人，在大江南北清理田亩，却是越查越糊涂，结果整个元代，元朝都是“迄无田制”。
如此状况，对于享有特权的士大夫地主们，当然是个好消息，他们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隐瞒兼并土地，名下的财产滚雪球膨胀。只苦了穷农民，一边是土地不断被侵占，破产沦为佃户流离失所都是常事，另一面更要承受高额的赋税，哪怕地没了，税赋也要扛身上，“简宽”的赋役对于他们，就是扛不住的重担。所以元末的江南地区，富豪地主们往往收入“岁至数百万斛”，苦农民们则“皆无盖藏”，江浙等地每逢灾荒，动辄就是五六十万流民。
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区更可以想。
而比起“迄无田制”的田赋来，元朝的其他赋税，更是各种“花样糊涂”。比如茶税，元仁宗年间曾经三年里加收三十倍，又比如商业税，元世祖登基时定下了“三十取一”的标准，到了元世祖晚年时，不知不觉间就增加了上百倍。另外还有多如牛毛的“课程”，日常的各种用品都要“课税”。元朝的“加税”，出名的风格就是“任性”，只要差点钱，巧立名目就加，一部《元史》里常见的现象，就是某某税“动增数十倍”。
如此闹剧，为何后世还有人说“税轻”?因为很多感慨元朝“税轻”的，多士大夫阶层。看过这“任性”折腾就知道，哪怕元朝最混乱的年月里，对于东南地主阶层来说，税依然很轻，但对于穷老百姓们来说，却已重到不堪重负——板子没打到自己身上，当然不会喊疼。
但他们不疼，老百姓却疼，“板子”最后还是打到了元王朝身上，一场“挑动黄河天下反”，匆匆忙忙就关了张。留下的是“税轻”美名下，竭泽而渔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