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之围:萧绎将南梁从ICU推进了太平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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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来到公元554年十月的江陵城,你一定会看见一个令你瞠目结舌的现象:

  城外烟尘滚滚,大批西魏士兵正在源源不断地向江陵挺进,准备对这座南梁的新都城发动进攻;城内也早已下达了戒严令,这个冬天充满了肃杀。

  皇帝萧绎的宫中,自皇帝以下所有的百官都换上了军服,面容严肃的聚在一起。然而,他们并不是在商议破敌之策,而是在听皇帝的经筵日讲。

  之前下达戒严令的时候,萧绎也专门停掉了这个讲座;而当一封宣称未见魏兵的侦查奏报递到御前的时候,萧绎便又重新开始了他的文化课学习,还要求大家和他一起学。两道命令之间的时间间隔,连24小时都没有。

  (配图为明朝经筵日讲)

  在侯景之乱被平定以后,萧绎顿时成为了南朝的国家英雄(虽然他的弟弟不买账)。而在大乱平定以后,萧绎下的一道手谕却耐人寻味——他让前敌总司令王僧辩把在建康的几个侄子全杀了。

  半年以后,除了那个不识相的萧纪以外,已经没有人可以再威胁到萧绎的地位。于是萧绎就在三请三让的戏演足了以后,正式在江陵登基称帝,史称梁元帝。

  奇怪的是,萧绎却并没有前往建康登基,反而一直呆在江陵。至于原因,官方给出的说法当然是因为侯景之乱使得江东民生凋敝,不忍再靡费民力之类的话。实际上的原因,却可以总结成两点:

  一,江东一带一塌糊涂不假,但是有很多锅不能赖在侯景头上,萧绎派去的官军甚至比侯景部还狠,这个我们以后还要再讲;

  二,萧绎的部下基本都是楚地的人,不愿意去下游当客人,就待在中游就蛮好。

  在这两种因素的合力之下,萧绎就在江陵踏踏实实地当起了他的皇帝。

  五十多年前,南齐的最后一个皇帝萧宝融,也是在这里当的皇帝;不久以后,他就死了。

  熟读经史的萧绎,不会不知道当年的故事;然而,在其他人劝说他的时候,他却丢出了一句相当硬气的话:“吉凶在我,运数由天,避之何益?”

  记住这句话,因为很快萧绎就会自己打自己的脸。

  萧绎登基的时候,各地呈上来的不是祥瑞,而是各种各样的灾异,甚至连淮南都出现了野象践踏农田的异闻。这一切仿佛都在预示着,这个苟活于江陵的政权的年寿不永。

  果然,在吃掉益州以后,西魏展现出了更多的领土诉求。他们先是让杨忠发动南侵,实现了以安陆为界的划地而治;又在不久以后发动了以柱国于谨为统帅的旨在灭亡南梁的战争。

  南征以前,有人问于谨,萧绎会如何应对这一次进攻?于谨开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抓紧时间迁都建康避其锋芒;中策是命令百姓坚壁清野等待援兵;下策则是一动不动等着挨打。而且于谨还很有把握地表示,萧绎一定会采取下策,也就是没有对策。

  远在江陵的萧绎应该是没听到这段对话,但是他用脚投了于谨的赞成票。

  魏兵发兵第二天,急报就送到了江陵,萧绎也召开了御前会议。然而会开出来的结果,却是这样一句话:

  二国通好,未有嫌隙,必应不尔。

  好不容易有个人自告奋勇地去侦查一下,结果转了一圈没看见魏兵,就心安理得地告诉皇帝,那些说西魏来打咱们的是假情报,您安心烧高香吧。

  萧绎虽然糊涂,但也没全信。但是他所做的安排并不是加紧战备或者商议迁都,而是让大家穿着军装去听他的经筵日讲。

  在满城戒严之下,一群穿着军服的文官和一群半懂不懂的武官,坐在一起,听着皇帝亲自登台讲授《道德经》。这个画面,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下,多了几多滑稽。

  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萧绎拒绝了周边部队的勤王请求,却要求远在建康的王僧辩带兵逆流而上。当其他人问道为何如此时,正在夜观星象的萧绎只悲伤地回了一句:

  客星入翼、轸、今必败矣!

  一个月后,魏军先头部队抵达江陵城下,被梁军击败。然而短暂的胜利却并没有能转换成战略上的成功,在西魏大部队团团将江陵包围以后,城内城外都不在怀疑,陷落只是时间的问题。

  手下向萧绎提出鱼死网破、决一死战,萧绎拒绝了;他们要求斩杀几个皇帝身边的佞臣,又被拒绝了;最后,几个大臣苦苦劝告皇帝化妆逃出城,还是被拒绝了。江陵之围,就在萧绎近乎认命的状态下宣告城破。

  当魏兵攻入江陵内城的时候,萧绎没有组织抵抗,也没有正襟危坐等待敌人到来,而是跑到藏书阁,把他所藏的十四万卷图书付之一炬。事后,当西魏仆射长孙俭问道此事时,呆若木鸡的萧绎只回答了十一个字:“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此时昭明太子萧统的儿子萧詧已经投靠了西魏,封为梁王,并被定为下一任傀儡政权的皇帝。而于谨很不厚道地把萧绎发配给了萧詧处理。这位侄子在百般凌辱了自己的叔父以后,又极力主张处死萧绎及其子嗣,并在萧绎死后,“厚葬”了他:

  使以布帕缠尸,敛以蒲席,束以白茅,葬于津阳门外。

  萧绎的这条命,就算是这么交代了。对于这个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应该说,把南梁折腾的奄奄一息的,是昏聩的萧衍和残暴的侯景;而把南梁从ICU推到太平间的,就是他萧绎了。

  在侯景肆虐的时候,萧绎等人没有同仇敌忾共同对敌,反而自己内斗的一团糟,甚至不惜请外国来帮助自己灭掉自家兄弟。无怪乎《南史》的作者都要悲愤地写道:

  自侯景之难,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缘以长江爲限。荆州界北尽武宁,西拒峡口;自岭以南,复爲萧勃所据。文轨所同,千里而近,人户着籍,不盈三万。中兴之盛,尽于是矣!

  如果说司马睿的“元帝”之谥好歹还是有割据江东的实际功劳的话,那么萧绎的“元帝”纯粹就是后人的贴金了,这个送给中兴之主的谥号放在他身上几乎就是讽刺。

  甚至就连萧绎的败亡,都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灾难。他的焚书,被认为是焚书坑儒以后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次浩劫。他一人之死虽不足惜,然而他的死却连累着整个荆州的百姓跟着他一起受苦,就显得太混账了:

  于谨收府库珍宝及宋浑天仪、梁铜晷表、大玉径四尺及诸法物;尽俘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小弱者皆杀之。得免者三百馀家,而人马所践及冻死者什二三。

  这支西魏的部队里,上到高级统帅杨忠,下到最底层的官兵,都多得是汉族人。而这些人在面对自己的同族骨肉的时候,似乎下手并不比当年的五胡十六国更轻。底层士兵尚且不论,作为副帅的杨忠自始至终不发一言,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事。

  直到萧绎死,他心心念念的王僧辩也没能来到江陵。那么,这位平定侯景的第一功臣又去了哪儿呢?他最后的归宿又是怎样的呢?咱们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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