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建安文产生了什么影响？

　　下面由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建安二十二年的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

　　建安，是汉献帝的第三个年号，从公元196年到220年。建安年间的文学发展独具特色，诗词成果斐然，这段时间也被后人称为建安文学时期。

　　但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一场瘟疫，不仅让很多人感染而亡，更是让建安文学进入了低谷。曹植曾描述这场瘟疫为，“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五人先后在瘟疫中丧生，他们病逝时大多处于30、40岁的壮年时期。如果没有这场瘟疫，建安文学或许还可以再繁荣发展、不仅如此，瘟疫也对当时整个文学创作环境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邺下文人集团的解体，昔日游宴已成历史

　　邺下时期曹丕、曹植与诸子经常喜欢游宴赋诗。他们述恩荣，叙酣晏，置酒乐饮，赋诗称寿。很多时候，人们会把建安时期的邺下之游，看作是我国历史上文人集会游乐创作活动的开始。

　　可以想象，当一大批文人聚在一起，游宴时，一定是灵感迸发、才思泉涌的时刻。景与情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伴随着游宴，建安诸子也留下了诸多的游宴诗。这些诗词也成为了这一时刻的最好写照。

　　建安文人的游宴诗，或歌颂宴游盛况，或表达心中苦闷。但是，无论是畅快还是郁闷，他们总会直抒胸臆，随性洒脱，或景中含情，或以景衬情，遣词造句，很讲究文采。

　　然而，随着以王粲为首的建安五子的去世，邺下文人集团彻底解体，昔日的聚会已经成为往事，不可重现。留给曾经一同参与游宴的，现在只剩下了曹丕等人，留给他们的也只有回忆与悲伤了。

　　昔年疾疫，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与吴质书》曹丕呜呼哀哉!皇穹神察，哲人是恃。歼我吉士。谁谓不庸，早世即冥。谁谓不伤，华繁中零。——《王仲宣诔》曹植

　　抹不掉的悲伤，文学作品裹上感伤色彩

　　曹丕、曹植与建安五子的关系甚为密切。建安诸子的去世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沉痛的打击。曹丕、曹植都先后做了追悼文，文中表达了他们的悲伤和感怀。

　　尤其是曹丕，他把建安诸子视为自己亲近的朋友。此刻的悲伤从另一个层面也反映出来昔日他们感情至深，游宴之尽兴，也足见曹丕对王粲等人等感情。

　　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曹丕、曹植为代表的文人作品中，多了一份感伤。虽然说，汉代本身就是一个战争频仍、灾异不断的朝代，但是此刻身边最亲的朋友被瘟疫带走，无疑戳中了文人心中最脆弱的情感。

　　曹丕时代的感伤文学也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曾经有人对曹丕诗词中的关键字进行过统计，其中“忧”“哀”“苦”都是高频词。如果说曹丕本人就带有几分悲情的话，那么建安二十二年瘟疫，让他心中的哀伤与悲情变得更多了。

　　游仙文学发展，探索逍遥的人生观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也直接导致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如果说在这之前，建安文学以洒脱风格为主，那么此后，文人们更多地探索着更为逍遥、自由的游仙生活。

　　虽然说，在曹魏之前已经有游仙之诗，但是大规模的发展则是经过曹氏父子，尤其是在曹丕、曹植等人的创作后，游仙诗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

　　而且伴随着建安五子相继被瘟疫夺取了性命，当时的士人依靠文学入仕的机会也在缩小。更多的士人，已经无意再去创作诗词，魏晋时期文学繁荣的景象也变得暗淡。虽然在那个时候，文学创作是一种自觉行为，但是士人还是有更多的抱负和理想，像司马相如拜中郎将，王粲受到曹操重用而官拜侍中。

　　然而，随着王粲的病逝，以文学作为入仕的榜样过早消失，徐干、应玚、刘桢、陈琳相继病逝让使文学之士的影响力大大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