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起义与古代道教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众所周知黄巾起义可以算是宗教带领着的起义，那么他与道教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张角，张修这两位「前道教」教主，在三国魏晋贵族阶级争夺政权的历史里，遭到边缘化，到如今，无论定义他们为「起义」或「叛乱」，一般民众的印象，这是一起民众暴动事件，而且很快就被各个大小军阀的光芒所掩盖。
事实上，黄巾事件有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背景，了解这个背景，两汉政治社会的实际面貌才有可能比较明朗。政治只是一时的，思想信仰却是长久的，研究历史里深层的意义。
在道教产生以前，两汉时代并没有一个能清晰辨认的宗教，只有继承战国时代以来的神仙思想与方士文化，与遍布在帝国土地上各具特色的巫觋。燕齐方士将神仙思想与诸子学说里的道家，阴阳家结合起来，一般被称为「方仙道」，但「方仙道」并非所有巫者的信仰，只能代表最活跃的一群方士信仰。
我们现在都把方士错想成「道士」，因而常常对两汉方士活动产生误解。发生混淆的原由，就是将道教视为先秦道家的后续发展，其实不妨切割看待。
自古就有人尝试以不同的途径区分道家，例如以「品味」的概念将道家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为老庄纯思想，中品为神仙方士之流，下品为以张陵为教祖的道教。提出这个主张的人是梁朝的刘勰(灭惑论)，他从佛教的立场批评道家，认为只有上品老庄思想才有与佛理相等的境界，中下品都是骗人的迷信。
这种以思想高低品位高下为标准的分法，有助于维持先秦道家的独立性，无助于了解方士文化与道教，方士与儒者的关系，以及方士在政治层面的影响。本文不以「品味」的角度检视文化。再者，以「方内」和「方外」区分，举凡「五行」，「卜筮」，「谶纬」，「杂占」为「方内道」。另外，「经戒」，「服饵」，「房中」，「符图」为「方外道」。这是梁朝阮孝绪根据「汉书。艺文志」对道家图书的重新分类。
由于是根据「艺文志」，着眼点在「术技」与「仙道」书籍，所以不见老庄思想。原则上只要是讲「推算」类的，就是「方内道」，讲养生，服食等「具体方法」的，是「方外道」。这种分法，很能看到「方士」与「道士」之间的传承关系。只是排除老庄思想，道教就少了精神层次的主张。
三者，将道家，道教视为一个传承的整体，再区分为「清静说」，「炼养说」，「服食说」，「符箓说」，「经典科教说」五种。只要是讲「清静无为」的玄想类归为「清静说」，讲炼丹黄白之术的为「炼养说」，讲服食升仙之术则为「服食说」，张陵以后宗教化的道教为「符箓说」，唐宋时代与佛教竞争的道教理论归为「经典科教说」。
这是元代马端临的分类法(见「文献通考」)，以时代演进为轴说明道家的发展，并以「失真」概念评论老子以来的道术。简言之，马认为道家是随时代而沉沦的一派，愈来愈失真，观点与刘勰类似。这种分法，能比较清晰地辨认秦汉方士与六朝唐宋道士的分野，但完全看不到融合了法家政治主张的「黄老道」。
不同的分法，帮助我们比较全面性地看道家，神仙方士与道教，然而若我们想凑近一点看两汉方士，不妨换另一种三分法：一，思想的。二，政治的。三，信仰的。思想的道家，仅限于谈宇宙，自然与人的哲理，老子，关尹子，列子，杨朱，庄子，彭蒙，田骈，慎到，都在此范畴内。时间为战国时代。
政治的道家，仅限于法家化的道家，讲绝对的尊君，重刑法，帝王术，管子，太公，这类「黄老道」都在此范畴内。时间为秦与西汉。信仰的道家，举凡神仙追求，炼丹炼金，养生服食，阴阳五行，符箓占卜，祝咒房中等信仰类，法术类均在此范畴。时间为战国末年到今天。
西汉方士到东汉末道教兴起，我们看的是「信仰的道家」，他们在这段期间的活动与影响，无关乎先秦道家思想，无关乎汉初黄老政治学，将道家的这两种面貌移除，比较能理解方士。事实上，对于两汉方士以及东汉末年的道教徒而言，老子思想只有装饰门面的功能，方士与道士也谈不上有什么政治理念。
眼光从宫廷，诸侯之处移开，看「黄巾之乱」不能不从庶民的角度检查。毕竟在大家都能正常生活的状态下，庶民没有需要去搞反抗政府的活动，基于此，东汉末年的帝国人民，拼了命与政府对抗，自然有其生活上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因素在。
一般而言，动乱的形成不外「天灾」，「人祸」，而「人祸」对庶民生活的威胁，通常是较为缓慢的，「天灾」则往往是立即性的打击。那么，看庶民暴动，应要先寻「天灾」的线索找答案。
以下是东汉从顺帝到灵帝有记载的天灾：公元126年(顺帝)，厉疾。公元151年(顺帝)，京师疾疫，九江，庐江大疫。公元161年(桓帝)，大疫。公元167年(桓帝)，水旱疾疫。公元171年(桓帝)，大疫。公元173年(灵帝)，大疫。公元179年(灵帝)，大疫。公元182年(灵帝)，大疫。公元185年(灵帝)，大疫。公元215年(献帝)，大疫。
黄巾之乱约起于公元184年(灵帝)，前五年一次大疫，前两年一次大疫，后一年又大疫。黄巾之乱的主角，是方士(巫者)，他们吸收群众的最主要诱因，是医疗。医疗这种事，只有「无效」与「有效」两种结果，因屡屡「有效」，才有可能迅速吸收教众。那么方士的医疗是否「巫医」的迷信范畴，就在于其次。
若见到「妖贼」「黄帝」「妖言」「真人」「符书」「黑帝」，基本上与方士，也就是民间的巫者有关。方士所主导的叛乱，在桓帝以后数量渐增，「典略」记载熹平中，妖贼大起，骆曜事件不见于上表，而会稽妖贼许生事件两年落幕，可见真实的方士叛乱数量更多。
「天灾」的影响度，不能只以数量衡量，也要以天灾时间长短，灾害规模来看。而比较可以确定的是，桓帝十年间的三次瘟疫，加上水灾旱灾，方士的活跃是可想而知的。人们大量死于疾病，流离失所，无所依托时，就是崇信鬼神的高峰，加上政府提供的医疗不足，使得方术巫医填补了这个医疗大洞。
黄巾之乱以前的五十年间，地方动乱频仍，光是有记录的，桓帝时期的平均数就已是两年乱一次。动乱无论规模大小，频率高即显示政府的威信有严重的问题，而政府威信与社会公义息息相关，贫富差距又是社会动荡最关键的问题。
以社会阶级的角度观之，方士巫者的社会地位就是庶民阶级，他们既非权贵，亦非士族，而农民市民的生活里又少不了巫者，因而对巫者而言，组织一个庞大的集团，天灾加上阶级矛盾严重的时候，就是最好时机。
谶纬，发展于西汉末期，王莽大加利用于取代汉政权，刘秀对其深信不疑，从而影响了整个东汉思潮，儒学也因此从董仲舒以后，历经了又一次的变形。
谶纬在政治上的最大作用，就是「更受命」的概念，也就是儒家基本主张「禅让政治」。因而谶纬是有志于改朝换代的野心家一个名正言顺的工具，也是东汉儒者思维上的基调。以刘备为实例：曹丕称帝后，群臣联合上书要求刘备也在蜀称帝，其依据就是根据符瑞与图纬。
「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今上无天子，海内惶惶。。。。。群下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征。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孝经援神契曰『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龙者，君之象也。易干九五『飞龙在天』，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黄龙出现在武阳赤水，盘踞九日才走，这叫做符瑞，符命。
所谓「孝经援神契」就是孝纬的其中一部纬书，而「易干九五」就是易经的乾卦，则是引经书。从符瑞，纬书，到易经，我们可以看到汉人如何穿凿一种从天到人的解释手法，只要将关键字「龙」安置在整个论述的中间，谶，纬，经三管齐下，则刘备当受天命称帝，大功告成。
群臣劝进，也有段精彩的逻辑：「……臣父群未亡时，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积年，时时有景云祥风，从璿璣下来应之，此为异瑞.又二十二年中，数有气如旗，从西竟东，中天而行，图﹑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荧惑﹑填星，常从岁星相追.近汉初兴，五星从岁星谋;岁星主义，汉位在西，义之上方，故汉法常以岁星候人主.
当有圣主起于此州，以致中兴.时许帝尚存，故群下不敢漏言.顷者荧惑复追岁星，见在胃昴毕;昴毕为天纲，经曰『帝星处之，众邪消亡』.圣讳豫睹，推揆期验，符合数至，若此非一.臣闻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故应际而生，与神合契.愿大王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
以上的内容，一是董仲舒在儒学结合了阴阳五行论以后，灾异论的标准逻辑，从星相所产生异象，来解释相对应的人事。在儒学里，属西汉易学专家「京房」的理论立论最为严密，之后从易经论灾异，是儒者的强项，神仙方士那一端则是以纬书的形式与儒学结合。因而从灾异论之外，另辅佐以「谶纬」理论是东汉政治思潮的主流。「图，书」就是图谶，纬书。而祥瑞，符命，都是方士之言。所以儒者讲不讲鬼神?讲。而且讲得很精。
那么张角，张修这等方士何以被称为「妖贼」，「妖妄」?因为只要理论超出了儒者能接受的范围，就是「不经」，不合经书，甚至不合谶纬就是「妖妄不经」。
刘备想争取的士族力量，就是这类儒者，但他们把刘备当成东汉初年的公孙述，不大理，转而向司马懿阵营集结。但刘备「更受命」，就是用这种理论，不能不用，诸葛亮不信这套，也不能不用。张角没有成功，主因在于没有争取到士族的支持，士族将黄巾视为妖妄。刘备诸葛亮没有成功，也是因为支持蜀汉的士族太少，士族主力都在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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