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量的变化对东汉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史料是如何记载的？
古时候黄金量的变化对社会也会产生影响，那么在东汉时期黄金量的变化带来了哪些影响呢?下面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讨论货币本位之前，首先要讨论两汉时期的黄金是否为货币。从现代经济学上来看，货币需具备五大职能，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功能、储藏手段以及世界货币，黄金在先秦两汉时期主要用作进贡、赏赐、惩罚、行贿以及流通和作为价值尺度，可见其具有货币基本的支付、储藏、价值尺度、支付功能，而世界货币功能就春秋战国时期来看，各个诸侯国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其中的交往与贸易往来可看作是国际贸易，汉代更是如此，其与西域、东亚、南亚甚至欧洲诸国都存在一定的商贸往来，因此当时的黄金同样具备世界货币功能。马克思说：“当作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因此金(或银)是货币”，因此先秦两汉时期的黄金确实是货币。
一、对古陆路丝绸之路贸易的影响
1.丝绸之路的诞生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由李希霍芬首先提出的，此概念后多用来形容15世纪之前从长安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和欧洲的东西方通道。丝绸早在秦代就已经开始用于交换贸易，秦人乌氏倮就是一个代表。
他是一位生活在秦代固原地区的戎族畜牧业生产者，“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他把牛羊变卖给中原农耕区的农民，换成丝织品和宝物然后献给戎王，戎王奉还给他数十倍的牛马。而戎王用这些珍宝和丝织品“向盘踞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和塞人交换他们从中亚、西亚、罗马人手中交换来的黄金”。古罗马贵金属矿藏稀缺，黄金资源非常紧俏，“对于金银器的保护甚至写入了十二铜表法内——丧葬不得使用金银陪葬”。可知当时古罗马对黄金的需求日益扩大，他们只能通过战争对外掠夺，其与迦太基进行了长达百年的布匿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军队从撒马城“掠夺了3000公斤黄金”。
到了西汉时期，武帝曾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通往西域之路由此畅通，“在张骞的强烈建议下，汉武帝还招募了一大批身份低微的商人，鼓励他们利用政府的支持贸易政策与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从此之后这条路上的贸易也逐渐兴盛。当时汉王朝和古罗马都处于扩张的过程中，而双方的交集点就在西域地区，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从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变得更加频繁。
2.罗马的策略
罗马将战争掠夺来的黄金大都用在对外贸易上，其中汉朝也是较大的受益者，购买汉朝的丝绸消耗了罗马的大量黄金。“罗马在共和时代(西汉及以前)虽然不以黄金铸钱，但对外支付，是用黄金……在帝国时代(相当于东汉)更是使用金币。所以当时的世界货币，即中国同西方的交易媒介，自然是黄金……罗马史家普里尼说……七千五百万以上约合黄金五千多公斤，应当是流到中国和阿拉伯”。
除了丝绸与黄金的交换，还有一些带有典型西方纹样和工艺的金器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往中原内陆，并被内地工匠们广泛模仿制作、流传，本文第一章中已分析过外来金器的传播路线，可以明确西汉时期的黄金制品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行传播。东汉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贸易依然兴盛。位于今阿富汗的“黄金之丘”曾出土过三枚黄金货币，一枚帕提亚金币，一枚罗马帝国金币以及一枚印度金币，其中帕提亚金币磨损非常严重，应当是经过长时间的流通才埋入墓葬中，其他两枚金币则磨损轻微，没有流通用的戳印，应当未经过长期流通。
《汉书·西域传》言大月氏国“民俗钱币，与安息同”，这与流通时间较长的帕提亚金币相契合。有研究认为“由于罗马—西北印度—大月氏贸易路线的开通，大月氏开始使用罗马、西北印度金币”，而这一时期中国刚好处在东汉初期，与当时西域的大月氏交往频繁，西域流行使用贵霜钱币，由于贵霜帝国与罗马贸易频繁从而导致罗马金币也流入西域地区，而贵霜所“铸造的金币与罗马金币的纯度以及重量完全相同”。
“黄金之丘”同样出土过几件具有中国元素的金器，其年代横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这时中国处于两汉时期。比如出土于号墓的驱龙战车饰件，从其束发和深衣宽袍的特点可以确定为汉代士大夫形象。还有关于龙形象的一件金头饰，双龙中间国王的穿着应属中亚服饰，但龙却具有典型的东方元素。郭物根据龙形上唇翻卷的形态，认为该器型起源于商周时期的翻唇龙形神兽。
无独有偶，在今哈萨克斯坦的伊塞克古墓中同样出土了带有中国元素的鸟喙鸟爪纹金饰牌，融合了先秦玉文化的谷纹、楚绣中的凤纹以及两汉时期的卷云纹。这些金器的出土说明两汉时期的文化元素曾通过丝绸之路到达遥远的中亚乃至阿富汗地区，这些地区均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起到连接中亚和西亚的作用。“黄金之丘”出土的两件金器上还具有典型的中亚元素——绿松石，因此本文推测这两件器物应当是受到中国纹样的影响并用本土的镶嵌绿松石的技术在当地制作完成，器物本身就是文化贸易交流的证明。但由于东汉与西域地区的“三通三绝”，草原丝路贸易随着通与绝经历了三次兴盛与中断，虽然后期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依然往来不绝，但中间经历的多次战乱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还是有一定影响。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早在西汉或秦时就已经形成，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日本求长生不老药，这或许是最早的海上航线。
二、海上贸易
1.史书记载
关于西汉时期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有详细记载当时的航程、所需时间、可抵达国家以及贸易货品等：“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绪而往”，可见黄金和丝绸也在海上贸易的货物之中。东汉时期的海上贸易也逐渐繁荣，《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土多金银……以金银为钱……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166年大秦安敦国王派遣使节经海上通道，来到中国觐见东汉桓帝，进贡犀牛角、象牙等贡品，“并无珍异”，这是中国和欧洲国家摆脱了陆路的中转直接通过海上通道交流的记载。
合浦在当时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从合浦出发带到东亚、南亚等国的丝织品和黄金，换回来玻璃、珠饰和一些带有外国文化因素的金珠，而这些传入本国的东西又从合浦出发传入内地，影响了当地某些达官贵人的生活。这一点从合浦地区的考古发掘成果中也可看出，比如东汉时期所流行的多面金珠，其出土地点包括今新疆、湖南、广州以及江苏等地，其中又以广州出土数量为最多。本文在第一章中论述了这种多面金珠的大致传播通道，广州和江苏的金珠制品或许是从海上丝绸之路由南亚诸国传播而来，经过当时的广州合浦县再北上到达江苏沿海地区，或者直接到达广州，再由广州传到江苏地区。而湖南地区则可能从希腊罗马一带经由西域而传入中原内陆，可见东汉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是两条贸易活动同时兴盛的线路。
2.考古发掘
但从考古发掘来看，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所出土的黄金制品要明显多于草原丝绸之路，但由于东汉朝廷的黄金储备量不如西汉时期大，从而导致东汉政府与东南亚、中亚诸国交换的黄金器物随之减少。由此可见，西汉时期草原丝绸之路是西汉王朝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进行贸易交往的主要途径，且由于西汉时期黄金数量巨大，这条路上不论西传还是东进的黄金货币和黄金器物都非常丰富，而东汉时期由于朝廷储存的黄金不多，在草原贸易中未曾有关于黄金货物的大宗贸易往来，且由于军事原因导致草原丝路贸易经历三通三绝，前后共历经长达百余年的贸易停滞期，导致草原丝路贸易大不如西汉时期，尽显衰颓之势。与此同时，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却逐渐兴盛，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其中多为通过港口传入内地的黄金制品，出口国外的金制品较少。
结语
金本位就是以具有一定重量和含金量的黄金作为主要货币的制度，这一体系下要求货币必须与黄金挂钩，货币供应一定是受到黄金数量的限制，而黄金作为稀有的贵金属，在中国古时候的产量并不高。根据夏湘蓉编著的《中国古时候矿业开发史》中对历代金矿的整理，可以看出从魏晋到明清，我国的金产地以及金产量并不丰富。基于本章第一节中所论述的东汉黄金的货币功能因庄园经济居于垄断地位而逐渐减退，装饰功能日占上风。
魏晋以降，佛教兴盛，黄金的装饰功能达到了高峰，造像涂金，佛经贴金，《魏书·释老志》记载“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隋唐时期的金产地大部分都从先秦两汉继承而来，多了陕西、甘肃两省，其产地数无法跟铜、铁相比，甚至比不过同为贵金属的银，隋唐时期除了河北、天津、江苏、贵州和云南五省不产银之外，其余省份都有多处产银地。
宋代已经有明确的产量记载，以元丰元年为例，银的年产量为215385两，而黄金仅为10710两。辽金元时期，元代的银矿和金矿数量都比宋代有了明显增多，“天历元年全国银产量约为287505两，大抵相当于北宋时期银的年产量”，明清时期采银业发展到顶峰，清代在云南一省的开采的银厂就有31处之多。相反，清代“金矿不多，产量不大”，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属于开采黄金的兴盛时期。因此基于黄金在我国历代的产量都不多，不足以制作足量的黄金货币以供使用，因此我国古时候不具备形成金本位的条件也不可能形成金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