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党案”被株连那么多，胡惟庸到底冤枉吗？

　　“胡惟庸党案”，是明初四大案之一。前后株连达十余年之久，诛杀了三万余人。被杀的三万人中，肯定含有被冤杀的。

　　毕竟，对统治者来说，在对待谋反大案上，大多会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滥杀思想。但是，案中首要人物胡惟庸到底冤不冤呢?

　　我们可以通过史实来作出判断。胡惟庸是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早年曾在元朝政府做过小官，于龙凤元年(1355年)到和州投奔朱元璋，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

　　注意，胡惟庸的籍贯——濠州定远(今属安徽)，朱元璋打天下时赖以依靠的淮西勋贵集团的首脑人物李善长，也是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胡惟庸本人是很有才干的，这一点，不用怀疑。

　　但胡惟庸的官场品质不是很好，比如说，投机、钻营、结党谋私。

　　胡惟庸投奔朱元璋之初，只是担任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之类小官职，也没多少机会接触朱元璋。

　　所以，当他知道朱元璋座前红人李善长是自己的同乡后，立刻把李善长当成了自己在官场升迁的起跳板。

　　他于吴元年(1367年)给时为左相国的李善长孝敬了三百两黄金，顺利攀附上了李善长，并结下了“深厚”交情。

　　胡惟庸作为一个地方官员，薪水有限，这三百两黄金肯定是刮取自民脂民膏，里面不知饱含了多少民间苦难的泪水和无言的控诉。

　　胡惟庸不管，凭这三百两黄金，他在这一年得到了李善长的荐举，被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华丽转身，成为了一名中央机构的官员。

　　来到朱元璋身边，胡惟庸自觉奋进，处处小心谨慎，步步博取朱元璋的欢心，大获朱元璋好感，于洪武三年(1370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

　　当然，胡惟庸也没有放弃李善长这棵大树，他设法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和李善长结成了亲戚。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因病退休，朱元璋准备以山西阳曲人、御史中丞杨宪为相。

　　胡惟庸心急火燎地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

　　于是，在李善长的斡旋下，出任右丞相的是汪广洋，而胡惟庸为右丞。

　　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李善长从中操作，汪广洋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胡惟庸先以右丞身份独专中书省事，于当年七月正式升任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胡惟庸开始拉帮结派、打击异己了。

　　胡惟庸除了拥有李善长这个大同乡外，还有另一个名气同样大的大同乡——徐达。

　　他多次试图结好徐达。

　　但徐达鄙薄他的为人，未予理睬。

　　俗话说，君子可以结怨，小人不可开罪。

　　胡惟庸因此恨上了徐达，派人贿赂徐达的守门人福寿，想设计陷害徐达。

　　哪料，福寿是个正直的人，不但不接受贿赂，反而向徐达揭发了此事。

　　徐达因此提醒和告诫朱元璋，说胡惟庸此人不可以托以重任，托重任必定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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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惟庸虽然拉拢不到徐达，但并不妨碍他拉拢其他淮西官员。

　　在他的“拉起一片，打倒一片”的操作下，淮西勋贵集团良莠不齐，但比李善长时代更加壮大。

　　说起来，胡惟庸在很多次拉乡党过程中，直接就是在和朱元璋作对。

　　比如，有些淮西武将违法乱纪，受到朱元璋的惩处，胡惟庸却走曲线路线，将他们升迁，结为死党。

　　其中的濠州人、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返回京城，擅用驿马。朱元璋责骂他说：“中原在战乱之后，人民刚刚复业，驿站户买马非常艰难。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人民就是将子女全部卖掉，也不能供给。”责令他到代县捕盗贼。

　　五河人、平凉侯费聚奉命抚治苏州军民，沉溺酒色，朱元璋大怒，责令他往西北去招降蒙古部落。

　　这样的两个不法之徒，胡惟庸却主动向他们示好，将他们招致麾下。即使是非淮西籍的臣僚，只要有利于己，胡惟庸也设法把他们拉入自己的阵营。

　　高邮人汪广洋在胡惟庸升为左丞相的同时，也恢复了右丞相的官职，位居胡惟庸之下。胡惟庸对他非常重视，极力拉拢，最终结为同党。

　　湖广茶陵人陈宁，主动依附胡惟庸，得升御史中丞，后升任右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成为了胡党核心骨干。同在御史台共事的中丞涂节，就是被陈宁拉入伙的。

　　对于不肯附己的非淮西人，胡惟庸则极力加以排挤和打击。

　　江西金溪人吴伯宗洪武四年廷试第一，中进士，朱元璋特赐袍笏，授礼部员外郎。胡惟庸对他拉拢不得，便找借口将之谪居凤阳。胡惟庸的政治党派日益壮大，就越加骄横跋扈了。

　　他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先于朱元璋之前阅内外诸司奏章，凡对己不利者，辄匿不上报。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与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送金帛、名马、玩物不可胜数。

　　不用说，胡惟庸行为已经突破了当时礼法制度的底线。本来，朱元璋也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他主要依靠淮西将臣打下了江山，还想依靠淮西将臣治天下。但是，理政日久，他的观念发生了转变，觉得治天下还须用天下人，开始从倚重淮西乡党逐步转向任用五湖四海之能士。

　　另外，朱元璋从元亡的教训中，深感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于是思谋改革国家机构，以便扩张皇权，强化专制集权。

　　洪武九年六月开始，朱元璋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和削弱中书省的权力。当年闰九月，令取消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十一年三月，又下令地方奏事不用经过中书省，彻底切断中书省与中央六部和地方诸司的联系，使中书省变成一个空架子。

　　不难看出，下一步便是撤销中书省了。

　　按理说，在“家天下”时代，整个大明王朝都是属于朱元璋的，朱元璋爱这么玩那也无可厚非。但胡惟庸接受不了。胡惟庸认为，一旦中书省被撤销，丞相的官职也将被废除，则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也就都将尽付东流。

　　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密谋造反。他除了让陆仲亨、费聚在外地召集军马等候命令，还让都督毛骧密结亡命之徒。问题最严重的是，他还陈宁一起将大都督府掌管的军队册籍弄到中书省查阅，为调动军队做准备。但是，胡惟庸的阴谋在紧锣密鼓的过程中出了差漏：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使臣阳须文旦入明朝贡，中书省未及时引见，被值门内使告发。朱元璋通过查处此事，发现了胡惟庸谋反阴谋，于是大兴党狱，将之一网打尽，加强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

　　可以说，胡惟庸党案是明初皇权与相权矛盾冲突的产物，不论是朱元璋还是张元璋、李元璋，对于胡惟庸党伙，都只能是杀无赦，而不可能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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