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八年镇物案与九年空印案有什么关系？朱元璋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今天为什么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洪武八年镇物案与九年空印案有什么关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洪武八年爆发“镇物案”，造成修建中都凤阳的数千工匠被杀;洪武九年就爆发了“空印案”(当然，空印案爆发还有洪武八年和洪武十七年两者说法)。那么，这两种案件爆发有没有关系呢?
再加上，“镇物案”爆发是由李善长告发，薛祥又指责李善长：太师这样做，有损阳寿和子孙后代呀。因此，我认为两案之间有一定联系。
“镇物案”和“空印案”之间的联系猜想
凤阳确实不适合建都，当时天下文臣几乎都反对，其中刘伯温反对最为激烈。这件案子中，最为值得怀疑的是“镇物”是工匠们的单纯所为吗?他们有那么大的胆子吗?即使对朱元璋痛恨之极，工匠们有必要以身犯险吗?
我想无论如何，这里面不是工匠们所为，带头人必然是某些官员甚至高级官员，工匠们只不过是执行者，而这些官员是谁呢?
其一：元朝降臣，这些人对于朱元璋的出身一直不满意。元顺帝北逃之时，身边跟很多儒家子弟、汉族官员，这些人都是心恨“农民起义”的人。而留在“中原”的人难道就没有了吗?
其二：反元起义中各种反对朱元璋的势力。
刘伯温庙遗址
其三：在凤阳建都的官员伤害凤阳籍官员的利益。凤阳地区的官员是朱元璋建国基础，他们的“土地兼并”对象必然也是凤阳!如果凤阳建都，对于他们自身的物质利益伤害特别大。
对元朝降臣及其他们的影响是朱元璋一直不放心的地方
朱元璋在立国后所采用的治国政策。一方面是沿袭了元朝的一些政策例如户籍制度照搬元朝，民户、军户、灶户等等，世袭制;一方面又对元朝的重商政策、海外贸易等改为重农政策和“官方海外贸易的朝贡体系、民间禁止海外贸易”。
再加上其“严刑峻法”政策，使得元朝的既得利益者非常不满。这其中，“元朝降臣”就是重要一点，因此，朱元璋对于他们早有不满。
明朝建国初年，因为治国经验原因又不得不接着用这批人。因此，朱元璋的心中是怀着严重怀疑的。
请看这条上谕：1369年4月6日(洪武二年二月甲午、廿九)，朱元璋上谕群臣曰：
昔元时，不重名爵或以私爱輙授以官职，名虽易得实无益于事，徒拥虚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尽其事。所以然者，天禄不可虚费也。
又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善，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二月廿九
在朱元璋心中，在元朝做官的的这些人很多甚至大部分都是天生的“贪腐官员”“懒政官员”，再加上对他们的恨。
从朱元璋命人修的《元史》我们可以看出，自从元朝后期，元朝的大部分官员都已经是汉人，毕竟蒙古人人少而且文化素质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治理元朝必须要依靠汉人。
所以，元朝中后期进行了13次科举考试，重用了大批汉族官员。而这些人少部分跟随元顺帝北逃，大部分留在了中原。
空印案主要是朱元璋“铲除”元朝降臣的手段
在“空印案”中省部级高官当中，至少有两人没有受到牵连。一个是“中都罢建”当中保护了很多石匠、铁匠、部分木匠的潘祥，他是反元斗争当中“海盗”或者是“海外贸易”的代表;
一个就是元朝降臣中的代表安然。虽然，安然并没有被消灭，但不代表千千万万元朝降臣、受元朝影响的没有办法被历史记载的官员的命运。
要知道朱元璋治理国家不会是儿戏，他能够选择作为自己政权的知县、知府、布政使等人，除了从自己的“反元队伍”中挑选外，其主力只能是那些反元降臣以及在元朝科举中获得官吏身份的人中进行选择。
然而，到了洪武九年，经过九年的发展，朱元璋认为自己培养出来的官员已经可以替代这些人了。因此，才以“空印”为借口，想将元朝降臣、元朝成为官吏的基层、受元朝降臣影响的自己培养的部分官员进行清洗。
基本上，“空印案”是朱元璋以此为借口对官场的一种整顿，主要整顿对象就是原元朝降臣在地方上思想势力。其次是消灭在反元起义中他的竞争对手的手下。
我们上面提到的两位省长级官员即布政使，安然是元朝降臣，薛祥是反叛元朝的义军，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海盗，可巧也属于朱元璋的敌人。
为什么说朱元璋的“空印案”是针对元朝降臣呢?
道理就在于，通过朱元璋经过十年的治理(包括吴时期)，朱元璋认为(我的揣测)：在自身统治下的官员已经能够基本熟悉政务，同时，近几年的科举出来的官员也可以被己身带动。
所以，以“空印案”这个并不太严重的问题(空印案你如果认为有腐败问题就应该查腐败，而不是查“空印”本身)，是对元朝降臣、己方受元朝降臣影响的官员的一次治理。
正是朱元璋认为：在自身统治下的官员已经能够基本熟悉政务，同时，近几年科举出来的官员也因被己身带动而脱去了故元的陋习。
很遗憾地说，除去胡惟庸案、蓝玉案两大文武案件有着强大的“政治”因素外，郭恒案的爆发，显示出朱元璋的这一想法完全错误的。
他自身培育出来的官员、科举官员，同样不符合他的吏治思想。
因此，他的“反腐思想”行不通。
他对自身过于高看，一个人永远无法与阶层对抗。
即使他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