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入驻皇宫后立即做了哪三件事？他又对什么人进行了封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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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即位是功臣集团联合部分刘姓诸侯王，与吕氏外戚武力抗争，最后又为本集团利益最大化，相互斗争、相互妥协的结果，缺少皇位法定继承的权威性。虽然从派使迎立、渭桥跪迎、代邸劝晋、兴居清宫，众大臣和刘氏宗亲都表现出极大的诚意，但文帝心中清楚，虽然已经入驻象征皇权的宫殿，但自己根基尚浅，短时间内很难做到唯我独尊、一言九鼎，一着不慎就有可能招来不测之祸。如何利用各方势力相互牵制，达到一种权力平衡，从而站稳脚跟，这是他必须立即处理，并且妥当处理好的问题。
入驻皇宫后的当夜，文帝做了以下三件事情。
一是诛灭惠帝四子。代邸劝晋之后，刘兴居主动请婴，为帝清宫。他把少帝从皇宫迁到了少府，少府是一个为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的职能机构，安置还算妥当。但少帝的存在，或多或少会让人质疑众大臣诛诸吕的正义性，以及文帝即位的合理性，所以当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有司有可能是奉众大臣之命，但肯定是得到文帝的默许，这样的处理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
二是擢拔代邸旧臣。文帝连夜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军——南军的任务是守卫宫殿，北军的任务是拱护京师，掌握了南北军，就控制了皇宫乃至整个京城。在诛诸吕之时，众大臣就是通过郦寄的游说，先使吕禄交出北军治权，进而诛灭诸吕的。任命张武为郎中令——郎中令是负责宫廷侍卫的高级官职，是九卿之一，由亲信之人担任郎中令，可保皇帝人身安全无虞。
三是夜下诏书。诏书首先对诛吕事件做了定性，他说：“近来诸吕把持朝政，独断专行，阴谋叛逆，企图危害刘氏天下，全靠众位将相、列侯、宗室和大臣诛灭了他们，使他们的罪恶全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接着他下令大赦天下，赐给男户户主每人一级爵位，赐给无夫无子的女户每百户一头牛和十石酒，允许百姓聚会饮酒五天(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诛诸吕时，功臣集团和刘氏宗亲对外宣称诸吕欲危刘氏、少帝等皆非惠帝子，以谋求正义性，但缺乏皇帝的认定及官方的宣告。皇帝下诏书，安抚了众大臣及刘氏宗亲，昭示了皇位继承的正义性，也让天下子民得知：新君已临天下，乱局已经结束。似乎也有警告刘氏宗亲及其他势力，不要再做非分之想之意。
接下来，他又对功臣集团、刘氏宗亲、代邸旧臣、外戚等进行封赏，安抚和平衡各方势力。
文帝元年冬十月，文帝下诏，再次宣告诛吕事件的正义性和在诛吕安刘中的功劳，并对有功之大臣、宗亲进行封赏。“其益封太尉勃邑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平、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文帝元年四月，又一次大规模封赏功臣集团：“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各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等十人，四百户”。这次大规模封赏，既是文帝功臣集团示好，维护其整体利益，又是培育新势力，宣扬文帝恩泽，可谓一石二鸟。
文帝二年三月，“乃立赵幽王少子辟彊为河间王，以齐剧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
在封赏功臣和宗室的同时，文帝也慢慢培植自己的力量。文帝刚刚即位三个月，就在大臣的建议之下，立长子刘启为太子;文帝元年三月，又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这进一步确立了文帝的地位，有利于巩固皇权。
同时，文帝又通过加强外戚和皇子的力量，来制衡功臣和宗室。在立太子之后，封舅舅薄昭为轵侯。二年三月，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揖为梁王，这就在京城之外，形成了拱卫京师的屏障。
他还拉拢其他刘氏宗亲来制衡功臣集团和齐王兄弟。元年十二月，“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徙琅邪王泽为燕王。”(《史记》记载徙琅邪王泽为燕王为十月庚戌，梁玉绳认为《史记》纪、表皆误，应以《汉书》为确。)刘泽是汉高祖刘邦的昆弟，吕后时，封为琅邪王。后吕后崩，齐王刘襄起兵，骗取了刘泽的权力。刘泽设法来到京城，在众臣推选皇帝之时，极力反对立刘襄为帝而力推代王刘恒。他被改封为燕王，较之以前的琅邪王，则地广而国强。刘遂在诛吕安刘事件中并无功劳可言，只是“前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就封为赵王，封赏之厚甚至超过了燕王刘泽。
对代邸旧臣，文帝一方面是信任并重用，另一方面是有意压制。入宫当夜封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这就是信任和重用;而直到元年四月大封功臣之时，文帝才对代邸旧臣进行封赏，而且只有宋昌一人封为壮武侯，这又是有意压制。宋昌封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宋昌也是功臣集团中的一员，他早年就以家吏身份，跟随刘邦南征北战。重用宋昌、张武，控制了皇宫和京师，站稳了脚跟;压制其他旧臣，又是示弱于众臣，起到了抚慰人心的作用。
总之，在调整代邸旧臣与功臣集团、刘氏宗亲的关系上，文帝处理的相当成功，基本维持了朝局的稳定，为后来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奠定了基础，也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