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武器技术在战国领先诸侯，为什么还能首个被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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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整个战国时期，七雄中最弱的选手，就是韩国。秦国百年的东进史，也是韩国不断被爆锤的血泪史;到了秦始皇在位时，韩国首当其冲，带头被完全吞并。

　　韩国有多菜?从一个微妙的现象就可见一斑。后世持续上千年的大小封建政权中，齐、楚、燕、赵、魏、秦甚至宋的名字被多次选为国号，唯独“韩”这个字眼，仿佛被大家默契的避开了一样。

　　主要的原因，就是韩国太弱了，以至于让人们觉得“韩”这个字太不吉利了。

　　可能有人要说了，韩国的武器技术不是在战国领先诸侯嘛?在历史上，凭借装备上的优势，往往能建立碾压性的优势，就像后世英军在八里桥血洗清军那样。按理说，韩国掌握了武器制造这一当时的核心军工科技，怎么着也能稳居一线强国之列吧?

　　事实并非如此。首先，韩国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技术优势;其次，韩国的弱，是弱在悬殊的综合国力，以及天生短板的地缘政治劣势。而这些，几乎是难以改变的。

　　在战国时期，冶炼技术并不是什么被垄断的核心技艺

　　关于韩国在武器方面的优势，主要来源于苏秦的那番话。公元前333年，他在鼓动韩宣惠王参与合纵时这样说：

　　韩地方九百馀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利剑皆从韩出。

　　天下的优良兵器皆出自韩国，听起来好像韩国垄断了当时的高端武器制造技术一样。其实这段话应当打个问号，根据《史记》，韩国在这方面并没有留下任何独树一帜的记录。

　　《史记·货殖列传》中称，中原的矿产资源极为丰富：“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即铜和铁分布在周围千里远近，山中到处都是，矿点如同棋子般密布，并不为某个/多个诸侯所垄断。

　　而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各国独立发展冶炼业创造了物资基础。邯郸郭纵以冶铁起家，加上与王室关系密切，其家族财富可与诸侯王相比;卓氏也是赵国的冶铁家族，甚至在秦统一六国后，他们在蜀地再度凭借这一产业崛起;此外还有山东地区的程郑、魏国孔氏、鲁地曹氏等均凭借冶炼业富可敌国。

　　至于秦国，根据现在从兵马俑等古迹出土的文物情况来看，那时他们的青铜技术已登峰造极，强弓硬弩以及长剑的制造独树一帜，据说在箭头的生产方面，已经实现了标准化、规模化，并且在外形设计上与如今的空气动力学理论极为吻合。

　　退一万步说，即使韩国的武器真的超一流，那说到底也还是冷兵器，并不像后来西方的火枪与满清的弓箭那样形成技术代差。毕竟根据史料记载，每次秦、韩交战，落败、甚至惨败的基本上都是韩国一方;即使韩国兵器真的能够削铁如泥，秦军手上的也不是烧火棍。

　　那么，苏秦为啥要专门提及韩国的武器水平呢?也许有两个原因：

　　其一，苏秦为了让各国鼓起勇气联合抗秦，去到哪都将对方的优势大肆吹捧一番，事实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也许真得打个问号;

　　其二，苏秦去其他国家，大多夸奖对方人口多、地形险要，但韩国这两方面都没有优势。咋办呢?没有优势，创造优势的也得上，因此只能扯扯冶炼这类似是而非、没有计量标准的所谓“优势”。

　　其实，这也侧面反映出韩国的最大短板：天生实力不足问题。

　　位居天下中心，却成了韩国的要命七寸

　　公元前270年，范雎在为秦昭襄王制订“远交近攻”战略时，如此形容韩国的地理位置：

　　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

　　韩魏，处于天下的正中心。自夏商周以来，华夏政权的核心地区基本围绕着黄河、泾渭水而建，《史记》称“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这里所指的三个地点分别是晋阳、殷墟及洛阳，经过上千年的发展，这一块狭窄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大量人口。

　　在春秋时期，这一区域被周天子以及其头号保护神晋国占据;三家分晋后，韩、赵、魏继承了晋国的衣钵，周天子的地盘则日渐萎靡，甚至几乎成了韩国的“国中之国”。也就是说，华夏族最富庶的传统核心区，几乎被韩魏占据，这也一度让其他诸侯国艳慕不已。

　　但对经济发展方面的便利，在战略及国土安全方面往往是弊端。

　　苏秦说过：“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秦国与韩魏之间的天然阻碍，主要是崤山，而其间的要塞函谷关则被秦国牢牢掌握;而连接黄河的泾渭两水，也处于秦国的领土内，所以如苏秦所说，秦国攻韩，可以势如破竹、长驱直入。

　　而其他诸侯国的处境则好得多。比如齐国就是“四塞之国”，山脉、海洋构成了天然的防线;楚国则战略纵深够大“地方六千馀里”，辅以南方穷山恶水的自然力量加持;燕国偏居东北一隅，搞定齐、赵就能高枕无忧;赵国则南有韩魏屏蔽、东边燕国较弱，往北得以策马狂奔，从当时尚弱小的游牧民族那里占尽便宜。

　　而韩、魏不仅没有天险的保护，而且地处正中央，成了标准的“四战之地”，在国家安全上这是最不利的处境：

　　四战之国贵守战...四战之国好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兴四军，故曰国危。

　　四面都与他国接壤的国家，等同于被团团包围，如果轻易对周边动武，必定会事倍而功半，直面生死存亡的危机。

　　而在战国初期，韩国的邻居魏国依仗魏文侯时期变法打下的基础，采取对外主动出击的方式，往西把秦国赶回关中，往东持续打压齐国，往北则从中山国割肉，其主要出发点，就是要抢占地利、拓宽战略纵深;

　　而韩国则没有这方面的实力。当初三家分晋，韩国到手的土地和人口完全比不上魏国;其后夹在秦、魏、楚三强之间，使韩国在大多时候，只能作为三晋之一跟着魏国混口饭吃;随着魏国战略的改变，韩国不得不向曾经的敌人齐国求助;而在魏国轰然倒下后，韩国也彻底失去了最大战略依靠，沦为了诸强的鱼肉。

　　曾经，在秦国商鞅变法后不久，韩国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申不害变法，但作为法家“术”流派的代表，申不害的变革仅限于君主对人才的选用与驾驭方面，并未对政治体制、经济基础、奖励机制等带来质的改变。最终“人亡而政息”，申不害和韩昭侯相继去世后，韩国失去了咸鱼翻身的最后一丝希望。

　　在战国中后期，韩国与难兄难弟魏国，完全沦为了大国博弈的棋子、秦国夺取天下的跳板、秦军虎狼之师的军功提取机。按照实力而言，秦国其实早就可以吞并韩国，只是受限于大国实力均衡的需要，才最终拖到秦始皇时期。

　　概而言之，国家间的竞争，是综合实力的比拼;一国在某方面的些许优势，除非形成技术代差，否则根本无法弥补在综合力量、地缘战略等方面的巨大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