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时期，齐地文人入仕的途径有什么？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享年共426年。下面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学以致用，本即是士人阶层一以贯之的人生追求和主要谋生方式，以士人阶层为母体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对两汉文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儒家经典内，更是将入仕作为士人取得成功的标志。
孔子即认为：“学而优则仕。”“学而优”似乎是士人得以入仕的必要条件。但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多文人的经世追求不能得到满足。尤其是在文人仕进之途不畅的情况下，其经世方式也必然会变得丰富多样。
汉初中央政权多为功臣和外戚集团所把持，毫无背景的中下层士人很难参与政权管理。经世的理想、生存的压力与仕进之途不畅这一现实相碰撞，遂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主动投靠掌握实权的诸侯与权贵以谋出路。齐地并非龙兴之地，而且没有助汉朝开国的功勋人物。因此，齐地文人就很难在汉初政坛上占据优势地位。
于是在这股士人游走诸侯、托身权门的干利浪潮中，他们也成为其中颇为活跃的一个群体。战国以至秦汉之间，齐国方士、辩士、说庇、军事家等散在各处，摇唇鼓舌，出谋划策，其人数当属天下第一。
一、游幕
游幕，是汉初齐地文人参与政权的主要方式。促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时的社会环境为游士的存在提供了足够的政治和文化空间。汉初诸侯王势力强大，异姓诸侯坐拥关东六国大部分土地，有自主权且手握重兵，极大地威胁到中央集权统治。
刘邦在位期间虽然剪除了七国中的六国，但又参照周朝制度，分封九个同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的领地几占汉朝国土的三分之二，享有封地的一切赋税，并有任命除侯国丞相以外所有官吏的权力。
这些诸侯王为了保护和发展自身的既有势力或满足一己的喜好，也极力招揽各种人才为幕僚。诸侯王国所具有的较髙独立性和延揽人才之风为游幕之士营造了与战国时期相近的生存、活动空间。
与此同时，汉初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宽松的文化政策，如惠帝废除挟书律，高后废除妖言令，文帝除诽谤飫言罪等，使战国晚期的多种学术文化得以复兴，士人的思想和个体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放和张扬。齐地文人如黄生、梁石君、东郭先生、田生、邹阳、羊胜、公孙诡、公孙狸等人，就是在此种条件下参与政权的。
梁石君与东郭先生原是被田荣劫持到军营中的齐国谋士，在田荣兵败后隐居深山。曹参任齐国丞相后，大力举贤纳士，在蒯通的建议下起用二人，奉为上客。
齐人邹阳的经历则更加具有典型性，他先是于众多招纳游士的诸侯国中选择了最为富庶的吴国作为游幕之地，后谏阻吴王刘濞谋反不成，又投奔到地位如曰中天的梁孝王刘武麾下。
在梁孝王刺杀袁盎的事情败露后，他为保全梁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说曹参招纳贤士的目的在于恢复和发展齐国经济，以安定刘氏天下的话，那么吴王与梁孝王的行径则暴露了自身不臣的政治野心，其招纳宾客谋士的最终目的也在于壮大自身实力，以便为自己谋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在此环境下，齐地文人的入幕选择还是较为多样的，邹阳的去吴游梁正显示出汉初齐地文人较为宽广的游幕空间。
除诸侯王外，汉代显贵之臣礼贤下士的现象也非常普遍。这当然与其自身的政治利益息息相关，但似乎也与汉初重义士的社会风尚不无关系。
汉朝皇室出自平民百姓，其之所以取得天下，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众多义士的全力相挺。汉统治者既以义士得天下，故而对士人的义行也颇为提倡。这也是刘邦在闻知田横二客自杀殉主后，“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的原因所在。
齐地文人公孙弘于武帝年间拜相封侯后，即修建客馆，延揽天下贤士与自己共商国事。结合他建议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员的行为来看，其延揽宾客的目的，乃务求做到合理地利用人才。
汉初权臣的养士之风无疑为齐地文人的游幕开拓了更为宽广的空间。尤其如公孙弘般的齐地显贵文人，出于地缘的亲近感和对朋友才能的熟悉，其所延揽的宾客也极有可能多是齐地“故人”。
诸侯、权臣厚遇宾客的举动，也在客观上对中央集权的稳固形成了威胁。游士于高祖年间的陈豨谋反，景帝年间的六国之乱与梁孝王觊觎帝位，武帝年间的淮南王谋反诸事件中都扮演了助力叛乱的角色，以致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警惕和切齿痛恨。自文帝时期起，汉中央开始有意解决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在统治者的刻意打压之下，游士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土壤大为萎缩了，兴盛一时的齐地文人游幕浪潮也逐渐走向衰落。
但必须看到的是，由于两汉仕进制度的特色和封建专制政体自身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文人依托权门以求取富贵的“游幕”现象于两汉时期一直广泛存在。只是由于其产生条件和身份地位的变化，性质已然与汉初的游幕文人大为不同。西汉中期以后的“游幕”文人虽然也以干取名利为目的，但其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己与荐举官的私属无异。
而被荐举的宾客或僚属为报恩主拔擢之利，又会反过来为其政治、经济利益服务。这种政出私门的现象不仅最终导致了汉代官场朋党现象的产生，也为其时文人“游幕”活动的延续提供了新的保障。除此之外，汉代豪族地主于西汉中期的迅速崛起，也为两汉文人的游幕活动开辟了新的空间。
这些豪族地主有很多本身就是官僚世家，即或仅是地方豪强，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谋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也会广招宾客为自身服务。这些宾客中自然也包括了一定数量的齐地文人在内。
二、察举
察举制是武帝以后乃至东汉一朝的主要选官途径，也是西汉中期以后齐地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径。这一局面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儒家经学在汉代思想文化界主流地位的确立。
武帝即位后，社会经济己较汉初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诸侯王的屡兴叛乱与游士阶层的离心离德，一直是影响汉政权巩固的不稳定因素之一。这促使武帝下决心改革一系列相关制度，以实现对士人阶层最大程度的控制与吸纳。
而关注现实、强调致用的儒家学说在经过汉初六十多年的传播和发展后，于社会统治方面的优越性逐渐凸显出来。
董仲舒作为今文齐学的集大成者和推动儒家学说官方化的关键人物，其《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著作，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并吸纳阴阳五行、法家、名家等学派学说，在理论上成功解决了证实汉朝政权合法性与长存性等问题，因而被武帝采纳，使经过实践性改造的儒家学说最终成为汉朝统治的理论依据。班固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家学说在两汉思想界的主体地位于此时开始得以确立。
在统一思想文化的同时，汉武帝还在前几任统治者用人政策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了人才选拔制度，从而使熟谙经学的两汉文人的入仕途径得以畅通。早在汉朝建立之初，汉髙祖刘邦即曾下求贤诏，征召天下贤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后，汉惠帝也“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文、景之时，都曾诏举贤良方正，并先后设立起三家诗学、公羊春秋、诸子传记等博士职位。
但上述举措并没有改变功臣、外戚把持朝政的基本态势，齐地文人中，能如娄敬、胡毋生、辕固生等凭借自身学识进入中央政权的人只是少数，且除了刘敬之外，胡毋生等人皆处在被统治者置而不用的尴尬地位，自身的经世抱负根本就难以施展。
只有到了军功权臣全部凋零，丰沛集团把持朝政的局面不复存在的武帝时期，吏治改革的时机才真正到来。董仲舒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中劝谏武帝，用意在于建设一套与国家文化政策相适应的用人制度，从而使学习儒家经学的文人能够做到学以致用。
董仲舒的建议基本为武帝所采纳，他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并于元朔元年将二千石官吏察举人才的制度以法定的形式确立下来，察举制度分孝廉、茂才、贤良方正与文学以及明经、明法等科目，这些科目多与经学相关联。即使是明法之士，也崇尚在运用法律时以儒学作掩饰。
察举制的实行标志着研读经学成为两汉文人入仕的正途，也使得文人群体中的佼佼者大可不必在政治清明时投入游幕文人的行列。
同样为经学之士开辟仕进途径还有公孙弘设置博士弟子员的建议。《史记儒林列传》说他担任学官后，有意倡扬儒学，于是建议武帝为博士官配置弟子五十人，博士弟子乃从全国各地的民间选拔而来，跟随太常学习一年后，经考试合格者可按其优异程度分别授以相应的官职。
公孙弘的建议被武帝采纳后，也以相对固定的形式被保存下来。在此之后，博士弟子的人数屡有增加。至东汉桓、灵时期，弟子员数竟达到三万多人。弟子员数量的不断增多，也即预示着两汉文人依靠习经而步入仕途的机会不断增加。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原本知识多元化的文人阶层逐渐向单一的儒士阶层过渡。
齐地文人在学术取向上的转变，正反映出他们对此种学仕合一的用人制度的认可和积极响应。自此之后，齐地文人中的佼佼者多有着浓厚的经学背景。
经学取士制度的成功，不仅使两汉由此进入了一个经学盛行的时代，还在统治者与文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通经致用的共识：一方面，统治者在确保察举制推行的同时，还经常差遣官员分行各州，发掘贤能。
朝廷既有意广纳民间贤才，则才学之士亦不乏进入仕途的机会。另一方面，很多受益于经学取士的大臣也往往以拔举贤能作为自己的本分。在上述大背景下，有才能之士甘于游幕而不研经求仕者，恐怕己经不多。西汉中期以后，齐地知名文人之所以大多以察举入仕，武帝以后的两汉朝廷所实施的一系列取士政策，是极为重要的原因。
结论
总之，在两汉大一统的背景下，齐地文人出仕的途径有游幕和察举两种。汉初功臣、外戚把持朝政，文人仕进途径不畅，又加之诸侯国拥有较高的自主权，养士之风在其时依旧盛行，所以齐地文人在此一时期的参政方式也主要是通过游幕得以实现的。
武帝时期，儒家五经被设立为官学，以经学取士为主的察举制度也被建立起来，通经文人的入仕中央朝廷的渠道由此生成，并在日后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与之相反，文人的游幕活动则在统治者的仇视和打压之下，逐渐趋于消沉。
受此影响，齐地文人在武帝以后的入仕途径虽然仍包括游幕活动在内，但却以察举为主。除游幕和察举之外，两汉齐地文人的入仕途径还包括州郡辟除、征召、任子以及纳赀等，但由于不占主导地位，故本文不予论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