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宁锦防线在松锦之战后土崩瓦解，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回看明朝末期的历史，天启年间，关宁锦防线还算是稳固。为什么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
关宁锦防线是明朝末年为抵御后金(清)所构筑的自山海关经宁远至锦州之防线，其中以山海关为后盾、宁远为中坚、锦州为先锋。
其间筑有多个堡台作为联防据点，分南北两段。
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于宁远之战前，开始着力构筑关宁锦防线，后明军凭之于宁锦之战中，使皇太极无功而返。
但在松锦之战后，防线土崩瓦解。
关于其瓦解之原因，前人多从战争史实而言，而其他内外因素似乎极少入进研究之视界。
然而一物之成、一事之败，若仅仅纠结于一处而观，则大体几近偏执。
故而从其大时代而观，究其内外原因，似乎对于这一事件而言，方才为公允之历史处理。
故关于关宁锦防线最终颓势之因，则窃有数条思议。
一：主帅激进漫言
不得不承认，防线于初时在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之领导下，建设的有条不紊，中心思想亦在于徐图以进之，凭此推动着防线之发展。
然而自孙承宗被攻讦辞官，袁崇焕不为阉党所喜而自罢，防线之建设在其后便经历了波折。
在崇祯帝即位之后，对于之前掌权的阉党做了整治，因此在用人方面亦有更新之势。
在关外局势如此紧张之时，便把原来主事关宁锦防线修筑的人员之一，也就是袁崇焕重新召还回朝，继续将防线之修筑及巩固进行下去。
于是崇祯帝便召见袁崇焕，史称“平台召对”。
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袁崇焕入京朝见崇祯帝，崇祯帝在紫禁城平台召见其同李标等人，在此向袁崇焕咨询平辽之方略。
袁崇焕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袁崇焕在这里向崇祯帝许诺，已经有平辽方略，而且如果他给以照顾，大概五年就能够收复全辽领土，崇祯帝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然而其中也有一则轶闻，其间休息少顷，给事中许誉卿向袁崇焕询问五年之略的具体内容：
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 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 按期责效，奈何?”
也就是说，之前袁崇焕之所讲只是对崇祯帝的安抚，于是他察觉自己刚刚所言并不极妥当，便在崇祯帝重新回到平台之后，又对崇祯帝说：
“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
袁崇焕可谓为自己开出宽裕之条件，即五年内户部、工部、吏部、兵部都要予以配合，才能使得五年方略具体实施，崇祯帝对此予以首肯。
这亦算是对于自己漫言海口之补足，自己并非专能不需辅弼。
崇祯帝为了消除袁崇焕疑虑，便又赐予他尚方宝剑，以示对其重视，再加上之前对于袁崇焕求四部配合请示之首肯，亦算非常时期倾尽全力之支持。
同时袁崇焕亦对崇祯帝进言，力禀希望崇祯帝不要听信谗言，能够对他信任。
此“五年平辽”之进策，历来在史学界都有争论。
有人说袁崇焕乃经深思熟虑，对于辽东局势进行正确判断后，在关宁锦防线顺利防卫之情况下，方才将五年作为手到擒来之目标。
然而亦有人将“五年平辽”之策看做袁崇焕之个人夸大以及激进的政策，覆水难收，也间接导致其数年后惨死于凌迟极刑下之结局。
事实上，袁崇焕确实在辽事上曾经取得过两次大捷， 一则是宁远大捷，二则是宁锦大捷，正是这两次大战的胜利，使得袁崇焕对于关外局势抱有乐观之情绪。
同时，正如上文所言，袁崇焕自己亦认为，五年之说是出于对崇祯帝之安抚，因此才“口出狂言”。
在崇祯帝刚刚即位，想要有所作为的时候，给他打下了一针“麻醉剂”抑或“安定剂”。
若之后有所成就，则相安无事，若今后局势有变，恐怕袁崇焕之信誉，不管是于皇帝而言，或是对于朝中大臣，甚至是对百姓而言，都会大打折扣。
后来所发生之事也印证了这点。
比如己巳之变，便使得袁崇焕措手不及，他也殒命当时。
如此“漫对”，不仅仅是袁崇焕或是崇祯帝个人受损，整个关宁锦防线，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运命都有所波及。
关宁锦防线之瓦解，大概可以将此次提出“五年方略”、激进漫言之“平台召对”看作是潜流源头。
二：将帅失和，同室操戈
同室操戈，即是指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一事，其实是明朝内部官员之斗争。
需要注意的是，毛文龙坐镇东江，其实是对后金有着极其重要的牵制作用。
东江皮岛可谓海上的战略要地，在后金大后方随时可以直插一刀，打乱其计划，因此东江镇在后金统治者眼里，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己巳之变如果深究其原因，似乎也与袁擅杀毛，从而使得其后方安心有关，因而肆无忌惮，无后顾之忧。
袁崇焕作为统领一区之长官，在此因为要统一权力，而将镇守一方之帅官擅自杀害，实在是有些不理智，有失战略眼光。
在这里也掩藏着关宁锦防线溃败之原因。
三：明廷政治腐败与农民起义
政治腐败与农民起义，从来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关键一体两面。
明朝后期，便也进入了这个怪圈。
明末贪污腐化成风，腐败之政，自然会有赋税之增，有所谓“三饷”之说，即辽饷、练饷、剿饷。
辽饷是因为要对关外用兵，所以要对农民每亩田地多增收赋税一分二厘。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万历年间，由于要对关外用兵，故而在对农民的收税中，每亩多增收九厘银，共有五百余万两。
崇祯年间，又在原有的基础上，每亩加征三厘银。
练饷，则是在崇祯十二年，继续加派之赋银，大约七百三十万两。
剿饷，则是在崇祯十年增派之税赋，按所有的田地数量，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一共增加二百八十余万两。
同时，明朝宗室子弟日常所需供米以及居住土地，亦大多通过征赋获得，以至于明朝后期人数繁衍众多，政府无力负担。
这些重赋成为人民生活的巨大负担。
于是，许多被压迫的农民们纷纷起义，来反抗明王朝的统治，其中就包括了后来对明朝覆灭出力尤多之李自成、张献忠。
现在回看当时之局势，辽事在东，农民起义在西，可谓两头牵制。
朝廷根本无法专心先应付一边，再处理另一处。
而明廷选择双管齐下的结果就是，效果不甚佳好，则是事倍功半，要付出比从前更多的努力与代价。
这便是在朝廷腐败之缘由下所产生的窘境。
四：后金(清)征服朝鲜
从后金(清)之角度而言，其旁支军事行动对于关宁锦防线之溃败亦有极大影响。
对朝鲜用兵并征服之便是其中之一项行动。
而后金对于朝鲜用兵，其实经历了两个阶段。
在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城失败之后，率残部退回沈阳，半年后崩。
这时，皇太极秉承遗命，继承汗位，是为天聪汗。是时，后金新败，而且新汗即位，势力尚不稳定。
当时大汗皇太极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一并处理政事，而在皇太极继位之前，其四人曾并称“四大贝勒”。
皇太极为了振作国事，意图外攻，以胜利来激昂士气。
然而对阵宁锦亦有前车之鉴，使得他不敢轻易再向防线进攻，于是他调转枪头，打算先攻取山东地区，而出兵朝鲜，是为了先解决后顾之忧，则必须先征朝鲜。
于是在天聪元年(1627年)，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等人带兵征讨朝鲜。
朝鲜不敌清军无奈妥协，双方宰白马黑牛歃血为誓，约定两国需遵守约誓，不得违背，从此以后结为兄弟之国。
这便是第一次征朝鲜。
第二次征朝鲜，是在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眼看势力做大，便有登基称帝之念想。
于是在当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
以后，他要求朝鲜改兄弟之礼节，而以君臣之礼相待，朝鲜国君臣予以拒绝。
于是当年十二月初一，皇太极率领十万余军队从盛京出发。
为了防止朝鲜王再次奔逃江华岛，皇太极先派遣一支军队，约三百人，伪装作商贾，奔赴朝鲜京城。
后金大军可谓长驱直入，直至朝鲜国腹地，并于二月十四日围困了朝鲜之京城。
朝鲜王惊恐十分，逃至南山汉城，于是皇太极亦率兵赴之。
双方对峙到了第二年正月初二，后皇太极派遣使者，劝服朝鲜投降，并陈明利害，现在形势对朝鲜极其不利。
同时也开出了投降条件，诸如行君臣之礼，去明朝年号、互通互商、派遣质子等，朝鲜无可奈何，只得同意。
至此，朝鲜已成大清之属国。
经过这两次征朝鲜，其实解决了后金(清)对于明朝作战、对防线作战的后顾之忧，朝鲜已成安心之属。
这对于明清关外战争来说，可谓是一个重量级事 件，号称“小中华”的朝鲜既已归属后金(清)，那么可想见关外之命运、明朝之命运。
五：后金(清)招抚蒙古
蒙古地区作为明末中间力量，亦为明后金(清)两朝所拉拢，若被后金(清)收服，则突破关宁锦防线进入关内，就不是其唯一之选择。
明末之时，蒙古地区其实分为三个大部，而其中之分别，则是以大漠为界，为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
而漠南蒙古则是在明朝与后金之间，起到了一个衔接的作用，于是这里的战略地位便显得十分重要。
诚如上言，作为天平上的砝码，偏向何处，便可增加很大胜利几率。
此处势力亦是犬牙交错，部族众多，有鄂尔多斯、巴林、科尔沁、察哈尔等部。
而此处最大的势力，则是察哈尔部，察哈尔部当时的大汗是林丹汗。
对于后金而言，可谓是西边一个可怕的对手。
明朝一直给予林丹汗以补给封赏，而林丹汗也乐于受赏，于是领命与后金争战。
其间，林丹汗还对努尔哈赤派遣而来的使者用刑辱之。
皇太极即位之后，也在战略上看到了漠南蒙古之重要性，于是一直在对漠南蒙古的多个部用兵。
察哈尔部感受到了威胁，于是在天聪二年(1628年)的六月西迁到现在的山西塞外处。
而西迁之后，丧失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明朝亦不会多花费钱粮，于是对于林丹汗的招抚亦停止。
皇太极察觉到了时机，对林丹汗发动了三次进攻。
第一次是在天聪二年九月初六，皇太极亲自率军西征，从沈阳出发，十月十五日回沈。
这一次战争，其实并不只是为了征讨察哈尔部，还是对漠南蒙古其他部的臣服之行，通过这次争战，许多部归于后金治下，承认臣属于后金。
第二次征战则是在天聪七年(1633年)四月，皇太极再次领兵出征，此次军队中，不只是八旗军，仍并有路中所会之蒙古部军。
此次征战中，并无太多收获，然而对于林丹汗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再次被逼西迁，最后身死异乡。
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二十六日，后金开始了第三次西征，这一次皇太极没有亲自领兵，而是派遣多尔衮、豪格、岳托等人出战。
多尔衮利用部下南楮与林丹汗遗孀苏泰的姐弟关系，不费兵刃收复察哈尔部，此时林 丹汗之子额哲亦表示了臣服之意。
于是皇太极将察哈尔部迁至义州，同时亦设机构管理之，封赏额哲为亲王并配以格格。
至此收服了林丹汗之察哈尔部，即可意味收服漠南蒙古，盖林丹汗从前为漠南蒙古部之宗主，后金此举，可谓一举将蒙古归于自己治下。
当时有言，“明未亡，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
此后，皇太极通过对于蒙古的管理，使得后金(清)与蒙古的关系越来越近，甚至“满蒙一家”。
其内核不外乎几点，联姻、封官、编制、攻心。
所谓联姻即顾名思义，姻亲关系，后金(清)最高领导者的后妃之中，有许多便是来自蒙古部落，更不用说其他臣子。
同时，对于蒙古部归服的首领们，予以封赏，大多封赏亲王，譬如上文提到的额哲，就是此例。
所谓编制，就是将蒙古仿照满族旧制，编入旗内。
以至于后来蒙古有蒙古八旗，而汉人亦有汉军八旗，这算是后金(清)对于异族的一种同化管理。
最后的攻心，即是以蒙古、满洲习俗相同、语言相近为说辞，劝服蒙古各部能与满洲同心同德，共同抵御明朝之攻击。
经过了这些举措，满蒙之间的关系日益加深。
这也为皇太极日后绕道进攻关内，以及正面对攻关宁锦防线，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无需费力西顾。
于是，后金(清)在征讨了朝鲜并使之臣服，招抚了蒙古并使之朝贡之后，便强大并发展了自身，使得进攻明朝之举并无后顾之忧。
然而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正是后金(清)强大了，于是便有实力去臣服朝鲜、招抚蒙古。
因为满洲人在这几十年里，虽然经历了几次大败，但是他们也并未因此而沮丧失意，而是积极努力地去找寻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充
实发展自身，他们的向外拓展无可避免。
况且，将朝鲜、蒙古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中，可谓一奇招。
从前为了抵御异族，各朝各代都会在边疆修筑长城，以保边疆之和平，防止夷狄入侵。
而满洲人本身就是异族，因此其战略眼光自然与从前之汉人朝代不同，就其曾在未入主中原时，所主张的“满蒙一家”的思想， 便可窥一斑。
于是在边疆战略上的眼光得当，使得后 金(清)又多了两个帮手。
一则在大后方给予支持，一则在边境之地有可以突破的狭口，再者也为一统华夏之后的民族政策，找到了最初的源头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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