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县长好当吗？县长平常的工作是什么
东汉第一任光武帝刘秀，有个女儿叫馆陶公主，为了让儿子当郎官，找到继承皇位的弟弟汉明帝刘庄。
刘庄作为舅舅，硬是不肯赏外甥一顶纱帽，只给了姐姐一大笔钱。
刘庄上朝时把这件事作为选人用人的案例，专门告诫大臣们：“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用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也。”
专制社会，从秦始皇开始就是“朕即国家”，“国”就是皇帝的“家”，官位就是家里的国，给谁不给谁，都是“家”里的事。但不管是姐姐跟弟弟要，还是算作外甥跟舅舅要，刘庄却硬是不给。
凭这一点，他称得上是位明君。
事实上，这位汉明帝的确与儿子刘炟(汉章帝)一起，承前启后，创造了史称“明章之治”的约40年太平盛世，父子俩与光武帝刘秀成了罕见的“三代明君”。
郎官是朝官，“出宰百里”的“县长”是地方官，刘庄显然把当“县长”看得更重。古时候“县长”就叫“百里侯”。
“县”这个行政建制周朝就有了。秦孝公争霸天下时，在灭掉的小国首先设立“县令”和“县丞”。秦汉实行郡县制，每个县管辖的范围按照“山川形便”划界，与山脉、河流走势基本一致，一方面交通便利，另一方面自然条件适合耕种同样的作物，便于税赋管理。
郡县制从中央到地方只有三级，县以上官员属于朝廷命官。有句话叫“皇权不下乡”，皇帝的权力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是“乡”和“里”，由乡民推举社会贤达担任“乡长”、“里长”实行自治，一个县大约管着一百个“里”。“县长”被叫做“七品芝麻官”，似乎官位卑下，实际上权力极大，行政、司法、军事统统归其统辖，等同于小国诸侯，“百里侯”因之而来。
历史上改朝换代频繁，但作为一级行政建制的“县”一直没有变过，当过“县长”的人多如牛毛。一个县是否太平无事，老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全看“县长”的斤两。“郡县治，天下安”，因为“县长”的重要性，它都需皇帝发诏书亲自任命。
战国时河南南阳“县长”出缺，晋平公问祁黄羊谁合适补缺，祁黄羊推荐了一个叫“解狐”的人。晋平公觉得奇怪：“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
祁黄羊不正面回答国君，不咸不淡说了一句：“陛下问我谁能当县长，没问谁是我的仇人。”
后来祁黄羊还推举自己的儿子当大法官(廷尉)，因此留下了“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佳话。
“县长”是一面透视古时候生活最有意思的镜子，能力、品格、秉性、遭遇，既能观人，更可观世。很多名人都当过“县长”，像陶渊明、欧阳修、冯梦龙、郑板桥，有的还留下不少佳话。有很多“县长”不怎么有名，但史书中关于他们的行状、事迹，却极有意思。
祁黄羊推荐的解狐干得怎么样，史书上说是“众人称善”，大概是不错的。怎样才称得上一个好“县长”，是有标准的，基本的一条：官越“闲”，证明这“县长”当得越好。
隋朝有个刘旷，在平乡当了七年“县长”，“风教大洽”——换成现在的话，社会风气好。没有人打官司，也没人犯事，牢房都空着，甚至长出了草，衙门前还有人用网缴捕鸟，真的是闲得蛋疼。刘旷随后被提拔到大县临颖当了“县长”。
古时候也是要对官员进行绩效考核的，刘旷就得了全国第一名。类似的例子不只一个。东汉时鲁恭在河南中牟当“县长”，当时河南发生蝗灾，但中牟境内却没有蝗情。“考察组”暗访时发现，鲁“县长”一个人坐在桑树下乘凉，玩耍的小孩不捉带着小鸡的野鸡。“考察组”一致评价中牟县“精神文明”抓得好，蝗虫不入境，连小孩也有仁爱之心。
说到“闲”，最有名的“闲县长”莫过于陶渊明。他到彭泽当“县长”，吩咐把县里的公田全都种上可以酿酒的粘米，放话说：“让我经常有酒喝，就满足了。”一个清高负气、整天喝酒游乐的县长，换到现在，恐怕三天也混不下去，他却好歹干了差不多三个月。
“县长”这么“闲逸”，与农耕社会有关，老百姓靠天吃饭，当官的也以天命是从，衙门的事越“简”，百姓活得越自在，都遵从“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逻辑，只要不去无故惊扰百姓，不乱作为，大半就是个好官。而老百姓看官，一是为政清廉，二是不繁赋税，要是能在修造水利、重教兴学、赈灾恤贫、旌表孝义上有些作为，那就是飞机中的战斗机，好官中的好官了。
但如果据此认为“县长”只是个摆设就错了，就像庙堂供着的菩萨，尽管都不哼不哈，却有“灵”与“不灵”的区别。毕竟身为一县之长，人不找事，事也会找人，要做到“无事不生事，有事不避事”。南北朝时顾宪之在建康当“县长”，经常遇到达官贵人请托，“机关”里也有人贪财残暴，他依法严惩，自己又能守住底线，清廉节俭，老百姓喜欢他，每次把饮到的好酒都叫做“顾建康”。
唐代还有一位叫卢坦的，跟他一样有担当。卢坦在寿安当“县长”时，“河南省长”(河南尹)限期征丝税，县民反映来不及织好，请求宽限十天，但知府不答应。有道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但卢坦不理这个茬，跟县民说：你们只管织，一边织一边送，别管什么限期，过了期就扣我的工资好了。最后真的就扣了他的钱。
现在讲敢于担当，像卢坦这样，不是要其他人担当，而是自己为其他人担当。对这样的官，老百姓自然是认可的。这倒不需要看离任时立的那些“去思碑”“功德碑”。后人常常凭这种碑评价古人，其实并不靠谱，相反，铜碑石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觉得它还不及稗官野史的记载可信。
《续世说》中记有这样一件事：南北朝之后的齐朝，有个叫“乐预”的在永世县当“县长”，深得民心，积劳成疾在任上去世，有个老太太正挑桑寄生入市卖，听到这个消息，将担子丢到水沟里，嚎啕大哭说：“乐县长死了，像我这孤老婆子也该死了。”街上的人都跟着哭。
一个农村老太，听说“县长”死了，居然伤心到这个份上，觉得自己没了依靠，其他人也齐齐伤心。民心如秤，不难想到“乐县长”平时的“干群关系”。其实一县之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只要摆正位置，也能有一番作为，在历史上留下令名清誉。
康熙年间在内乡任县长的高以永在衙门前撰的那副对联说得挺好：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