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文字狱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清朝时期为什么会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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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文字狱”一直都存在。其实,说起文字狱,相信大家对它并不陌生,无论是春秋、西汉,还是三国、魏晋南北朝,史书中均有对文字狱的记载。

  比如: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丞相崔杼弑君篡位,史官因为记载事实引来了杀身之祸;西汉时期,杨恽因为一本书被皇帝误会,大骂其背叛国家,遭到腰斩;三国时期,嵇康因为一本书被斩杀在东市;南北朝时期,北魏臣子崔浩因为记录拓跋氏家族曾受过的屈辱引来了诛族之祸,即:著名的国史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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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文字狱的规模并不大,范围很小,牵涉到的人员也不多。但是,到了北宋时期,文字狱却急速发展,突然出现了很多案件,比如:著名的乌台诗案,元丰二年,御史上奏弹劾苏轼说:“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一诗中饱含着对朝廷的嘲讽和不满,恐怕对朝廷怀有异心。”

  不久之后,国子博士和御史中丞一起连上了几封奏折给皇帝,并在其中多次数落苏轼的不当之处,还说:“苏轼不学无术,凭借自己少年之名和在科考中的优异成绩为所欲为,数次说儒馆的坏话。”于是,苏轼被贬至黄州,他的好友也因此事受到了朝廷的猜疑和弹劾。

  历朝历代,文字狱均有出现,不过,关于元朝到底有没有文字狱这个问题,历史上存在着很多争议。有人认为:元朝是没有文字狱的,茅山诗祸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并且,他们对汉族士人的文字作品一向不大留意,连“夷狄”、“胡”、“蕃”之类字眼也不忌讳(这与清朝统治者成强烈对比)。

  所以,尽管元初遗民诗文大有“违碍”,也有人告讦,但是,文字狱却怎么也兴不起来。因此,元朝是唯一一个没有迫害过文人墨客的清白朝代,使得中原文化在元朝时期被顺利的继承了下来。同时,还丰富了元朝文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学创作。所以,也有人认为:茅山诗祸的发生就标志着元朝舍弃了文字狱。

  自此以后,元朝涌现出了很多关注现实的文学作品,更是造就了元曲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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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元朝到底有没有文字狱呢?

  可以说,在元朝统治初期,汉人对其统治抱有着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而宋恭帝赵就是这些人的精神领袖。但忽必烈却没有杀死赵以警示民众,而是给了他一大笔钱,送他去西藏出家。忽必烈认为:他这样做一来可以巩固自家的统治,二来保住了赵显的性命更显示出了自己仁政,可谓是一箭双雕。

  但到了公元1323年,52岁的宋恭帝非常怀念以往在宋朝的时光,诗劲一下就上来便写了几句诗发发牢骚:

  寄语林和靖,梅开几度花。黄金台上客,无复得还家。

  但没想到的是,却引来了元朝统治者的不满。最后,忽必烈更是赐死了宋恭帝。所以,关于元朝到底有无文字狱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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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知道,文字狱是从明朝时期开始大流行的。

  野史传说朱元璋非常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他曾参加过红巾军,因此不喜欢其他人说“贼”、“寇”,连和贼读音相近的“则”也厌恶。《闲中今古录》中说,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因写了“光”字和“则”字,朱元璋认为是讽刺他,就杀了徐一夔。

  在学术界,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清朝是文字狱的发展巅峰。史学家顾颉刚认为:“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有记载,从顺治帝到乾隆帝时期,大清一共经历了一百六十余次文字狱。其中,仅仅乾隆帝一人就造成了一百三十多次文字狱。在这段时间里,无数的文人墨客遭受残害,国内文学更是一蹶不振。

  其实,清朝的文字狱最早起源于顺治帝时期,在这一期间,大清产生了一个新的官位——言论检查官,其职责主要是检查书籍的出版等。到了乾隆统治时期,文字狱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了一种捕风捉影的程度。后来,乾隆帝以修四库全书为由,严令彻查禁书,导致很多珍贵的书籍都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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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文字狱为什么在清朝时期发展得最旺盛呢?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清朝初期,人们还停留在明朝所创造的大好盛世中,对大清统治存在反抗心理;

  二、皇室内部矛盾激烈,皇帝们希望借助文字狱削弱各个王侯的力量。

  虽然,在乾隆之后文字狱渐渐趋于平缓,但其依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古时候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很多文人都以写书谋生,而文字狱的兴盛却使得写书成为了一种高危职业,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所以,为了保住性命,文人们只能埋没自己的才华,埋头于古书之中,从而,造成了清朝时期人才稀缺,文学渐渐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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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文字狱还带来了官场风气的败坏。

  很多官员都是靠科举考试才进入朝廷的,作为文人,他们必然是文字狱的受害者,可作为官员,他们不得不跟着统治者一起残害文人。所以,他们既不想因为自己的小错牵连家人,也不想因为没有落实皇帝的圣旨被判刑,真的是伴君如伴虎。

  参考资料:

  【《明代文字狱祸考略》、《笔祸史》、《清史稿·卷十一·高宗本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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