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科举考试是怎么样的?成为催命符的科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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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制由隋朝兴起清朝灭亡，起初科举制为寒门学子铺平康庄大道，但是随着时代演变科举制也没逃过盛极必衰的定律，最终成了统治者禁锢思想，达官贵人营私舞弊的工具。虽说科举制让范仲淹、李超、李昂等人摆脱寒门之身，可它也让柳永、唐伯虎等众多才子，失去施展之地。

　　科举之路是每一个文人心中的白月光，放浪形骸的柳永也不例外，“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从《劝学》中不难看到他对科举的热忱，可他最后为何愿把功名换了浅唱低吟?

　　据记载，柳永分别在天禧三年，天圣二年，天圣五年参加过三次科考，第一年他满怀信心高喊“临轩第试，对咫尺无颜，定然魁甲登高第”。自信之人大多自我，自我之人难忍受一家之言，宋仁宗思量到此人若中魁首，定然会让百姓人人效仿，形成高度自我的风气，于是便以“无行”黜之。十年寒窗苦读，因“无形”二字化为泡影，聪明如柳永，怎能不知“无形”只是那高高在上之人，满足自己一家之言的借口。

　　为表愤怒之意，柳永作《鹤冲天》，他恃才傲物用“明代暂遗贤，如何向”一句，讽刺宋仁宗不能保证“野无遗贤”，他高傲地向独断的皇权发起挑战。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宋仁宗定然不会允许蔑视公卿的思想盛行，于是他一句“且去填词”又将这大才子打入凡尘。

　　柳永自嘲称自己为白衣卿相，若是白衣怎为卿相，这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道出了这恃才傲娇之人无尽的心酸。

　　柳永年过半百，方中进士，许是经历凡尘的风霜，此时的他，再也不敢与封建皇权叫板，数十年的风吹雨打，虽没收走他的天分，却收走了他的傲骨，渐渐地他从一个特立独行的文豪，变成了溜须拍马的小人，变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

　　“别有尧阶试罢。新郎君、成行如画。”他在《柳初新·东郊向晓星杓亚》中描写新科进士鳞化之景，心中赞叹溢于言表。

　　曾几何时，他还藐视科举斥其不公，曾几何时，他还借“走舟车向此，从奔名竟利”讽刺进士追名追利，如今看来，这份赞叹几分真假不得而知。为保自己官途顺当，他又作《透碧霄》以“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端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赞叹京城之繁华，宋朝统治下百姓之和乐。

　　让一个有铮铮傲骨的文人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说出心中多想，只能作诗赋词帮统治者粉饰太平，这便是封建专制下科举制的“魅力”所在。

　　宋朝也是科举制跌下神坛的时代，科举不同于高考，高考是数着日子的应试，而科举却是没有尽头的苦读。在身体与精神长期被奴役的情况下，心智不坚定之人，往往会失去本心，走上穷途末路。宋朝科技远没有如今发达，身份的证明也远没有如今谨慎，科举舞弊便变得极为容易。

　　绍兴二十六年，进士秦万全因冒贯考试引起“群众打林应晨濒死，士人惊散，几坏科举。”营私舞弊案也从不是宋朝专属，清朝时期的顺治年间，丁酉科场案和康熙年间辛卯科场案，也尤为出名，监考人员或因谋利或因谋私，都在自己职责内行不法之事。

　　潇洒吟唱“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的江南四大才子之首唐伯虎，也深受科举舞弊之害。

　　他年少成名，二十岁参加乡试拔得头筹，才华相比柳永有过之而无不及。弘治十二年，唐伯虎参加京城会试，适逢程敏政、李东阳担任主考官。两人出题别出心裁，考生应接不暇，全场只有唐伯虎与徐经答到要害。不曾想唐伯虎、徐经两人华丽的辞藻，成了玩弄权术之人的引火索，程敏政的政敌，借此事诬陷两人与程敏政参与舞弊一案，三人均锒铛入狱。

　　《明史》评价此事说“或言敏政之狱，傅瀚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不能明也。”由此可见，唐伯虎参与舞弊一案实属子虚乌有。事毕唐伯虎失去状元身份，虽被予以小官却因羞愧未上任，回乡之后受尽冷眼，性情大变，而程敏政被放出狱后，也因胸痛发痈而死。

　　科举制深深地刺痛了唐伯虎的自尊心，他虽把自己伪装成安贫乐道的桃花庵主，却难以掩饰内心的落寞。“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的桃花仙与那“暮登天子堂”的唐寅仿佛判若两人，人人追捧的科举之路，成了唐伯虎的催命符，寒门学子的康庄大道，变成了朝堂官员勾心斗角的乐园，真是可笑又可叹。

　　不可否认，建立科举制的初衷是好的，可统治者却赋予它罪恶，封建统治下的科举与其说是康庄大道，不如说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在科举制下，没有足够的手段，寒门学子的利益便无法保证，这样的科举之路无非在为“肉食者”谋利。

　　皇权专制下标新立异的文人不被接受，思想高度统一，寒门学子只能按皇帝意愿思考，在这样的形势下，以天马行空为傲学子，无异于行尸走肉，而科举制的“魅力”便是让人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