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皇帝为人口问题甚是操心 他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还不知道：古时候人口问题的网友们，
人口自古以来就是执政者关心的大问题，咱们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出台过一系列人口方面的政策来减慢人口的增长。
像是计划生育，主张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这一政策的实行，直接将世界人口达到七十亿大关的脚步拖慢了二十年，可以说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世界资源短缺、人口密度过大的问题。实际上，人口过多不仅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古时候的皇帝们为了人口问题也是操了不少心。
一、 人就是生产力，很久以前国家一直鼓励生育
1、 很多朝代刚建立的时候，因为战乱、饥荒，国家需要休养生息，需要更多的人力
我们都知道改朝换代是历史的选择，前朝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是暴政，可能是战争，不得已被新的朝代新的统治者取代，这都很平常。可俗话说得好：阎王打架，小鬼遭殃。每每国家遇上大的动荡，真正受苦受累的，还是老百姓。
杜甫的《石壕吏》中就描绘了打仗抓壮丁的场景，一个家里的男丁，除了吃奶的都得上战场，有时连女性也要上，就像北朝民歌《木兰诗》。我们今天喜闻乐见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觉得那是孝顺，何况木兰最后的结局也很是圆满，但仔细想想，这本就是个悲伤的故事。
每每战争过后，是一个国家人口最少的时候，留下的也以老幼妇孺居多，毕竟青壮年都去打仗了。所以，当一个新的统治者出现时，他往往减轻赋税，鼓励百姓多多生育。
朱元璋在做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奴隶、流民解放为自由民，这样一来，人口大大增加。在冷兵器时代，人数的多寡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战斗力，在战国时，人数多的国家，综合实力往往都强过那些人数稀少的国家。因此执政者对人口往往盼着越多越好。
2、 为了鼓励生育，甚至出现了强行婚配这样的荒唐事
古时候政府为了鼓励生育，也制定了不少政策。十五六岁在今天看来，还是孩子的年纪，恋爱的话就算早恋，是不被提倡的。但是古时候十五六的女孩男孩结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唐朝太宗诏令：“诏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
宋朝律法也有类似规定：“在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甚至到了年纪没有结婚的人，父母会受到惩罚。春秋时，越国法令有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
结了婚的，但是另一半不幸去世的，古时候也鼓励他们再次结婚。唐朝有规定，寡妇在为丈夫守完礼后，必须再嫁，如果到时候还单着，政府就会为你安排结婚对象。我们今天说着政府安排对象的笑话，殊不知在古时候确实存在。
3、中国人以“多子多福”为上，人丁兴旺深刻在百姓的心中
其实不光是朝廷希望人口能增加，小家中，百姓们往往也希望家里添新丁。中国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家庭观念的国家，老一辈总认为钱赚得再多也不如生一个小孩。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议，古人确确实实是希望家里的香火越旺越好，蝙蝠、石榴也因为多子多福的好兆头受到人们的喜欢。
古时候生育的成本实际上比现在要小很多，家长们既不需要从幼儿园就开始争名额，也不需要报名各大辅导班。古时候登记人口时不仅登记姓名性别这种，还会登记职业。像是在明朝，为了让百姓安稳营生，是不允许随意更改职业的。
农民就需要一直种地，子子孙孙也要接手父辈的锄头
，不能从商，更不能随意进城。歌妓、舞妓或是梨园行当也得一直干下去，传子传孙。这样虽然有阶级固化等种种问题，但确实节省了很多教育成本，吃饭的手艺由父辈教授，一个人的成长甚至不需要识字，有手艺就行。
这样一来，从上到下，都是一个心思，那就是多生小孩，凡事都有个度，人多了，问题就接踵而至。
二、韩非子早就预见了人口问题，明清皆有抑制人口的办法
1、在以人丁兴旺为福的古时候，韩非子和商鞅都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古时候人就是战斗力，尤其是春秋战国，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古时候先贤中就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他们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引起财富减少，食品不足等资源分配不足，甚至引起战争的，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战国时期法家学说的代表人韩非子。
韩非子在《五蠢》中写到：“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在他看来，在当时的生产力情况下，这样的人口增长趋势，是非常危险的。其实即使发展到近代，人口过多导致的食物危机也依旧存在，直到袁隆平研究出了杂交水稻。
不得不说，中国在保护世界方面真的做出了不少卓越贡献。商鞅也和韩非子一样，预判到了人口过多带来的危险，他提出了人口和土地平衡的理论，如商鞅写到:
“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数泽处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一，恶田处什二,
良田处什四,以会作夫五万。其山陵、数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 制上分民之律也。”
2、中国历史上最早担心人口过多的皇帝，非乾隆莫属
据历史记载，早从周朝开始，就有了登记人口的做法，各朝各代也都有黄册一类的统计人口的工具。但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是在清朝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那时候，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赋役制度被废除，清初又有“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政策，使百姓所担负的徭役和负担有所减少。
清朝时，农作物的产量和种类，相比起战国时期都多了很多。尤其是明晚期传入中国的番薯、玉米等作物产量的提升，百姓的生活水平可谓大大提高，很少有食物不够吃的情况。
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幅度急剧攀升，乾隆皇帝虽然乐于看到百姓安居乐业，但是面对户部清查的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不免感到压力山大。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七年全国人口突破三亿人，为“民数三万万七百四十六万有奇”。
这是第一次人口统计到具体人数，此后，清政府每隔几年都会清查一次人口，直到清王朝灭亡前夕的1911年，最后一次统计人口数是四亿多，现在常常可以在电视中看到，民国时期总是有人说四万万同胞，其根据就是出现在这里。
3、 明朝“分其丁口”，清朝“提倡晚婚”
面对人口增长的压力，朱元璋采取的是“分其丁口”，丁口指的就是男女人口，据《明史》记载，洪武三十五年，户部派遣官员到山西，将没有田地没有房屋的家庭，分到北京居住，政府会给这些人钱和耕具，还有一些种子，保证他们过去了能安稳生活，五年以后，再向这批人征税。
明朝这一做法，是将人口密度大的地方分出去一些人到人口少的地方去，这样一来，人口密度就下降了。
原本在哪里生活过不去的，到了新环境，政府再帮助一下，也能过上好日子。不得不说，比起强硬地禁止生育，这种做法不仅切实地解决了人口过多的问题，还开发了新的土地，更是利国利民，一举三得。
清朝在乾隆皇帝看到人口增长过快时，也采取了和明朝差不多的方式。人多了，没有土地，缺少粮食，那就迁徙开荒，开辟新的耕地。
有道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有些人没有土地，有的人良田万顷。洪亮吉就在《生计篇》和《治平篇》中写道：“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冰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于是清朝禁止土地兼并，并且减轻赋税，厉行节约，争取让每一分土地都物尽其用。不止如此，晚清的学者汪士铎就在自己的《乙丙日记》中提出了晚婚晚育，提倡男子二十五以内，女子二十以内严禁嫁娶。
还批判了多子多福的风气，认为一家生一个孩子足够，倘若“生女两个，生男三个”,就该加重赋税，大力惩罚。汪士铎不仅停在理论，更是推荐了很多节育方法，药物节育被他认为是适合女性身体，保护女性健康的好办法。
汪士铎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就是计划生育的古时候版，优点多多，可在那个年代，无异于是爆炸性的发言，百姓观念难以转变，汪士铎的理论终究是停在理论。
三、人口过多，古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口迁徙
古时候意识到人口过多的皇帝不多，不过解决办法确实不谋而合。百姓的观念难以改变，计划生育在古时候只会沦为纸上谈兵。人口迁徙，降低人口密度，禁止土地兼并，将每一分土地都物尽其用，才是最合适的方法。
参考文献：
《明史》
《乙丙日记》
《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