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官办的快递业,速度真的很快吗?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唐·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
在我国古时候,快递业的发展对于一个王朝而言绝对是不容忽视的重大工程。倘若遇到边关告急,又或是流民叛乱,一个具有强大通讯能力的快递业,往往能够及时将消息送达朝廷,从而使官方提前抢占先机。
正因如此,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们纷纷从国家层面开办起快递业,不仅建设了诸如“驿站”这样的快递点,还对重要文书设立了“八百里加急”等时效性要求。
那么,古时候官办的快递业,究竟是怎样的呢?
一、唐代篇
在没有航空件当日达的古时候社会,古人们为了提高快递的效率,也是花了不少的心思。
唐朝政府规定:快递每天至少要送出一百八十里,若是重要文件的话,就要求三百里,如果是皇帝颁布的敕令,则须日行五百里。
五百里放在现代看起来不多,但对于唐朝人来说已经是飞一般的速度了。毕竟南北朝时北周宣帝的御马,也不过日行300里的速度罢了。
为了达到这近乎于苛刻的考核要求,唐朝人也采用了不少办法。比如唐朝快递员们走的道路,是从秦汉时期继承下来的“弛道”,妥妥地一条私人版高速公路。
这样的高速公路,以长安为中心建设了8条,而长安以外的州县,相互之间也有通道,这些基础实施的完善,极大的提高了快递的效率。
此外,唐朝政府还在快递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据史料记载,唐朝的驿站每隔20里便有一个,全国约有1600多个,这些驿站不仅如同高速公路服务区一般,负责驿卒的食宿与马匹更换,还兼顾了来往官员们的接待工作,算得上是一个多功能综合大平台。
鼎盛时期,唐朝全国有1639个驿站,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从事陆驿、水驿等各种驿务的服务人员共二万多人,还有1万多驿兵。
这样庞大的快递系统,自然会有对应的管理规范。唐律规定,驿卒送快递时,每次经过驿站都必须换马,否则就会受到杖八十的处罚。
如果快递超时,或是应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的处徒罪二年,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
严格要求基层员工的同时,唐朝政府也不忘给驿长制定工作准则。比如唐律就要求驿长每年核实驿马死损肥瘠,以及驿站的经费,并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
在唐朝高速运转的快递制定下,安史之乱的消息,仅仅6天就从范阳传到了唐玄宗耳朵里,唐玄宗这才有了备战的时间窗口,可见一个高效的快递业,有时甚至关乎于一个王朝的兴衰呢。
二、明朝篇
驿站的发展来到明朝后,逐渐成为一个遍布全国干线的庞大体系,据史料记载,明代每60里设置一驿站,全国上下设立了近2000个驿站。
到了明朝中晚期,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明王朝越来越无力负担这样庞大的人员薪酬以及马匹费用了。于是,明王朝便把一部分驿站的招待费,通过征税的方式摊派给百姓。结果这一举动招来了海瑞的反对,向来以清廉著称的海瑞一纸奏章上书朝廷,痛陈苛捐杂税之苦,然后不管不顾地将自己下辖地区的招待费一口气降低到原先的1%,赢得百姓交口称赞顺便得罪了一大批同僚。
到了明朝末年,崇祯帝实在供不起这么多的驿卒,结果简单粗暴的来了场大裁员,一口气下岗了约30%的驿卒,哪知下岗员工中有个叫李自成的人,再就业选择了当大顺军,亲手逼得老板崇祯上了煤山。
不过,明朝官办快递业走向落寞之时,民间的快递业却得以发展。在资本主义的萌芽思想下,明朝永乐年间,京城就出现了由民间资本运作的“私信局”,平民百姓们终于也能用上特快专递了。
三、清代篇
明朝末年归于沉寂的官办快递业,在清朝时代却又迎来了第二次辉煌。
清代的驿务由兵部车驾司管理,驿站遍布全国,就连一些边远县城都设置了“县递”,其纵深程度比起明朝来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清代的县递虽然也有驿马,能够履行驿站的职能,但却并不能算作正规驿站,仅仅是作为驿站的辅助功能出现。
这样遍布全国的驿站,也让清代的快递时效提升了不少。唐朝时日行五百里的极限,被清朝人轻松打破,日行六百里甚至日行八百里的记录,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清代的文献中。
康熙年间,三藩叛乱的消息九天便送到了京城。这份高效的背后,是清代对于快递时效的高标准严要求。
清代政府规定,如果文书上标注了“马上飞递”的字样,就需要用日行三百里的速度送出,如果是紧急情况,还可以写上“六百里加急”或者“飞折八百里驿递”等字样,以表示这封紧急公文需要用日行600里或是日行800里的速度送达。
这套高效的快递系统,到了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之战中算是立下了大功。当时清军若在前线打了胜仗,便将捷报加急送往京城。
派去送信的马匹身上系有铃铛,沿途的驿站一听见铃铛声起,马上用新的马匹接力传送捷报。正是靠着快递的高效率,清朝政府才得以及时掌握前线动态,并在第一时间对战局发展做出决断。
可以说,有了驿务,清朝政府就如同有了千里眼,顺风耳。然而这番神通在随后西方列强入侵时却吃不开了,谁让西方列强们虽然没有驿站,却有足以媲美八百里加急的电报呢。
清朝政府用着古老的驿站,忍受着“奏折往返需五十余日”之际,列强们早已用电报完成了降维打击。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一看这样不行,连忙“师夷长技”跟着用上了电报。
事实证明,这份技术革新在中法战争期间起到了关键作用,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适值法人起衅,沿海戒严。将帅入告军谋,朝廷发纵指示,皆得相机立应,无少隔阂……中国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神速者。”
电报的崛起也代表着驿站的谢幕。古老的驿站,就这么在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里随波而逝,只留下诉不尽的千秋故事,在历史的风云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