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不能买卖私盐，背后到底什么原因？
在古罗马时代，士兵们会按日定量，领到一笔名为“salarium”的专门补贴，这笔补贴不是金钱，而是食盐。尽管后来军饷代替了食盐，但拉丁文“salarium”保留了下来，经过法语和英语的演变，最终以“salary”的形式出现，用来泛指“薪水”、“薪金”。如今，物质生活非常优越，盐的重要性被忽视了。然而中国的古时候史，就是一部盐业发展史，可以说盐是立国之本，富强之基。
盐之所以如此重要，先从盐的特性说起。维持人体健康必须盐的补充。盐的咸味来自于丰富的钠。现代医学研究证明，钠能促进消化，增强食欲，协助新陈代谢，还可以维护人体渗透压和酸碱平衡。古时候对盐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不吃盐浑身乏力，无法从事农业生产，行军打仗更是空谈。
此外，在古时候，食物不易长时间保存。古人发明了盐腌的方法，将蔬菜和肉类制作成咸菜和咸肉，这样一来，食物的保质期大大增加。百姓可以留着自用，有备无患。商人通过异地贩卖牟利，类似于现在的冷链保鲜运输。
在古时候农业社会，个人通过耕种满足自己的温饱需要，唯独盐需要外来供应。而盐的产地，除了沿海地区比较分散外，中国内陆产盐地相对集中，例如山西解州、四川自贡、陕西花马池等。嗅觉灵敏的商人首先发现了其中蕴含的商机，将原本孤立的个体，联结成一个贸易网络。
最先重视发展盐业的国家是齐国。周武王灭商建周，姜子牙因功受封在营丘(今山东淄博市淄博区)，建立了齐国。姜子牙在齐国修明政事，顺其风俗，简化礼仪，开放工商业，尤其是大力发展盐业和渔业贸易。繁荣的贸易往来，以及宽松的经营环境，给齐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史记·货殖列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瀉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渔盐，则人物归之，繈全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古时候晒制海盐
以齐国都城临淄为例，凭借古济水的水运优势，建立一张庞大的贸易网络。对外出口食盐，换取齐国急需的粮食和物产。临淄因此逐步发展为东方第一大都会。春秋中期齐桓公时，临淄人口有20万人，战国中期超过35万人，到了汉武帝则达到了50万人。《战国策·齐策一》中，苏秦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人口的空前增长，是临淄对外贸易繁荣的一个标志，也是盐业红利的综合体现。
有识之士很快认识到盐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提出了“官山海”制度，即朝廷对盐业实行垄断经营，有贩卖私盐的不法之徒将处以死刑。古时候，人们消费支出主要用于购买食品，粮食在商品交易中占有主要地位，与此相应，盐与粮食密不可分，控制了盐业，就控制了整个农业贸易。另外，盐还具有“隐形征税”的作用。个人的食盐消费量很少，对食盐的价格并不敏感，人们购买咸肉时，只注重咸肉本身，往往忽略了国家对咸肉中盐征收的税收。控制了盐的产地、数量、价格以及流通，就能对消费者征税。盐税成为古时候财政收入中最大的来源之一，甚至可以称为“第二人头税”。
齐国大力发展盐业，通过庞大的贸易网络，达到天下人向齐国交税的目的。有了盐业做后盾，齐国迅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有了齐国的成功案例，秦国实行商鞅变法，也实行盐业专卖，富国强兵，最终实现统一大业。
西汉初年，政府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开放了盐业市场，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盐业市场。盐商很快富甲一方。汉武帝在位时，连年财政赤字，民间富商“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汉武帝认识到了盐业对赋税的重要性。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大司马桑弘羊主持实行“笼盐铁”制度，将盐业经营权重新收归国有。在产盐地，设置“司盐校尉”作为政府的代表，监督盐民进行盐业生产，盐由政府收购、运输和销售。可以说，产盐地是汉朝当之无愧的“国有企业”。
在汉昭帝和王莽新朝时期，盐业专卖都有所松动。不同的是汉昭帝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之议”，主动放开了部分盐禁，受到了史学家的好评和肯定。而王莽新朝时期，大商巨富通过贿赂地方官员，公开或半公开“盗煮”，盐业市场受到了私盐的冲击，公元前22年，朝廷被迫废止盐禁。魏晋三国时期，各方势力觊觎盐业的巨额利润，对盐田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对于盐田实行“国营”或“军营”政策，孙吴政权对盐田实行“军营”，由军队控制盐业生产和销售。
隋朝初期，隋文帝杨坚本着“官民共利”的思想，开放盐田、盐井。个人遵循盐业生产制度，取得盐业生产、经营、销售的权利。没有合法手续的私盐，将受到朝廷打击。隋朝末年，朝廷对盐业的控制力削弱，私盐泛滥，朝廷经常抓捕贩卖私盐的不法分子，导致民变四起，很多民变首领就是贩卖私盐出身的。
唐朝白居易有一首名为《盐商妇》的诗，“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描写了盐商的夫人富有安逸，衣食无忧的生活。唐代中期，实行“榷盐法”。盐民组织食盐生产，朝廷统一收购，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盐商将盐运输到指定的经销点出售，朝廷控制了货源，掌握了批发环节，削弱了盐商的盈利能力，增加了国家的财税收入。唐朝中后期，盐业收入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两宋时期是中国盐业发展的辉煌时期。朝廷设置了转运司，它是联系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中介，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转运使专管盐务，严格控制盐业流通，划分销盐区域，实行销界政策，某一种盐只能在指定地域销售，不得越界。北宋时期，产自青海的青盐销售价是44文，其实际采购成本只有5文。熙宁年间1石米的售价是400文，1石米的重量是100斤，换算下来1斤盐的价值约等于11-12斤大米，折算现在的购买力，1斤盐的价格达到了近30元。盐通过北宋朝廷系统的运作，运销体系不断完善，朝廷府库日趋充盈，财政收入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于盐税。
明清时期，朝廷延续了两宋的做法，实行“纲商引岸”制度。盐商运销食盐，需要缴纳盐课，领取盐引，然后到指定的产盐区购盐，再贩往指定的地区销售。在清朝，盐民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利用古时候的设备开采盐井。1835年，自贡的燊海井凿穿厚厚的岩层，喷涌出黑色卤水，盐工们或许没有想到，这口盐井的深度已达1001.42米，是人类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堪称古时候工程学奇迹。
盐业专卖，促进了国家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保证民生的稳定，可以说，盐是国家级的重要战略物资，受到了历朝历代的普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