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推动了“独尊儒术”，为什么史记对他的描写很少呢？
我们都知道，《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董仲舒的传记只有几百字，但他的思想影响之大，已经可以显示出来了。董仲舒“下帷讲通，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学士皆师尊之”。说明弟子极多，有的弟子靠大弟子传递教海，不能亲聆董仲舒的教诲。后面讲的“学士”不是指学生，而学生之外的学者对他也特别尊重。“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司马迁认为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的五世中，只有董仲舒一个人可以说精通《春秋》这本经书的，他是继承公羊氏的学问，感兴趣的网友们可以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往下看。
被推为儒者
董仲舒的学生究竟有多少，没有统计。学有成就的，《史记》本传中只提到兰陵褚大，广川殿忠，温步舒。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当中级官吏的有百多人。《公羊传》影响大，与董仲舒的这一大批学生的宣扬，不无关系。
董仲舒的思想影响从盐铁会议上也可以反映出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董仲舒思想在他死后二十多年的盐铁会议上的影响。首先，从全国各地选拔来的文学贤良所引以为据的话与董仲舒的原话大同小异，可见董仲舒的话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例一:董仲舒说:“孔子目: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彼有遗秉，此有不敛将，伊寡妇之利。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天不得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况人乎?”文学则说:“古之仕者不穑，田者不渔，抱关击标，皆有常秩，不得兼利尽物。如此，则愚智同功，不相倾也《诗》云:“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言不尽物也。”又说:“自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
例二:董仲舒说:“道者，万世亡弊…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文学说:“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通(道)之实。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马非百注:“语本董仲舒《对策》。”例三:董仲舒说:“凡择味之大体，各因其时之所美，而违天不远矣。”按季节吃东西。按这种观点，召信臣提出:“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贤良说:“古者谷物菜果，不时不食。
例四:董仲舒说:“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又说:“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贤良说:“古者政有德则阴阳调星辰理，风雨时。故循行于内，声闻于外，为善于下，福应于天。例五:董仲舒有贵志之说，以动机(心)论罪。文学也有此说，如说:“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以《春秋》决狱，是董仲舒的创举
例六:天人感应，灾异遣告，是董仲舒的重要论证方式。贤良们也运用自如。如说:“宋伯姬愁思而宋国火，鲁妾不得意而鲁寝灾。”马非百注曰:“这两件事完全是继承和发挥董仲舒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的学说，是非常不科学的。例七:关于阴阳学说，文学也继承董仲舒的说法。在《论灾》中，文学直接引述董仲舒的说法。他们说:“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阴阳，四时相继。父生子，子养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长，德;秋成，义;冬藏，礼。此四时之序，圣人之所则也。”马非百注云:“以上几句话是从《春秋繁露五行对篇》引出来的。
霜雪晚至，五谷犹成，雹雾夏陨，万物皆伤。由此观之，严刑以治国，犹任秋冬以成谷也。马非百注云:“以上段文字，似都从董仲舒对策概引而来。”说“概引”是对的。他们不是笔录董仲舒的原话，而是掌握了董仲舒的思想，运用自如。董仲舒的思想在文学贤良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其次，董仲舒的观点被文学贤良们所重复，有时也被辩论对方所认可。
盐铁专卖问题
董仲舒主张罢盐铁，贤良、文学认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愿罢盐铁、酒榷、均输”。盐铁可能官营最为“民间所疾苦”，因此，桓宽以此为名，题作《盐铁论》盐铁有什么害处呢?童仲舒只讲到:“与民争利”、“与民争业”的问题，而贤良文学来自各地，所了解的情况更为详细、具体他们认为盐铁，特别是铁器由政府专卖，弊端尤多。
其一，铁器是农夫生产的主要工具。由于各地情况不同，需要不同规格的农具，“夫秦、楚、燕、齐，士力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居局之宜，党殊欲易，各有所便。”习惯使用不同形状、大小的农具现在由“县官笼而一之”，政府专卖统一规格的农具“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农具不适应当地的需要，农民使用不方便，结果影响了生产。
其二，铁的生产运输也给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采矿多在深山中，路远、艰苦，政府要农民去服役，是难以忍受的工作。不去要出钱，又是繁重的负担。有的地方没有铁矿，要卖生铁，叫赋铁。政府压低价格收购。另外，盐铁的运费也要按农户派，“百姓病苦之”。因此，文学说:“一官之伤千里”。设一个盐铁官使一千里范围内的百姓都受到伤害。
其三，政府专卖的农具价高质劣。“车器难就而易败。车不累期，器不终岁。一车千石，一衣十钟。”而过去，“器质朴牢而致用”。农具向来简陋结实耐用。政府垄断以后，要“千石”粮食才能换一辆车，但用不到两年就坏了。其四，政府官吏多制造大型农具，目的为了应付上级给定的指标。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主要缺乏小农具。制造农具，政府也只有数量的定额，没有质量的要求，所以，农具质量低劣，刀钝，割草都不快，“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劳动艰苦，收获减少。
其五，官办和民办作比较，利弊优劣显著。贤良说:民办盐铁时，盐与粮食等价，农具质量好又适用。官办制造的铁器，多数质量低劣，付出的代价却不少。民办时，以家庭为单位，父子同心协力，都要制造优质的农具，质量不好的不拿出来卖。农忙的时候，商人把农具运到田间出售，没有钱，可以用新收的粮食换，也可以贴钱以旧农具换新农具，还可以赊欠。这样，农民不耽误农忙的宝贵时间，又能买到称心如意的农具，还不用为此去服役。
但是盐铁官办以后，由官府独家经营，统一价格，也统一规格，好坏没有选择的余地。官吏经常不在，想买还买不到。家里也不能多储备，铁器储备会生锈。在农忙时候，到远方去买农具，耽误农时。穷苦人家买不起铁器，只好用木器耕作，买不起盐，只好吃淡的。铁官卖不出农具，又采取派售的办法，强卖给农民。有时，卒徒制造农具完不成任务，还要农民去帮助，给农民增添很多负担，农民很不满意。贤良说:“陶、治、工、商，四种行业的人的需要可以通过交换都得到满足，所以，农民不要离开田地，就可以有足够的农具使用，其他人不耕田也有足够的粮食，“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百姓各得其所，上头根本不必为他们这些事操心。
相做对比
总之，贤良建议“罢利官，一归之于民”。利官主要指盐铁官。取消盐铁官，官办转为民办。马非百注曰:“这就是董仲舒盐铁皆归于民的反对汉武帝盐铁政策的意见的翻版。”马非百之言，真是一针见血!董仲舒主张均利，反对兼并，与民争利。文学认为，郡国设盐铁官之类的利官，就是“与民争利”，应当罢除。“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不是国家所应当做的事。文学像董仲舒那样引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话，说明要均利，要反兼并。他们说:“利禄不兼……而贫富不相悬也。”关于抑豪强反兼并，大夫等人也有很多论述，他们认为实行盐铁官办就是抑豪强、反兼并的重要措施。
大夫说:“天地所以均有无而通万物。”这与董仲舒的“天不重予”的说法一致。当时，浮食豪民擅山海盐铁之利，奴役贫民，“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夫说，官府专卖盐铁，就是为了“绝并兼之路也”。关于盐铁专卖问题，作为官方代表的桑弘羊大夫认为这是抑制地方豪强的重要措施，也是支持财政以供边防的重要政策。他是在抑制地方豪强的意义上讲反兼并，均民利的。贤良文学则利用官办的弊端来反对官办，所谓均利，是反对政府剥夺地方豪强的利益。他们具体观点不同，而都使用“均利”这一旗号。从这里可以看到董仲舒的均利思想有广泛的影响，对辩论的双方都有影响。
另外，桑大夫以“中国”和“边境”的差别来谈“调均”问题，特别有力。他说:“王者包含并覆，普爱无私，不为近重施，不为远遗恩。边民艰苦守边，保证了中原地区的安定生活。将中原的一些财富支授给边民，这也是一种“调均”，而且是全国性的重要调均。
我们从东汉王符《潜夫论》的“三边”(《救边》《边议》、《实边》)中可以看到边民之苦，救边的重要。从而说明桑大夫顾全大局的见解是开明的，而贤良文学狭隘的利已观差念是错误的。大夫用“唇亡则齿寒”来比喻“中国与边境”的关系是合适的，他认为，与外国的关系还要凭实力，“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矣。”文学只讲积德，是书生空谈，一厢情愿。西洋的大炮对中国人民有深刻的教育作用，现在说这类梦话的人已经不多了。
关于义利问题，董仲舒主张重义轻利，“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但他并非完全排除功利。文学主张导民以德，反对示民以利。他们说:“示民以利则以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民趋利就弃农经商，造成社会不安定。他们认为应当“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才是治国的根本。因此，出仕做官就要行义，而不是为了食禄以养妻子。有功受禄是应该的，“受禄以润贤，非私其利”。
但是，汉代一些官僚，“亲戚相推，朋党相举”，沾亲带故的互相提拔，结党营私，互相举荐。“父尊于位，子溢于内”，父亲当大官，子辈也都当上官。“夫贵于朝，妻谒行于外”，丈夫在朝廷做官，老婆就在外面到处拉关系，走后门。他们“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大夫说:“儒者释耜而学不验之语，旷日弥久而无益于理，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巧伪良民，以夺农妨政。此亦当世之所患也。”
桑大夫认为儒者“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跟无功受禄的那些官僚一样是社会的祸患。文学认为“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君子不应当像匹夫匹妇那样参加耕织。“君子耕而不学，则乱之道也。”ー个反对“不耕而食”一个反对“耕而不学”。董仲舒认为贤人应当想义的事，不能去干小人的耕织之事。所以，文学的说法跟董仲舒的思想比较一致。
董仲舒在《对策三》中讲公仪子相鲁，不与民争利，认为“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桑弘羊说“昔鲁穆公之时，公仪为相，子思子原为之卿，然北削于齐，以泗为境，南畏楚人，西宾秦国。”就是说，有不与民争利的公仪休为相，并不能富国强兵。“安国家，利人民”才是真本事，只是说的漂亮，不能算真本事。桑弘羊是重功利的，所以他赞扬商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桑弘羊举公仪休的例子，似乎就是针对董仲舒的。
关于刑德问题，董仲舒主张为政任德不任刑，经过教化使民归善。贤良说:“君子急于教，缓于刑。”主张“笃教以导民”，认为民乱应当从政事上找原因，政事混乱，应当从自身查问题。“身正而天下定”。自身确实端正了，政事就会处理好，天下就会安定。因此，刑德问题主要就是在上者的道德修养问题。贤良说:“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也。”贤良文学是在下者，认为问题在上头。桑弘羊代表政府，是在上者，则认为问题在下头。
在论上下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董仲舒虽然也当过江都相一类不算小的官，但他的思想却常与在下者比较致，这与他在政界的“不遇”有一定的关系。愤怒出诗人，忧患出哲学家。董仲舒思想产生广泛影响，与他的社会地位也有关系。
结语
最后，我们看到《盐铁论》中经常提到《春秋》，而内容却多是《公羊传》的。例如《疾贪》中，贤良说:“《春秋》刺讥不及庶人，责其率也。”《春秋》不批评老百姓，只批评领导者。实际上《春秋》并无此话，这只是《公羊传》的解释。贤良文学对《公羊传》说法和典故的引用，经常采取董仲舒的见解，例如文学说:“宋襄公知孔父之贤而不早任，故身死，鲁庄知季有之贤，授之政晚而国乱…是以二君身被放杀而祸及忠臣。”对孔父与季有的看法显然来源于董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