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小皇帝那么多 国祚为什么还有190多年

  东汉王朝的网友们,东汉14帝有10位小皇帝,为何能政权稳定,国祚延绵190余年?

  封建社会如果皇帝昏庸,或是没点头脑,搞不好就得弄的国家混乱,更有甚者,导致皇帝身首异处,政权更迭。但在东汉,十四个皇帝里有十个娃娃,就在这种情况下,王朝平稳渡过一百多年,甚至解决了西汉遗留的匈奴问题。这在历史上确实神奇,但又不是例外,比如宋代也多有皇帝年轻,太后听政的局面,宋代政权照样平稳发展,且繁荣程度超过汉唐。这种奇特现象归根结底源于权力制衡,一个政权的稳定性与否,往往取决于权力平衡与失衡,东汉的神奇之处就是权力架构的设定较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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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皇帝在位的时间年龄

  光武帝刘秀:25年—57年,31岁称帝,63岁驾崩;

  明帝刘庄:57年—75年,29岁即位,47岁驾崩;

  章帝刘炟:75年—88年,19岁即位,32岁驾崩;

  和帝刘肇:88年—105年,10岁即位,27岁驾崩;

  殇帝刘隆:105年—106年,满月即位,8个月驾崩;

  安帝刘祜:107年—125年,13岁即位,31岁驾崩;

  婴帝刘懿:125年—125年,生年失考;在位206天驾崩;

  顺帝刘保:125年—144年,11岁即位,30岁驾崩;

  冲帝刘炳:144年—145年,1岁即位,不到3岁驾崩;

  质帝刘缵:145年—146年,7岁即位,8岁驾崩;

  桓帝刘志:146年—167年,14岁即位,35岁驾崩;

  灵帝刘宏:168年—189年,13岁即位,36岁驾崩;

  少帝刘辩:189年—190年,13岁即位,5个月被废,15岁自尽;

  献帝刘协:190年—220年,9岁即位,39岁禅让,54岁病逝。

  汉代男子的成人礼是在16岁,汉高祖刘邦时期就以16岁作为帝王亲政的界限。高祖、武帝之后的继任者基本上都是16岁亲政,所以可以将16岁看作两汉时期成年的标准。那么在东汉的皇帝里,除了生辰不可考的婴帝刘懿,剩下的皇帝中有10个未成年,最小的皇帝即位时刚刚满月,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东汉王朝硬是撑了195年。

  东汉的权力制衡体系

  永平元年(公元58年),东汉第二代皇帝为了避免皇亲和士大夫作乱,把军政大权交给了自己老婆家的亲戚,也就是俗称的外戚。这就形成了外戚、宗室、士大夫相互制衡的格局,至此以后,东汉皇后无外乎就出自阴、耿、邓、马、梁、窦几大豪族,这也被称为东汉六大家族。其实熟悉汉朝历史的都了解,西汉同样重视外戚的力量,西汉最终也是亡于外戚王氏,那么东汉为何还要“重蹈覆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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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惯性首先,后世的眼光看待外戚,总有一种避而远之的态度,那是因为历史的千百年经验,告诉我们外戚专权的危害很大。但这也只是教条主义的历史观,并不等同于两汉时期看待外戚的思维方式,一种制度的优劣需经过长久的经验才能看清。西汉初期,也是由于制度惯性,才将周王室的分封制进行演变和转化,形成了宗室分封的格局,但削藩带来的七国之乱,让中央朝廷看到了宗室并不可靠,所以汉武帝才把所封的王国,地方都削小,政权也都夺去。到了东汉明帝时期,刘庄屡兴大狱,完全杜绝了皇族宗室参与政权的可能。

  而且汉初的政治中,皇帝发现比宗室更可靠的是老婆家的亲戚,外戚秉政,不仅可以制衡那些嚣张跋扈的本家亲戚,还能对前朝指指点点的士大夫形成对抗。而且外戚在治国理政、对外征战上更有动力,他们为树立更高地位,迫切希望建立功业,而不是仅仅依靠女人获得认可。所以整个西汉虽然亡于外戚专权,但兴盛之时,也多有外戚的功劳,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因王莽谋朝篡位而被掩盖。所以在东汉,排斥宗室,重用外戚就是一种制度惯性。

  政治设定“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皇后纪》

  东汉的外戚结局都很悲惨,这是权力制衡的规律。东汉小皇帝的现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皇帝早逝,留下了年幼的继承人,另一类是外戚为了维护权力的延续性,从而扶持小皇帝即位。如梁冀先后拥立冲帝、质帝、桓帝三位皇帝,执掌朝政大权长达18年,达到“父兄子弟并为卿校”的效果。皇帝长大之后,需要夺回外戚的权力,由于外戚势力都是豪门大族,渗透至军政各界,想要夺回他们的既得利益,那就必须通过扶持其他势力。又因皇族宗室已经被排除在核心权力圈之外,所以皇帝只能依靠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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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东汉政治的三大制衡体系,其中宦官相对独立,但由于这个群体的特殊性,比如身体和精神缺陷、文化修养落后等特性,使这个集团成为黑暗政治的代表。士大夫集团与外戚集团其实都来自豪族门阀,他们本身拥有共同的理想和诉求,但因东汉初期的政治设定,将两个集团推向了对立的一面。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窍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后汉书·仲长统传》

  光武帝刘秀时期,“三公”就已经成为荣誉和俸禄的象征,失去了实际权力。他将武帝时期的内庭秘书机构“尚书”,更为尚书台,也就是俗称的台阁,扩大其规模,充实其职权,以六曹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直接听命于皇帝。这就对原来外朝的公卿士大夫造成削弱,也体现了封建社会官僚体系发展的一条主线,即君权与相权的博弈。但由于东汉小皇帝居多,母强子弱的格局下,这种加强君权的设定就被外戚加以利用,他们以“近水楼台”之便,抢先注册“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小头衔,从而控制尚书台掌握国家政权,这就是外戚专权形成的过程。

  当皇帝长大以后,夺权阶段首先考虑的就是收回尚书台的控制,这时候占据“近水楼台”之便的多为宦官。他们常居宫内,服侍皇帝,且由于尚书台是少府下辖机构发展而来,当初就是以宦官担任侍中、常侍的官职充任,所以就能顺理成章的帮助皇帝渗透并掌握尚书台,这又是宦官专权形成的过程。所以东汉的内庭政治就是外戚、宦官轮流“坐庄”,小皇帝时,外戚凭借太后形成专权,皇帝长大后,又通过宦官打压母族掌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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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外朝,那就绝对是士大夫的舞台,东汉的内外之分,往往体现在决策权上。士大夫集团代表着门阀政治,虽然他们多以儒家思想树立了修身治国的伟大理想,但无一不希望推翻内庭的专权者,跻身决策的行列,从而实现门阀利益,或者是理想抱负。而且在察举和征辟制的影响下,士大夫集团不断得到充实,形成东汉政治中最大的官僚集团。

  他们通过土地兼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地主,再有累世专攻一经的经学世族,门生多至成百数千。在财与才的号召下,社会名仕的士大夫化逐渐形成,更推动了士大夫集团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东汉的士大夫集团,内有互相推崇,外有太学生、郡国生的呼应、声援,以及地方大地主、名仕的支持,形成了与中央朝廷抗衡的社会权力中心。

  这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是相互矛盾的地方,所以才有了三个集团相互制衡的政治设定,一家独大必将颠覆政权。整个东汉政治,可以看做君主专制与门阀士族的内外相争,外戚集团就是倾向于内的,而对于外戚集团的制衡,又是以宦官集团为基础。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东汉末年,汉桓帝依靠宦官铲除了外戚梁冀集团,宦官形成势力之后,催化出打击士大夫集团的党锢之祸,这个大方向很明了,即宦官与外戚都是代表皇权由内向外的制衡,虽然最终是伤害了朝廷的根本,但在东汉小皇帝居多的现实情况下,这无疑是维护政权稳定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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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分析

  东汉小皇帝居多,这是事实,但三大集团的制衡体系中,却都是以皇帝为中心。宦官集团处于最黑暗、最卑微的一方,没了皇帝,他们只是一个身体残缺的异类,所以在内庭之中,宦官倾向于保护皇帝。外戚集团同样需要皇帝做依托,否则也无法获得更多的权力与利益,他们甚至希望皇帝长命百岁,在皇帝成年后,他们会抓住有限的机会,将本宗族女再嫁给当政的皇帝,以此延续权益。

  这两个集团之所以长期“卑躬屈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士大夫集团的影响力太大。即使外戚舅舅多以大将军的身份掌握军权,但也不一定能够抗衡士大夫的联盟。因为他们掌握大量土地财富和家兵武装,且社会号召力极大,外戚发动内庭的政变成功性非常低。

  而士大夫集团的理想抱负是建立在两汉经学的思想体系下的。这个思想体系可以说树立了最原始的“忠君爱国”思想,为人臣者的价值观束缚着士大夫集团的“逆反”心里,这也让士大夫集团成为千百年来较为稳定的体系,换句话说就是思想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只要士大夫集团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理想抱负拥有施展的舞台,那么他们也就会为了国家而奉献,此处忽略那些不老实的案例。当宦官、外戚向外廷施压时,“忧公忧国”的士大夫集团往往也只是规规矩矩的喊出“徒感王纲不慑,惧天网之久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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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讲,东汉桓灵之前,三个政治集团的制约是维护了朝廷的统治,所以哪怕连续出了一个接一个的小皇帝,大体上能实现太后掌舵、内廷决策,外廷施行,分工明确,从而“天子垂拱而治”,帝国正常运转。

  然而这种体制只不过是百余年形成的潜规则,未有任何法律的保证,当小皇帝成年,对外戚下手时,也导致内廷力量的内部分裂和矛盾激化。每一次外戚家族的更迭,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训,那么越往后,外戚集团就越需要寻求长久的专权富贵之策,梁冀就是外戚专权发展至鼎峰的例子,甚至有毒害小皇帝的嫌疑。

  梁氏之后,窦氏、何氏将目光投向外朝的世家大族,欲与士大夫集团联合,彻底打压宦官集团,解除后顾之忧,从而牢牢控制皇权。这个时期的士大夫集团,与外戚集团确实拥有共同利益需求,宦官集团壮大之后,开始另寻出路扶持寒门士子,这就侵犯了世家士大夫集团利益。而且由于皇帝偏向宦官,党锢之祸彻底激怒了士大夫集团,他们开始抛弃东汉朝廷,导致三大集团相互制衡的权力体系崩溃,也就失去了“三角形的稳定性”,宦官成了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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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灵帝驾崩以后,外戚何氏集团企图反攻宦官十常侍,但这次反攻造成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同归于尽。东汉内廷彻底崩溃,地方军阀成了这个时期的主角,随之而来的便是汉室衰微后的天下三分。三国归晋表面是版图一统,其实质又是政治架构的重组,最具代表的便是西晋统治者脱离门阀政治的尝试,以及魏晋玄学的思想探索。所以说,东汉虽然小皇帝众多,但在三大集团的制衡中,处于稳定地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从而保持了长久的政权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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