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品评人物的标准是什么？有什么表达方式？

　　东汉时期，品评士大夫们的标准是怎样的呢?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跟为什么小编一起看看吧。

　　当“人”的主题跃居历史的目光中时，品评活动便开始萌芽发展。故而早在先秦文本中便能找到很多观人识人的案例。由先秦一路延续至东汉时期，品评人物在现实生活日益蓬勃发展，进而改变其内涵。

　　品评活动建立在品评者与被品评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品评视角的交错与火花，都影响着品评的内容与结果。

　　一、东汉人物品评的标准

　　1. 品德

　　在举孝廉制度盛行的东汉时期，德行是这一时期品评人物的主要视角。这亦使得其时的人物品目结论多呈现出强烈的道德性，而其时所提倡的首要道德标准便是对亲长的孝悌程度。

　　早在东汉政权草创之时，刘秀就偏好选拔由乡里人民所推举的孝悌之士，例如颍川人铫期因父逝居丧三年，刘秀行军至颍川时听闻当地士民的如斯评价，便很快将其召入属下。

　　可以说是采纳士人民主意见以安定地方的一种措施，也反应了当时的士人社会对孝者的推崇倍至。而当时之人的对孝者的推崇也反应在行政官员对评价为孝者的格外礼遇上，如会稽都尉任延在巡查下属诸县亦会慰劳当地孝子并“就餐饭之”。

　　可以说尊崇孝道已经成为了一种东汉社会的共识所在，而东汉统治者亦积极顺应了此种社会舆论导向，将以臣忠君的关系亦构建成为以子孝父的关系的进阶的状态。

　　如冯异身陷其“专制关中”的弹劾时，刘秀不但直接将相关弹劾交予他而且在予冯异的诏书中对双方的关系作出了“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的表达来对在高度紧张下的冯异进行安抚。

　　而《续汉书》亦载刘秀在与耿弇发生冲突，甚至在激怒下声“我斩卿”时，耿弇亦声称自己因“大王哀厚弇如父子”因而才竭忠尽力，从而化解了双方的矛盾。

　　可以说尊孝已经成为了一种东汉社会的共识所在，而东汉统治者亦积极顺应了此种社会舆论导向，将以臣忠君的关系亦构建被赋予了基于道德立场的亲情联系，起到了如同政治上的润滑剂一般的作用，也因此成了道德评价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其次的标准则为仁义，当时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内核便为能够判断善恶是非，进而能够惩恶扬善的一种带有实践性质的判断能力。如曾任兖州刺史的第五种在刺史任上时不畏作为宦官领袖之一的中常侍单超之势坚持纠发其兄单匡的种种罪行，而后其属下从事卫羽甚至遭遇了单匡所派遣的刺客的刺杀，结果这一刺客反而被俘成为了对单匡不利的人证，以至于“州内震栗，朝廷嗟叹之”。

　　而后在第五种负有人命案在逃时，徐州从事臧旻于上书为其辩白时对其评价道“伏见故兖州刺史第五种，杰然自建，在乡曲无苞苴之嫌，步朝堂无择言之阙，天性疾恶，公方不曲，故论者说清高以种为上，序直士以种为首。《春秋》之义，选人所长，弃其所短，录其小善，除其大过。”

　　将第五种于兖州刺史任上时对于腐化而树大根深的宦官集团的积极处置解释为了对于“恶”的主动排斥，而赞许其行为为“清高”，甚至愿意为其向朝廷祈求免去其罪状。

　　2. 才能

　　在东汉建立之初，为使从军事政权顺利过渡到文人政府，光武帝刘秀采取了偃武兴文的方针，自身也不再谈及军旅之事，连皇太子向他询问也效仿孔子故事以“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

　　为由进行回绝,此时形势正如《后汉书》所形容的“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在此重文偃武兼之以重德轻才的政治情形下，与后世唯才是举时期的重视绝大多数才干的态度不同，此时的才能标准更多的指向文才，文才的高低便成为了东汉早期才能评价的关键性标准。

　　如割据河西地区的河西大将军窦融正式归附东汉后，刘秀便立刻询问了是谁在此之前为其擢写奏章，在听闻是其从事班彪捉笔后，不但立刻召见了他，还让司隶将其举为茂才并授以官职。又如在大司马吴汉病逝后，光武帝刘秀号召诸儒士撰写书其生平的诔文。

　　此时因为冒犯美阳令而身处狱中的杜笃也参与这次诔文书写，并被刘秀评为最优，此事不仅使杜笃得到了赏赐的布帛，其刑罚也得了刘秀的特许得以直接免除。如此种种事例可见，早期东汉统治者为了尽快稳固文吏制度极重文才，甚至往往愿意对于有文才之士愿意违反各式成规、大开方便之门。

　　而到了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时任尚书令左雄向汉顺帝刘保提出建议“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在察举中通过笺奏写作测试参与者的文才水平，提升职官的平均水准。

　　该次进言被顺帝顺利采纳，以此正式将写作之才纳入才职官察举的考核体系，更得见东汉政权对一个稳固的文官体系的重视程度。而到了东汉末年动乱的社会中，想要安身立命，仁义道德已成空言，唯有才能与智力方可领导众人。

　　因此人物品评的标准，在政权主导者的左右之下，由德行渐渐偏向于才性，而人物品评中对才能的定义也开始超出过去文才的范畴，几乎扩大到一切政治才能上。诸人有不同的才性能力，众官有不同的职能义务，必须使适合的人在适当的职位上，君臣各尽其能，彼此配合，此为当时所提倡的“主道得而臣道序”，如此才能成就国家太平基业。

　　不只中央朝廷文武百官的任使，必须知其人得其人，以此量能授官，即便是地方的选举，识别士人之才能也同样重要。基于对“才性”的重视的品鉴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了士人生命全然不同的情态或姿态。

　　二、东汉人物品评的表达方式

　　1. 品题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就曾用“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总结嵇康阮籍志趣清高、命意深远的创作风格，并在《时序》篇中用“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来概括建安文学诸参与者的特色。

　　而东汉末年的许劭则是其时尤以“题目”展现其主导社会舆论的能而成名的品评家。在曹操受许劭所评的例子中，许劭人身受曹操所挟持时作出的“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并非是太正面的评语，但曹操已甚为满意，似乎曹操所重视的事物并非在于评语的内容，而是在终于能得到许劭的品题。

　　这意味着得到许劭的品题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价值。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恐怕与许劭自身的姿态有关，因为许劭曾“鄙其人而不肯对”。

　　换言之，许劭对品题的对象并非来者不拒，唯有符合其标准者才会加以题目，故许劭的品题本身，就代表某种质量保证。也因此曹操虽然是在半强迫的情况下取得许劭的品题，但仍大悦而去。

　　2.绰号

　　除了直接褒扬人的忠孝行为或用比喻、比较法形容人的品行外，在东汉，还有一种特殊的品评方式——赋予绰号。即用简短的一个词语形容被品评的对象，以达到突出这一人物某种层面上的特性的目的。

　　这种称号可能是出于受品评人物所参与的某一标志性事件，如光武帝刘秀因其不率大军涉险亲入铜马军降众大营，纳降后因降服大量铜马军部众而被称为铜马帝，又如从事陈众驾单车白马劝降占据灊山的军阀李宪之余部，使灊山免受汉军讨伐，而被当地民众立生祠称为“白马陈从事”。

　　是基于被品评者的某种常期为人所知的生活状态，如冯异在军中始终保持着谦和退让的态度，不但治军严谨，而且每当诸位将领谈论自身功业时都自屏于树后，因而军中称其为“大树将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绰号这一品评表达方式一方面多因围绕受品评者的众议而生，故而具有一定事实依据性，但在另一方面其无论源于受品评者所从某事或是受品评者所具某一特质，皆往往过于突出大众愿意关注的受品评者的片面特质，因而可能造成以偏概全的问题。

　　3.拟物

　　对人物的品评有时候会使用事物的特性作为比拟，从描述被相者的外貌、声音等外在特征，一路延伸至人的内在性格上。

　　其时人物品评多将人物比拟于富有道德意味之物，品鉴视角多以物来比喻外貌之下的神韵风采，而这一表达方式所用于譬喻的事物，甚少出现有关于政事之才的描述，更不会出现具体的官位或能力，而多为虚化的自然景物或意象，以美学的视角呈现人物的面容神态，像是使用玉树、日月、连璧等喻依，照见其内在光彩又清明的特质。

　　如以松柏象征人物的坚贞德性，或以洁白无瑕之玉比喻士人在气节上的坚持与道德上的无瑕。如“南阳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膺岳峙渊清，峻貌贵重。华夏称曰：颍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即朱穆以道德严整事父母至孝，时人便目为如高扬于松柏下之风。

　　而李膺更以清议领袖的道德之高，时人便目之有若玉山之光辉。可以说其时名士以德行之重，使时人崇拜，已经不再被当成凡俗人士看待，李膺亦得到了“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的独特待遇，可见在士人群体看来李膺的德行崇高甚至已经具备了鉴定他人的特性。

　　只要得到如斯超凡士人的结交便可使其自身“登龙门”，也就是亦被认同具备某种非凡的特质。如游学士郭泰于洛阳面见李膺并得到对方友待后便很快“名震京师”，而后郭泰将要回到了乡里，衣冠诸儒皆依依不舍，将其一直送到河边，并随行大量的车数。

　　郭泰只选择与李膺一块“同舟而济”，士民们在观望他们时甚至感觉到自己仿佛看到了神仙一样，可以说士人目之其有若神仙的名士风姿，实为士人们心中认为其体之含寓德性内涵所发出的德性之高辉。

　　而士人理解郭泰时所产生的这一意象又发端自郭泰与早先被评具备相仿的意象类型的李膺的交接，可以说反应了对士人的拟物意像在人际交往中的“传递性”，使得愈与不凡者相交愈是会显得不凡，可以说是士人群体产生与凝聚的巨大动力之一。

　　结语

　　人物品评对被品评者观看的角度与最终的评价形式自先秦时期的数术观点转向人文视点，到东汉时在中央政府的不断引导与提倡下尤其偏重德性、才性。

　　可以说随着时间洪流的递嬗，东汉士人阶层人物品评的视角也越发多元，其形式也越来越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