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各路诸侯的崛起与推恩令有什么关联？

　　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推恩令。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各地太守、州牧、刺史各自划地自治，俨然一个个国中之国，而朝廷对此却无能为力。那么，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各路诸侯又是如何崛起的?其实这一切，都要从汉武帝推行“推恩令”说起。

　　汉武帝分设十三州刺史，西汉中后期刺史权力开始扩大

　　汉武帝时期，为了彻底消除诸侯王的威胁，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开始推行“推恩令”。所谓“推恩令”，其实就是改“嫡长子继承制”为“诸子继承制”，此后嫡长子只有继承诸侯王封号的资格，而封地则由诸侯王的儿子们共同继承，且自幼嫡长子的封地有自主权，而其余诸子的封地则隶属于郡。

　　“推恩令”的效果无疑是显著的，由于各封国越分越小，再也无法对中央朝廷构成威胁，且使得朝廷直辖的区域越来越大，但同样带来一个问题，那便是作为一级行政区的“郡”，数量开始急剧增加，到西汉末时，全国的郡多达103个，而县更是多达1587个。

　　古时候由于交通不便，行政效率本就比较低下，如此多的一级行政区，无疑给朝廷的管理带来了极大困难。于是除京师附近七郡外，汉武帝将其余地区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为一个监察区，设置刺史一人，专门负责巡察该区境内的吏政，检举不法的郡国官吏和强宗豪右。

　　此时的州刺史只是代表朝廷监察所辖的郡、国，并无固定驻所，类似于现在的巡视组巡视专员，因此刺史部并不作为行政区划存在，此时的“州-郡-县”更多像是一种虚拟三级行政制度。且负责监察的刺史官位(官秩六百石)也远低于太守(官秩二千石)，如此也确保了刺史对朝廷的忠诚。

　　不过，到西汉中后期时，虽然刺史的主要职责依旧是监察，但实际执行公务时，职能已经开始超出监察之外。例如汉昭帝刘弗陵时期，青州刺史隽不疑曾镇压齐孝王孙刘泽的谋反，又如汉宣帝刘询时冀州刺史张敞和益州刺史孙宝也曾剿灭各地盗贼等。

　　总之，从汉武帝设立监察刺史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其作为监察官员的基本职能没变，但刺史的权力却在不断扩大，甚至一度改称州牧，这导致刺史开始逐渐由检察官向地方官转化。

　　黄巾起义朝廷无力镇压，各州主官权力开始膨胀

　　新莽时期，王莽将此事改称州牧，同时为镇压各地的叛军，开始赋予州牧领军之权，自此州牧开始成为地方行政长官，而监察职权则交由牧副监所行使。此外，王莽不仅授予州牧爵位，而且其官位甚至可以世袭。

　　光武帝建立东汉之后，虽然又将州牧改回了刺史，且职能也有所减小，但刺史不仅有了固定治所，且有风闻奏事之权，郡、县官员对其极为畏惧。此后，刺史不仅官位得到了提升(官秩二千石)，且权力也开始不断扩大。

　　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由于朝廷衰弱，无力平定叛乱，而各地刺史为自保，开始自行组织兵马平定辖区内的叛乱。到了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刘焉上书认为天下无法安定，原因在于刺史权力太轻，朝廷于是改部分资深刺史为州牧，至此刺史(州牧)开始成为一州的军政长官，正式跃升为长吏、太守的上级，“州”开始正式作为行政区出现。

　　刘焉则趁机自请益州牧，开始入主益州成为一方诸侯，其他各州长官也趁机效仿，于是各州刺史、州牧开始正式划地自治，全面掌握辖区内军政财大权，而朝廷对此已经无能为力。汉灵帝驾崩之后，朝廷由于爆发“十常侍之乱”，朝廷对于各地的约束力更是下降到了冰点。

　　此后，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废除后少帝刘辩，改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此举直接导致汉帝的声望下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皇帝名义上依旧是天下之主，但实际上正统性已经下降。朝廷就此彻底丧失了对天下各地的约束，此时的各州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独立的王国，甚至有的太守(郡的行政长官)也趁机崛起。

　　如上所述，从汉武帝刘彻分天下为十三州，每州分设刺史开始，刺史的权力便在不断扩大，直到汉灵帝时期黄巾起义爆发，各地刺史趁机攫取军政大权，再到朝廷改刺史为州牧，成为一州军政长官，各地刺史(州牧)正式完成崛起，成为一方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