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一个小小的案件为何会被司马光牵涉入党争之中？

　　北宋(960年—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传九位皇帝，享国167年。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因皇室姓赵，也称赵宋。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宋史》记载，熙宁元年(1068年)，登州有一个名叫阿云的小姑娘，母亲刚刚去世还在服丧期间，家里的其他长辈就安排她和一名韦姓男子订婚了。但是，阿云并不想嫁给这个男子，因为“恶韦丑陋”——也就是觉得韦姓男子太丑陋了，所以“伺其寝”，“怀刀斫之”，“十余创，不能杀”，只是“断其一指”。官府很快就抓住了阿云，阿云也招供了一切。

　　此案简单么?非常简单，事实清楚，按律判罚就行了。但是，到底该怎么判呢?

　　知县不用翻看刑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谋杀亲夫”，按律当斩。于是，知县迅速汇总资料，按照程序送到了知府手中。登州知府许遵，是个负责任的官员，而且办案经验丰富。拿到这个案子的文书之后，许遵立刻察觉到了不妥之处。按照宋朝习俗，母亲服丧期间，是不可以婚嫁的。所以，阿云与韦姓男子的婚约本身就不合法，两人不可以按夫妻论，也就不存在“谋杀亲夫”了。

　　许遵将案件文书和自己的意见一同送到了审刑院和大理寺，这些长期和各类案件打交道的官员，立刻批驳了许遵的判决，以阿云“违律为婚，谋杀亲夫”判其绞刑。当然，对于高高在上的官员们来说，这个小姑娘的生死本来就不重要。

　　“谋杀亲夫”这种有违礼法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姑息。但是许遵这个人，偏偏不给审刑院和大理寺面子，继续上奏：阿云在县官传唤之时，能主动交待犯罪事实，应该算自首，该减轻刑罚，不能判死刑。

　　但是，刑部、审刑院、大理寺，都坚持阿云必须判死刑，因为按照宋代法律，“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所以，不管阿云是不是谋杀亲夫，她图谋杀人并且已经伤害韦姓男子的事实，足够判她绞刑了。但是，一个母亲刚刚去世、不愿嫁人的小姑娘，真的有必要判死刑吗?

　　许遵认为死刑太严重了，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前宋神宗曾经发过一道手谕，明确指出犯人在官员用刑前如实招供，视为自首，可以减轻刑罚：“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但是，刑部大理寺的官员们，才不去管阿云可不可怜，他们只相信大宋律法，就算皇帝认为算自首，没写进宋朝律法的，就不算数。所以，大理寺的官员们顶住压力，坚持判阿云绞刑。

　　万万没想到，许遵此时被调回了京城，担任大理寺卿。这下好了，许遵说的算了，直接改判阿云案——但是大理寺等其他官员都不服气，把这事儿闹到了宋神宗这里。

　　宋神宗通过许遵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也觉得非常为难。这么小的一个案子，而且事实清楚，怎么就闹到了皇帝面前呢?宋神宗明白，这正是他最头疼的地方：官员们执着于祖宗礼法，不愿做一点改变，但是北宋已经连年财政亏空，地方上赋税严重导致暴动造反……这么一点小事都要闹这么久，更何况大事?

　　宋神宗是期望改变现状的，所以，听完许遵的陈述之后，他找来了当朝最重要的两人大臣谈论，这两人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

　　王安石主张变法，自然非常讨厌那些死守祖宗礼法的官员，于是支持许遵的判罚;司马光支持大理寺，认为一切都应该按法律条文执行，不能改变。

　　所以，两人争论的已经不是登州阿云案，而是王安石的新法能不能执行的问题。朝廷官员自然也明白，于是议论纷纷、各自站队——当然，固守礼法的文官集团不愿屈服，就算皇帝亲自解释“自首”的定义和减刑条件，中书省依然不愿改变，不愿把宋神宗的旨意写进法律。

　　宋神宗最终生气了，直接下诏特赦阿云，免其死罪，判流放。没过多久，宋神宗大赦天下，阿云死里逃生，最后结婚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十几年后，王安石死了，宋神宗也驾崩了。宋哲宗继位，司马光当上了宰相。他立刻重审案件，虽然正史并未记载，但多数研究者认为，阿云既然被再审，而且司马光坚持不能减轻处罚，那这个小姑娘难逃一死。

　　司马光是报复吗?应该不是，因为对于当时大多数的文官士大夫而言，祖宗礼法是大于一切的。一个小小的民间女子，生死并不重要，但是牵扯到礼法问题，就决不能退让。

　　文官集团的强大，就是建立在“礼法”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法”的前提是“礼”，一切都要按照“礼”的规范行事，皇帝也要遵守才行。只有这样，恪守礼法的文官们才能握紧权力。

　　这一事件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阿云这个弱女子就算有宋神宗的特赦，最终也难逃一死。为什么呢?因为礼法大于人命，也大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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