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王朝悲剧是如何造成的?“盛世”背后的真实面貌是什么?
大唐的王朝悲剧是如何造成的?“盛世”背后的真实面貌是什么?为什么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
说起大唐,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之自豪和心生向往。
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政权,历史自此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唐太宗「贞观之治」显现出「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的开明局面,年轻的唐玄宗励精图治,打造出「开元盛世」。
然而盛世不长,公元755年爆发的惊天突变——安史之乱,戳破了王朝美梦的幻象,大唐从此一蹶不振。谁能想到,由盛转衰,竟是顷刻之间。
我们不禁发问,大唐真的是盛世吗?它的王朝悲剧是如何造成的?这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01.
「盛世」的反面
无可置疑,大唐是一个海纳百川、诗情盎然的时代,涌现出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中原与西域各国文化交融,更是培养起一种昂扬向上的民族心态。
▲乾陵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壁画《礼宾图》,左边三人为唐代鸿胪寺官员,右边三人分别为东罗马帝国、高丽以及少数民族的使节。
可是,唐朝思想实则流于气概,而少有思辨。同样是文艺发达的年代,大唐前不及盛行清谈的魏晋,后不如理学大成的宋朝。
再把目光下沉到民生方面,虽说杜甫在《忆昔》诗中不无赞扬,对开元盛世的光景大力描绘: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粮食米仓装得满满的,随时就能出去看世界,听着就令人羡慕。可是别忘了,去掉记忆的滤镜,杜甫也写过: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这首《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揭露的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令人触目心惊。千百年来,人们只倾醉于盛唐「金樽清酒斗十千」的风流气度,却鲜少有人关注「田家老瓦盆」的悲惨生活境遇。
更不要说杜甫在《兵车行》中,忧心如焚地传达征夫的诉苦。唐玄宗长期以来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生活造成水深火热的巨大灾难: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兵车行》画家徐燕孙于1956年创作,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而这些,只是盛世「反面」的冰山一角。
02.
「自食恶果」的政治隐患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大唐盛世?
对此,青年历史学者王珊老师在明白讲读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时,曾用三条主线总结李唐王朝三百多年的政治兴衰,分别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统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及「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当我们剥开唐朝的表皮,深入挖掘时,会发现唐朝政治矛盾重重。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在《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中,就曾指出: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唐朝其实也是一直处在险峻的政治纠葛与矛盾的漩涡之中......辉煌的大唐帝国之名而闻名于世的这个漫长的时代,实际上绝非一马平川的坦途。」
▲《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作者:气贺泽保规译者:石晓军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
要论唐朝的政治纠葛和政权交替,从长幼继承权斗争的「玄武门之变」,到欲要取代李唐王朝的「武韦之祸」,总要历经一番统治集团明争暗斗的宫廷喋血。
王珊老师在讲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时谈到,帝家李唐祖为胡人,不谨纲常礼法,氏族「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从而导致文武分野、宦官得道、藩镇为祸。
当唐玄宗曾坐拥大好山河,但承平日久,晚年变得懈怠朝政事务,沉溺于杨贵妃的温柔富贵乡,将大权交给宰相李林甫时,殊不知大唐功业劫数将至。
李林甫属于主流的关陇统治集团,为了维持政治根基而独揽朝政,他致力于消灭潜在对手,尤其对科举出身的官僚穷追猛打,把政坛搅得乌云密布、人人自危。
要命的是,李林甫为了分散军权,向玄宗提议废除由文官担任守备边境的节度使,并代之以外族,也就是非汉人出身且大字不识的武将。这个谋一己之私利的政策,结果造成内轻外重的边防形势,边将掌握了大量的边军,给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叛乱种下了祸根。主导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就是一个借由形势而混进统治上层的外族蕃人。
历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认为:
「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东汉末年之州牧,即已如此,而唐代又蹈其覆辙。安史之乱,即由此产生。而安史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形强大,牢固不拔。」
当中央与地方的政治矛盾和权势争斗愈演愈烈,大唐盛世的根基也就逐渐被腐蚀和挖空了。
03.
挖掘历史的真相
对于唐朝外患与内政的关系,王珊老师强调,唐朝对外的军事布局、统治阶级的盛衰都与边患有着密切联系。
唐朝自建立以来,就有着远征讨伐的传统,1237万平方公里的疆域面积(公元661—663年唐高宗龙朔年间)不是白来的。不过,唐朝的军事实力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强大吗?
历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曾指出:
「唐朝的武功从表面看,虽和汉朝相等,其声威所至,或且超过汉朝,但此乃世运进步使然,以经营城外的实力论,唐朝实非汉朝之比。」
其实,唐朝在对外作战上,败仗远多于胜仗,从受制于吐蕃、突厥,到命数消耗在南诏手里,暴露了其军事上的色厉内荏。
比如唐太宗晚年时,企图解决隋朝遗留的高句丽问题,亲统大军出征。可是高丽句防御坚固,唐军陷入持久战后,最终无功而还。
还有公元751年著名的怛罗斯战役,由安西大都护高仙芝带领的一支小股军队,与刚刚崛起的阿拔斯王朝,在如今哈萨克斯坦南部边境发生冲突。
结果呢?唐军大败,从而阻断了唐朝挺进中亚的步伐,这场战役也成为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前奏。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大唐的盛世威风,也要认识到它在内政外患的高压下,已然不堪重负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