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统治者与官员，他们是如何看待辽国的？
宋朝，中国历史中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一个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使臣群体在出使归来后，须上交皇帝一份“述职报告”，“报告”里不仅包括使臣出使的全部过程，并且要详细记录出使之地政治现状、经济形势、文化风俗、沿途地理风貌等，目的自然是为了帮助朝廷了解出使之地。形势瞬息万变，要做到知己知彼，早做准备。
这份“报告”被称“出使行程录”或是“奉使录”，其内容详细地位重要，是了解使臣在出使后思想状态的极佳依据，史料价值极高，但是因为遣使次数频繁，尤其是正旦使、生辰使年年差遣，“物以稀为贵”。
一、宋朝使臣放不下的夷狄观
北宋周边政权从立，威胁较大的契丹在北边虎视眈眈，西夏在西北处蠢蠢欲动，尽管如此，北宋依然坚持以中原华夏为正统，鄙视夷狄的夷夏观，以中原大国自居。使臣群体知识水平较高，但是固守传统，对大约春秋战国时形成的南夷北狄的“中国”概念坚信不疑。
1.檀渊之盟的签订
“澶渊之盟”签订后，使臣因为心中放不下的这份夷狄观，导致心有不快，对宋廷的软弱十分气愤，欧阳修有诗曰：“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诗中充满不甘心的情绪。也在提醒宋廷一定要对辽存有戒心。
富弼上奏言：“臣伏以北虏自古为中国患，……汉时谓之匈奴，唐时谓之契丹。其名虽异，其实一也，有民人而不知教化，有土地而不出货财，寒无温丽之服，饥无甘珍之食，凡百所欲，率皆不足。只知有射猎之事，禽虫之获，食其肉，衣其皮而已矣。于是见中国之盛，万物之富，爱而不可得，学而不可及，贪惏之性，复有赵武，不得不为边鄙侵掠之患也。”
句句可显对辽一边鄙之国的低看，对宋朝强盛的自信。但现实是，因为实力差距导致边境威胁，北宋无力成为天下共主，大唐时期的中原大国，周遭藩属的盛况已经去而不返，使臣出使时只能极力压下心中的那份傲气和受制于辽无力还击的屈辱，可自身的高傲又让他们不能接受这份压迫，使臣自身其实十分矛盾，刘敞有诗言：“男儿战死自无恨，国势倒悬谁为虑。我本不来人疆我，百年空使愧相如。”
“和亲虽复用诸儒，圣德由来感格殊。天子今成大父行，匈奴自号儿单于。候人守燎隶圉马，渤海西道奚前屈。塞外始知汉使贵，留犁挠酒直区区。”
2.理想远大，国力贫弱
这是使臣群体矛盾心理的真实展现。矛盾之下，他们只能用德怀天下来劝慰自己，史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御蛮夷之常道也。”德怀天下也是圣上治国之道，使臣们将北宋岁赐与辽、西夏等归于北宋心怀天下，天意所指，韩琦作诗言：“东西层巘入嵯峨，关口才容数骑过。天意本将南北限，即今天意又如何!”天意如此，何必逆天而改，韩琦几句诗言道尽心中无奈。
尽管使臣无力改变现状，但是他们仍然以天下事为己任，力所能及的保护宋朝边境稳定，用亲身体会为边境防守添砖加瓦，如富弼上奏疏言：“河北一路，盖天下之根本也。古者未失燕蓟之地，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为中原险要，以隔阂匈奴不敢南下，而历代帝王尚皆极意防守，未尝轻视。自晋祖失全燕之地，北方关险尽属契丹，契丹之来，荡然无阻。况又河朔士卒精悍，与他道不累。得其心可以为用，失其心则大可以为患，安得不留易于此而反轻视哉。”契丹终究是对宋朝的领土虎视眈眈，不得不防。
同时使臣在出使途中感受契丹的社会人文，同时记录天气与地形，深感契丹人民生活环境的艰苦，心中难免产生同情，更加坚信北宋的德怀天下。韩琦出使时，在广平甸契丹皇帝冬捺钵地有诗言：“北土凝气气候偏，腊残池馆愈萧然。长河冰塞多寒地，密雪云繁三白天。”
王珪的《一题白马馆》言：“白马芒原非路歧，征夫未起雪侵肌。雁思水国犹南翥，人在冰天更北驰。狂吹欲号沙四作，冻云无赖日西垂。”也许一开始无奈于与契丹平等，有一种愤怒存于心头，经历过出使契丹反而更能生出德怀天下的感悟，愤怒与不甘的感觉渐渐削弱，这是亲身经历过才能明白，廷臣是做不到的。能有这份感悟的使臣也是心智高于其他廷臣，有的时候表达反抗很容易，接受却不容易，既然攻之不下，就以德感化。使臣的诗作表现了使臣的心态变化，从一开始的矛盾、不甘渐渐转变为接受、包容，对辽的主张更倾向于以和为上。
二、大局为重，息战为友
1.辽国对宋朝的尊重
使臣能够接受与契丹地位对等，不仅仅是对契丹人民的同情，更是考虑到国家利益和处境，他们明白战乱纷争只能带来流血牺牲，和平稳定才能长治久安，且宋确实军事实力不足，边防建设有缺陷，朝廷风气“重文轻武”，在这种情况下，宋廷采取和平策略方为上策，可以促进双方经济、文化交流，为宋朝自身建设带来好处。
宋辽交往中，宋朝学习了辽朝独有的养殖技术和游牧文化，契丹子民对中原文化接纳程度也极高，对中原服饰、诗词文化等皆喜爱不已，使臣出使契丹也会受到厚礼相待，欧阳修有诗言：“讲信邻方睦，尊贤礼亦隆。”
可见辽朝对宋朝的尊重，双方相处十分友好。对比战乱的颠沛流离，宋辽人民都更希望和平，王安石作诗《澶州》言：“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间两城峙。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楼橹如边城。城中老人为予语，契丹此地经钞虏。黄屋亲乘矢石间，胡马欲踏河冰渡。天发一矢胡无酋，河冰亦破沙水流。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诗作表达了对和平交往的肯定，对澶渊之盟的肯定，澶渊之盟后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局面不可轻易被打破，使臣深谙其中的道理，更何况现在的情况是西夏也对宋廷施加军事压力，宋朝无法再承受来自辽朝的压力和攻打。大局势之下，不起战火，互为好友才是正确的主张和方向。契丹子民对宋朝态度友好是有目共睹，辽朝对宋朝的肯定也十分明显。
2.使者的描述
使臣富弼指出：“契丹自得蓟以北，拓拔自得灵、西夏以西，所生英豪，旨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署，任中国贤才，卖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虏之所为，旨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被尽得之被之所长，中国不及。我当以中国劲敌待之，庶僟可御，岂可以古之夷狄待二虏邪?”
韩琦出使契丹时，也认为：“窃以契丹宅大漠，跨辽东，据全燕数十郡之雄，东服高丽，西臣元昊，启五代迄今垂百余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炽。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余靖在辽的宴会上作诗：“夜宴设罢(侈盛)臣拜洗(受赐)，两朝厥荷(通好)情斡勒(厚重)。微臣稚鲁(拜舞)祝若统(福祷)，圣寿铁摆(篙高)俱可武(无极)。”
辽主听后十分欣喜，大加赞赏。余靖出使契丹多次，契丹语熟练于心，在契丹国宴上夹杂契丹语作诗，深受辽主喜爱，虽说并不是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水平，但是宋辽交好的一个表现，刁约也戏谑地作出夹杂契丹语的诗词：“押宴移离毕(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看房贺跋文(贺跋文，如执政防阁)。饯行三匹裂(匹裂，小木婴，以木为之，加黄漆)，密赐千貌狸(形如鼠而大，定居。食谷粱，嗜肉。北朝为珍膳，味如豚肉而脆)。”
虽为戏谑之作，但是从诗句中为刁约设宴的是仅次于宋朝宰相的移离毕等信息都可以看出辽朝对宋朝的重视。所以使臣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对辽的态度是倾向以和为上。
3.各抒己见
远离战乱、又不曾出使的廷臣在朝堂之上尽管有党争干扰，各有立场，宰相吕夷简和杜衍的博弈甚至影响到宋夏战争，但是，廷臣对辽的态度较为一致，坚持以和为上，只请求仁宗注意边境防范。张方平就此问题上书仁宗：“贼枉自尊大于巢穴之中久矣，压者固宜以鸟兽蓄之力，主不必计较“名器”之争。”他主张不要与契丹起冲突，毕竟宋乃中原大国，不必和契丹这样的蛮夷计较。
庆历二年契丹扬言南侵，吕夷简也没有坚持真正和契丹开战，只是建议建都大京，显示宋仁宗亲征之意，以震慑契丹。所以在契丹问题上，使臣和廷臣是战线统一的。使臣与廷臣对待辽的态度在仁宗朝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和为贵”。
无论是内心多么无奈，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依旧保持理智，一心为宋王朝，息战安民。很难想象富弼、余靖等使臣在西夏酣战，辽横插一脚的危急关头，是怎样的勇气促使他前往辽进行周旋。在朝做一位臣子难，做一位使臣是难上加难。
三、戒心仍还在，以防万一
但是使臣始终多有一份忧虑，就是契丹并不是真正的臣服于大宋，它有着随时想挑起宋辽双方战火的心思，对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所以他们对辽主张不仅仅和廷臣站在一条战线，而是同时劝诫帝王早做准备。范仲淹、韩琦言：“而国家御戎之计，在北为大，臣等敢不经心……幽燕遂陷，为中原千古之耻，尚未能雪。”
范仲淹常年在陕西处理事务，对宋辽边境事务了解颇多，即使在双方交好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北边的契丹是国家抵御外敌的首要思考对象，他上奏的章奏里对西夏有攻策有守策，对于契丹，始终持有准备的守策，言：“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选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
此奏几条建议都是劝诫帝王要对契丹有所防备，不可荒废武事，他也认定契丹是中原之耻，总有一天要雪耻，这也是为了提醒仁宗切不可忘记耻辱，一定要有所准备。富弼所奏《上仁宗论河北守御十三策》言守策六条、御策七条均为不可对契丹掉以轻心，且称其为“北虏”。
对契丹本身颇为低视，同样支持通过加强兵备来防御契丹，实力强大再进行讨伐，以安边境汉人之心，言：“昨契丹背约，呼索无厌，朝廷以中国之尊，凶丑敢尔，陛下固未闻有文王、勾践复雪耻之心，臣下亦未见有杨素、裴度死难平贼之志。如此而望排患解纷，建功立业，如古之君臣，何可得也?臣计北虏势方强盛，可以为寇而辄肯议和者，有谋也。谋而后举，以为万全之策也。又计中国之势，如人坐积薪之上而火已然，虽焰未及其身，可谓危矣。北虏之强既如彼，中国之危又如此，而尚不急求所救之术，是欲秦之魚烂、梁之自亡耶?”
句句发自肺腑之言，都在提醒仁宗契丹的威胁，毕竟是大宋官员，都是一片赤诚，为了大宋的未来。使臣对于契丹的主张既是咬牙隐忍，顾全大局，又是不甘现状，想要一雪前耻。
结语
使臣是一个矛盾的状态，只能用理智从中调和自己，劝谏仁宗，希望帝王能够改变现状，“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晋千古之耻，则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之无穷矣。”可是他们除了献策，只能在与辽的交流中表示友好，主张和平，尤其是与西夏相邻边境动荡不安之时，此感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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