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为什么会灭？7件“怪”事揭示大清腐败！
大清王朝为何会灭?7件“怪”事揭示大清腐败!
01
历朝历代都有卖官鬻爵现象，清朝也不例外，叫“捐班”，又叫“捐纳”，靠花钱当上官儿的人，姑且叫他们“捐官”。
这些捐官，大多是些不学无术之徒，其中很大一部分甚至目不识丁。
这样的人，怎么能为百姓服务呢?
高高在上的皇帝，并非耳聋眼瞎，实际上对此心知肚明。
比如道光十六年，在翰林院供职的张集馨获皇帝特简(破格选用)，外放为山西朔平府知府，上任前向皇帝谢恩请训时，道光皇帝嘱咐他好好干，不要辜负了他的希望。
然后又对他说：“那些捐班出身的官员，总是让人不放心，他们的目的只是求利，其心可知，在任上会干些什么，用脚趾头都想得到!当然了，科举出身的官员，未必没有这样的人，但他们毕竟读过圣贤书，礼义廉耻之心犹在，稍加警告，一拨便转。”
问题是，既然明白捐班有害无益，为何还要这么干?
道光二十九年，张集馨由四川按察使调任贵州布政使，再次上北京谢恩请训。
道光皇帝再一次提到“捐班”时说：“我最不放心的，还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只是一味求利，他们的字典里，是没有廉字的。”
顿了顿，道光叹道：“既然我说捐班不好，为何又要开捐呢?无奈经费无所出，不得不这样啊，既然让人家花了钱，又不能不让人家上任，否则就是骗人!”
那么，这些捐官的办事能力，究竟如何呢?
举个例子：道光三十年，为了整顿营务，陕甘总督琦善打算淘汰老兵，固原(那时的固原属于甘肃省)的老兵听说要淘汰老兵招募新兵，而且不让兵家子弟递补，顿时大哗，一齐来到教场，准备闹事。
巡捕去劝，那些人把他按在地上，竟然把他的头发和胡须，拔了个精光!
得知消息，平庆泾道道员范懋德怕得要死，赶紧来到教场给那些人跪下。
磕头如捣蒜，请求他们解散，那些人根本不尿他。
范懋德无奈写下保证书交给队长，保证收回成命，闹事的人才罢休。
事后，琦善派副将特克慎去调查，把范懋德叫到省城问话，范懋德居然认为自己立下大功，要求琦善向朝廷保奏，请皇上赏他个花翎!
范懋德这个道员的职位，就是花钱买的。
这人本系陕西一商人，目不识丁，而且长相猥琐，让人不想看第二眼。
02
清朝的钦差大臣到地方出差，是腐败的大好机会，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收取所谓的“钦差费”。
道光十九年，协办大学士汤金钊和尚书隆云章到山西办案，案子办砸了，却花去当地巨额“钦差费”。
这笔钱，先是由省政府预支，然后层层摊派到各州县，“大约每次摊派俱在三五万金”，可见这笔费用，多么巨大!
介休县姓林的知县忍无可忍，收集了一系列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向省政府递交报告，并请求转呈中央，他的报告中，就有对上述两位钦差索要“钦差费”的揭发。
林知县之所以敢举报，大概因为该县经常被摊派，造成了巨额亏空，他实在无法填补窟窿。
这事儿如果捅到皇帝那里，不但两个钦差得掉脑袋，省长和其他有关官员，都得掉脑袋。
藩台张澧中不得不咽下这个苦果，以一万两现银的巨款，从林知县手里买回举报材料，同时免除其任期内所有的亏空，“转移”到继任者头上。
钦差出差索要“钦差费”，也是当时的官场潜规则。
03
在清朝，除了各种苛捐杂税，老百姓还得为驿站提供号草，也就是驿站军马过冬的草料。
这些号草，分摊到百姓头上，必须按期交纳。
没想到，这也成了官员敲诈勒索的机会。
道光十九年，代州一些老人和村长拦住山西巡抚申启贤告状，控告驿书(驿站领导)和县令的亲信，指控他们借接收号草之机，对老百姓进行敲诈勒索。
他们的指控主要有两点：
一是驿站另做一杆有问题的大秤，用这杆秤收号草，往往七八十斤号草上秤后，那秤一点反应都没有;
二是老百姓交纳号草时，必须向收号草的驿书和县令的亲信进贡一笔“辛苦费”，否则他们就借口质量问题，故意拖着不收。
官府规定的号草价格，是一文钱一斤，而且这笔钱，早早就从官府支了出来，但却从来没有发到老百姓手上。
老百姓竟然对此毫无怨言，大概他们不知道是有报酬的。
04
道光年间，驻防太原的兵丁窝盗为匪，肆无忌惮，以至于居民愤怒地说：“满城皆是梁山泊”，而地方官无可奈何。
道光十八年九月初，有满兵数人深夜外出，令看守大街栅栏的更役撤走栅栏。
更役不肯，那些兵就用砖头砸，致使更役头颅等多处受伤。
第二天，阳曲县令李廷扬与理事通判麟耀会审，麟耀不敢得罪满兵，有意袒护，认为根本不存在他们打伤差役之事，反而对差役进行杖责。
从此以后，满兵更加肆无忌惮。
九月十八日，李县令查夜，只带了一名小仆。
他们便服微行，来到一个旅馆门口，看到店内有火光，李县令便叫仆人进去看看情况。
仆人进去后，突然从里面跳出几个满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李县令就是一顿拳头。
李县令急忙大呼：“我是阳曲县令!”
满兵假装没有听见，不但不收手，反而边打边说：“这两人想入店强奸老板娘!”
想以此要挟李县令。
县衙闻讯，急忙派人前往解救，李县令才得以脱身，回到县衙。
次日，布政使和按察使来调解，城守尉恒通并未处置无故殴打朝廷命官的满兵。
李县令深知满兵骄悍，不敢追究，自认倒霉。
堂堂县令，被几个当兵的无故殴打，挨了还白挨，不知算不算怪事一桩?
而对于类似于李县令的遭遇，麟通判早就见惯不惊了。
他说：“你这个算什么，鄂云浦中丞(满洲正红旗人，曾任山西巡抚)比你官儿大多了吧，当初被满兵辱骂之后，连责问都不敢责问;知府珠澜，在街上被满兵打破轿子的窗户，报告布政使和按察使后，也是没有下文。”
暂代太原知府张集馨听说后，叹了口气说：“上司纵容、满兵放肆如此，祸不远矣!”
05
晚清的地方官，尸位素餐者比比皆是。
比如，道光十九年四月，山西雁平道章荆帆出缺，省里让朔平府知府张集馨暂时代理。
来到雁平道，张集馨很快了解到，这里的前几任道员光拿俸禄不干事，几乎从来不问案，积累下来的案子多如牛毛。
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道员章荆帆不但一贯尸位素餐，还既糊涂又愚蠢。
所有的公事一概不管，全部交给师爷打理，要不就派书吏去调解，从不提审，哪怕上京控告后发回审理的案子，也是这样。
有时候，迫于某种形势不得不开庭审理，他竟然连原告和被告都分不清楚，常常张冠李戴，把原告当成被告，把被告当成原告。
至于审案时笨嘴笨舌，根本无法判断谁对谁错，则更是他的常态。
这就为师爷斯为盛捏造双方供词、伪造审讯记录，开了方便之门。
06
道光十九年，山西雁平道发生了一个很简单的案子：
候补知县冯麟角为家务事告状，几次判决后他都不服，判决一次上诉一次，钦差的行辕、抚台的阅兵场都告到了，历任官员都怕他“刁滑难缠”，听到他的名字就头大。
原来冯家是个大地主，家里有不少田产和一个叫“五福堂”的当铺。
这个冯姓地主，为他的五个儿子都捐了官或者出身，长子名叫冯麟趾，捐的是个经历(官名，为知府属官)，老二冯麟角捐的是个知县，其余三人都是捐生。
父亲去世后，老大冯麟趾和在家里的几个弟弟商量分家，他们一致认为，当初老头子为老二冯麟角买知县时花了很多钱，如今虽然是个候补知县，但今后上任后肯定会捞到不少钱，所以分家时没分给他。
父亲去世后，在直隶候补的冯麟角回家丁忧，几个兄弟又来翻他的行李箱，把箱子里的银子抢了个干干净净，而那些银子，除了冯麟角自己的结余，其余大部分都是其他人托他带回来的。
冯麟角咽不下这口气，几次到道里、州里衙门去告。
但他不冷静，言辞太激烈，主审官员把他当成了刁民，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他不服，就去上诉，不服一次，上诉一次。
几年过去了，情况依然没有改变，而冯麟角依然只能住在两间破屋里，住在豪宅里的兄弟们，看都不来看他一眼!
案情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有关官员的判决，不能使他折服呢?
原来他们根本没有彻查他告状的原因，胡乱判决了事，而几任官员的处理，基本上都差不多，好像一个师傅教的!
多亏代理道员张集馨接手后，很快查清了案情，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重新为冯家五弟兄分了家产，一家人心悦诚服，老大冯麟趾还把好房子让出来给弟弟住，这个久拖未决的案子才结了案。
官员不查清案情就判决，这样的判决，哪个能服?
07
道光二十二年，福建漳州有一个军工厂，每个月都要造一艘战船，主要用于水师巡逻。
实际上，水师把船领走后，就用来创收了，不是租给商人运货，就是租给往来台湾的官员，有时候在海边停一下，表示出海巡逻过了。
总而言之，他们从来没用这些战船，做过该做的事情，缉获海盗更是无从谈起。
何况水师和海盗，本来就是一家人，一家人怎么会抓一家人呢?
“父亲当海盗，儿子做水师”，在这里再平常不过了，犯了事的水师兵丁，第一选择就是去当海盗，水师一招人，海盗就来报名。
这些海盗，还特别受水师的欢迎，因为他们经常跟海潮打交道，熟悉海情。
就像如今单位招人，肯定首选有从业经验的。
福建水师提督窦建德，就是海盗出身，后来英国人打来，这家伙毫无担当，只想保住狗命，一路狂奔逃命，跑到同安县才停下来。
这样的军工厂，毫无疑问成了道署的极大负担，造的船不但没有派上正当用途，水师派去督造的武官、道里派去陪同监督的多名文员、派去弹压工匠的差役等等，他们的薪水和津贴，还得费去一大笔。
有人做过统计，军工厂每造一艘船，道里至少要垫赔上千个大洋，多的要垫赔三四千个大洋。
军工厂交船后到藩司衙门去领造船款，好处费不给够，是不可能领到一分钱的。
而道里“亏”这么多钱，只好另想办法弥补。
在龙岩一个木材商人必经之地设了一个关卡，凡有木材经过，每一百根抽取十根，象征性地每根付款五钱。
他们抽的时候，当然选择最粗的圆木下手，因为无论粗细，都只给五钱。
这样的军工厂，整个福建有三家，一家在漳州，一家在泉州，一家在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