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仁宗开始,北宋官员们先后兴起了哪三次兴学运动?
北宋(960-1127)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共九位皇帝,分别为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宋仁宗赵祯,宋英宗赵曙,宋神宗赵顼,宋哲宗赵煦,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共167年。而三次兴学分别在宋仁宗赵祯,宋神宗赵顼和宋徽宗赵佶在位的时候开展。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宋王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宋初采取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即由原来的重视武功,改为强调文治,为此朝廷开始重视科举,重用士人,文人可充任全国各级政权的官吏,军队也受文官的限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只重科举而不重视教育,犹如不务耕而求获,养士与选士的矛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于是,从宋仁宗开始,先后兴起了三次兴学运动。
第一次兴学:庆历兴学主持人:范仲淹
庆历兴学是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四年主持的。
范仲淹(989一1052年)在庆历三年七月,任参知政事,不久即奏十项改革案,要求兴学育才,改革科举等。翌年三月,仁宗因范仲淹"数言兴学校,本行实”,下诏大臣们讨论。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人深表赞同,并联合上奏称:“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学者自皆修饬矣。”
意思是说教育如果不以学校为基础,读书人如果不在乡里进行考察,就不能核查名实。有司如果一味以诗文声律上的毛病作为限制,学生如果专心于记诵,就不能选拔出人才。参考各种建议,选择适用于当今情况的,没有比得上使读书人都生活在本乡本土而在学校进行教育为好,然后由州县考察他们的品行,这样学生的学习就能得到提高了。于是,便在范仲淹主持下兴学。
那庆历兴学又改变了哪些方面呢?
第一,普遍设立地方学校。要求诸路府州军都开办学校,县里有学子200人以上便可以设学,教老师则选择本地宿学硕儒担任。并规定“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曾充赋者,百日而止”,秋赋是宋时州府向朝廷荐举会试人员的选拔考试。这句话大意为必须接受一定时间的学校教育,才可以应科举。这项措施避免了学校流于形式,沦为单纯为应试举人取解的场所,进而保障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第二,改革科举考试。规定科举考试先策,次论,次诗赋,罢贴经、墨义。策相当于时事论文。
第三,改革太学。因为原国子监规模狭小,不足以容学者,即以原锡庆院为校址,修建讲堂,创建太学,招生200人。老师方面聘请名儒到太学执教,并在太学中推行著名教育家胡瑷创立的“分斋教学”制度。胡瑗的分斋教学分经义,治世两斋,分别用作研究经学基本理论和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用知识。
“庆历兴学”实行一年多由于范仲淹被排挤出朝廷遂告失败,但它毕竟对于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第二次兴学:熙宁兴学主持人:王安石
王安石被列宁称为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在文化教育进行的改革,称为“熙宁兴学”。
王安石认为,造成当时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不足,用人不当。为此,他在上书中提出了“教,养,取,任”的造就人才的四项纲领:“教”是培养人才。“养”是给人才以合理待遇。“取”是选拔人才。“任”是任用人才。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大计。
第一,改革太学体制。
首先,扩增太学校舍。将整个锡庆院均作为太学校舍,并另在朝集院西庑建造讲书堂数间,基本上保证了教学以及师生工作、生活用房。
其次,充实和整顿太学师资。规定除主管官员之外、增设太学直讲至10人、每两人负责讲授一经。为保证质量,增设的直讲必须由中书亲自遴选,或由主管官员奏举。
最后,创立“三舍法”。这是王安石改革太学最重要的措施。其主要内容为:将太学分为外舍、内含和上舍三个程度不同、依次递升的等级,太学生相应分为三部分、初人太学者,“验所隶州公据”,经考试合格入外舍肄业,为外舍生。外舍每月考试一次,每年举行一次公试(升含考试),成绩获得第-一二等者,再参酌平时行艺,升入内舍肄业,为内舍生。内舍每二年举行一次升舍考试,成绩为优、平两等者,再参酌平时行艺,升入上舍肄业,为上舍生。
上舍亦每两年举行一次考试,考试方式与科举考试“省试法”相同,太学学官不能参与,而由朝廷另委考官主持。成绩评定分为三等:平时行艺与所试学业俱优为上等,一优一平为中等,全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等者免殿试,直接投官,中等者免礼部试,直接参加殿试,下等者免贡举、直接参加礼部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