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法主持者变成绊脚石，司马光是为了什么？

　　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带你追寻历史上真实的司马光，探索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故事。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力行改革的宋神宗病逝，时隔十五年重返京师的司马光进京奔丧，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重返朝堂，打响了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击战。

　　这一年也是司马光生命中的最后一年，67岁的他几乎将王安石新法尽数废改。

　　此后，他的名声因废除王安石变法而在忠奸之间“反复横跳”，而后人不知的是他也曾一度被宋神宗内定为变法的主持者，结果阴差阳错却成了变法的“超级绊脚石”，这又是怎么回事?

　　历史的颜色并非只有黑白，对司马光来说尤其如此

　　说到司马光，其幼年砸缸的典故家喻户晓，且史上确有其事，但他的人生绝非那一个典故告诉我们的所谓沉着冷静所能概括。

　　很多人说司马光不支持王安石变法，就像某些影视剧中说的那般因循守旧到迂腐奸邪的地步，可事实恰恰相反，他也是一个心怀天下的改革者，只是他眼中所见的大宋危机，与王安石有所不同。

　　20岁时他考中进士，入仕后是出了名的直臣，特别是在谏官期间早已看出大宋的财政困境，因而上了很多道札子，不断跟宋仁宗提改革建议说：“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

　　这正是日后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因，而司马光早已发现这个危机，甚至对于经济改革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案：一是停止官家滥赐;二是由上而下提倡朴素之风;三是减少冗官冗兵，肃清贪官污吏，总结来说，事实上就是“节流”，节公家的流。

　　为此，他写了一系列奏章，比如反对宰执无故迁官、反对皇帝上元游幸、反对宫中宴饮过多、反对增修宫观……几乎天天上书怼皇帝，完全就是个刺头，不怕死、不怕穿小鞋的那种，甚至胆子大到什么程度呢?敢联合宰相韩琦对宋仁宗早作册立储君、考虑身后事而谏言，哪怕后来宋英宗继位，要册封舅舅为宰相，也被他公开怼了一番，指责说外戚不得干政等等。

　　由此，瞧瞧他说的这些话、做的这些事，锐意进取、不惧皇权，比唐之诤臣魏征也不遑多让，哪里像是个守旧的顽固派官员?

　　可是，就这么一个敢说话、敢做事，对大宋财政危机与经济改革还很有见解与办法的司马光，后来却为什么没有成为宋神宗推行变法的第一人选呢?

　　为何不用司马光?这是个清高的嘴皮子文人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的长子、20岁的赵顼即位，史称宋神宗，就在他即位第三天，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就给他上交了一份报告，中心思想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意思是国家没钱了，扛不住了。而这也是司马光早年就曾预言过的。

　　按理说，大宋商业之繁华在中国历朝历代数一数二，为什么国家反而会没钱呢?原因我们在后文会讲到，在这里我们先讲决定实行变法的宋神宗为什么不选司马光来变法呢?

　　前文说司马光有自己的一套经济改革方案，事实上宋神宗想要变法，最早瞩意的变法主持者也是司马光，为此，这位年轻的皇帝将司马光拔擢到了御史中丞的高位上。

　　但是宋神宗同时看中了一个理财高手薛向，他认为这个人能够很好的协助司马光处理好财政问题，结果几乎就要被他内定为变法负责人的司马光却说“薛向乃奸邪”，而他判断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是：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善于理财的往往都是小人。

　　这下子宋神宗就不太高兴了，你司马光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变法为的就是解决财政危机，到头来难道选一个不会理财的人执行改革?我看你是在逗我!

　　紧接着很快，宋神宗又找到司马光说：“朕旦有任命，朝野议论不止，恐非好事。”言下之意，若不强化中央权威，加强皇权，恐怕变法改革是绝对难以开始的。结果司马光又来一句：“这是好事，尧舜尚且难以知人善任，陛下新登大位，若任用奸邪绝非社稷之福。”

　　宋神宗听罢，当真是火冒三丈，大有一种“错付真心给渣男”的心态，此后又是几轮问策，司马光每回都要怼，总之是用理财人士不行，加强皇权推进变法不行，与民争利也不行，用谁谁不行。这一刻，司马光不屑谈钱的文人清高展露无遗，在他心中似乎有一种“任用奸邪之臣掌权比国家穷困潦倒还可怕”的认知，有一种“清官才是好官、不谈钱的读书人才是君子”的认知，这也是他日后与老朋友“轻理论重实干”的王安石越走越远的缘故。

　　而对宋神宗来说，曾被他寄以厚望、赖以委任的司马光就此被打上“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标签，再也与变法无缘。

　　之后，宋神宗召见另一位主张改革的大臣王安石，问王安石说：“如果让你执政进行改革，你会怎么做?”王安石坚定地说：“变风俗，立法度。”就此，宋神宗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而司马光这个清高文人被他毫不留情踢出了权力中枢。

　　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废法成功，其实是双输

　　那么，司马光与王安石在这场变法中所持的态度、得到的结局为什么会这么不同呢?我们总结来看，说白了，这是屁股决定了脑袋。

　　对宋神宗来说，改革变法的敌人是谁呢?从他与司马光的几次谈话中我们知道，这个年轻的皇帝冷静而睿智，他很清楚，变法改革的阻力恰恰就来自朝廷内部，这也是他任用王安石的缘故，因为王安石提出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区别于司马光提出的“节流”，而是“开源”。

　　所谓开源，是从社会各个阶层全面推进的变法，为了发展经济，增加国库收入，首先动的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那么，既得利益者是谁呢?

　　上文提到，以大宋商业之繁华在中国历朝历代数一数二，为什么国家反而会没钱呢?

　　其实说到底这和当时的赋税有关，当时的赋税收的是跟“田产、地产”有关的，商业税什么的统统没有，再加上立国百年土地兼并严重，“国之蛀虫”士大夫阶层各个名下都有田有铺，个个都不需要缴税，这么多因素加在一块，所谓“藏富于民”，而一旦要动手征收这些个“国之蛀虫”的赋税、商税，变更财政法度，马上就会跳出来一群人指责国家“与民争利”，这就是改革的内部阻力，所谓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而这群利益者大多都是士大夫阶层。

　　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第一个要搞的对象，而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功败垂成，一方面是后来宋神宗受到一系列政治压力，对变法的态度摇摆不定，并且英年早逝;另一方面是王安石不仅动了士大夫阶层，还因变法推进过于急躁，操之过急，把商贾和平民百姓的利益也侵害了，不止没有所谓的“不加赋而国用饶”，反而成了真正的“与民争利”，富了国家，穷了百姓，导致了整个社会层面上的反对浪潮。

　　而在王安石变法因其去世失败后，司马光主持的废新法呢?从表面上看，他成功废除了王安石变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并非守旧顽固派，他本质上也是改革者，只是他的变法思想一直都是“节流”，所谓国民经济是一个常量，“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国家要理财，得克扣自己，不能取之于民，否则就是与民争利，侵害百姓的利益，造成天怒人怨。

　　总结来说就是，守旧的“节流”思想改革者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变法与民争利，得废除，趁着宋神宗、王安石先后去世，一顿王八拳下来成功废除新法，结果却造成“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王安石干的白干，司马光嬴的也白嬴，对大宋百姓来说真真是瞎折腾了这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