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国是如何在晋楚争霸的大背景下谋求发展的

　　齐国(前1046年—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各位读者就和为什么小编一起来了解吧!

　　春秋中后期，晋楚两大强国之间的霸权争夺，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两国势力此消彼长，轮流坐庄春秋霸主。此时的齐国早已失去了争夺霸权的时机与能力，只能在晋楚争霸的大背景下谋求发展。同时必须认清，齐国式微只是针对晋国和楚国这等强国而言，在春秋诸侯中齐国仍然保有大国的地位，依晋则晋强联楚则楚盛，仍然是制衡春秋形势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

　　因此此时齐国外交政策主要是，以处理好与晋、楚的关系为重点切入，斡旋于两大国之间，平衡齐国在其中的利益关系，晋霸则倒向晋国，反之楚强则与之联盟，若晋楚兴衰则齐国谋求更大的作为，在晋楚争霸中占据先机、争取主动，以维护并争取齐国的最大利益。

　　一、倒向晋国，联晋抗楚

　　晋文公回国即位后刷新政治，在内政、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着手进行整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晋文公还加强了与周室的联系，平定子带之乱稳固周襄王之位，扩大了疆域领土，这些都为晋国霸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此时的齐国霸业已中衰，但齐国国君仍以霸主自居，对不敬的诸侯小国行讨伐之势。

　　先前鲁、卫、向三国会于洮，鲁、莒、宁三国会于向，两次会盟都是在事先未予会齐国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齐国以此为不敬而屡次兴兵伐鲁。齐国此举就将鲁国推向了楚国的怀抱，于是鲁国投靠楚国，联合楚师征伐齐国，楚鲁联军占领齐国谷之地，并将齐公子雍安置于此，桓公外逃于楚的七个公子，楚国全部封以大夫之爵位。

　　楚国欲借此机会北上中原以争夺春秋霸权。晋、楚的强霸及楚国对齐国的侵伐，给齐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至此齐国国君才从齐国霸业的余梦中清醒过来，接受了齐国大势已去的事实。但此时齐国内外交困，国内内乱不断，诸公子之间的君位争夺愈演愈烈，使内政陷入混乱的齐国已自顾不暇。

　　面对南面虎视眈眈的强楚，齐国无力阻止楚国的大举进攻。在如此严峻的内外形势下，齐国只好倒向晋国，一方面寻求晋国的庇护，借此稳固齐国混乱的局面，一方面依靠晋国来消解来自楚国的威胁，并联合晋国来对抗楚国。作为当时的大国，齐国与晋国结盟对春秋形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直接导致晋楚争霸的天枰倾向了晋国。

　　公元前632年，在晋楚争夺春秋霸主之位的城濮之战中，齐与晋结盟“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僖公二十八年》)。齐晋结盟极大地增强了晋军的实力，齐国协助晋国取得了城濮之战的决定性胜利。晋国取威定霸，践土之盟中，周襄王正式册封晋文公为霸主。晋国成为春秋霸主，兑现了齐国当初结盟晋国的初衷。

　　齐国以盟友的身份得到了晋国霸权羽翼的保护，不但解除了来自楚国的威胁，保证了齐国的安危，而且还为齐国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稳定了齐国政局，为齐国的在其崛起创造了条件。在诸多利益的驱使之下，齐国坚定地追随晋国，深化其战略同盟的关系。同年冬齐国往温之地与晋国会盟。

　　出兵助晋国讨伐不归服晋的卫、许等小国，以此表明齐国对晋国的忠诚之心。第二年夏齐侯又同鲁、宋等诸侯与晋国在翟泉会盟，寻践土之盟之好，加深彼此之间的同盟关系。鲁文公七年(公元前620年)，晋灵公新立齐国前往晋国朝聘，并与晋国再次会盟。这些都明示了齐国对晋国的重视程度。

　　“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此时齐国聘晋，正是为了继续发展与晋国的友好同盟关系、深化与晋国的双边信任，及为两国的关系作共同谋划。总之齐、晋在晋国强霸、齐国追随的背景下维持着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二、叛晋结楚，联楚抗晋

　　随着春秋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齐国与晋国、楚国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变化。在齐晋同盟的影响之下，齐国的内乱逐步平息，政局趋于稳定，国家形势发展利好，国家实力逐渐增强，在春秋社会中的影响力愈来愈大。齐国的发展与此时齐国在齐晋同盟中的定位，势必会产生摩擦与矛盾。

　　随着齐国实力与晋国霸权之间的反向发展，两国渐生嫌隙，关系走向恶化。而此时的春秋形势对齐晋关系也颇为不利。晋文公、襄公之后，晋平公年幼，政权被赵氏把持，晋国霸业中衰;而此时南方的楚国在楚庄王时期不断强盛，在与晋国的霸权争夺中处于主动，最终取代晋国成为新的春秋霸主。

　　此时与晋国的结盟已不符合齐国的利益诉求，为寻求更好的发展，齐逐渐背离晋国投向了楚国的怀抱。齐国背离晋国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一方面是来自晋国向外的推力，首先由于齐晋之间关系的松动，晋国将同盟的对象由齐国转移到鲁国，甚至为了鲁国而合诸侯之师伐齐，这直接导致了齐晋关系的紧张。

　　其次由于晋臣郤克在齐国受辱，誓言报复齐国，最终导致齐晋关系彻底破裂兵戈相向。二是来自楚国的拉力，楚国强霸逐渐成为新的诸侯领袖，并且向齐国向齐国示好，最终将齐国拉向了自己的阵营。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齐昭公死，“子叔姬妃齐昭公，生舍。叔姬无宠，舍无威”，公子商人弑舍自立为齐懿公。

　　齐懿公不但杀舍，还将子叔姬囚禁，子叔姬为鲁宗室女，鲁国为此先后向周室及晋国求救。或许是由于晋国应允鲁国的缘故，次年秋齐国发兵侵鲁，以示对晋国行为的不满，这表明此时齐晋关系已非昔日之好。鲁国以晋国为诸侯领袖，又将齐国对鲁国的罪行诉于晋国。

　　面对齐国的挑衅行为，为了维护晋国的霸主权威同时拉拢鲁国，晋国在扈之地会盟诸侯，谋划讨伐齐国。“冬十一月，晋侯、宋公、卫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扈，寻新城之盟，且谋伐齐也。齐人赂晋侯，故不克而还”，虽然最后因齐国的贿赂晋国撤兵，但晋国此次对齐国的征伐行为给两国关系蒙上了一次阴影。

　　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 597
年)，楚国伐郑晋师救郑，双方为此在邲之地展开一场激战，邲之战实际上就是晋楚之间为春秋霸权，而进行的一次武力角逐，最终晋师败绩。这也就表明了春秋霸主的易位，楚国成为新的霸主。楚国称霸后为扩展势力范围，将目标指向了齐国，隔一年楚国派使者申舟聘于齐，向齐国示好。

　　这种高规格的国家间的频繁外交，无疑会使齐楚关系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与此相对齐晋关系则急转直下。鲁宣公十七年(公元前592年)，晋国欲合诸侯于断道之地会盟，于是派郤克往齐征会。郤克是个跛子，当他觐见齐顷公时，被帷帐后的宫女所嘲笑。郤克受辱而怒，誓要讨伐齐国。

　　归国后请求景公发兵而没有被准许，为了报复，郤克在诸侯卷楚会盟时囚禁了齐国的使者，“盟于卷楚，辞齐人，晋人执晏弱于野王，执蔡朝于原，执南郭偃于温”。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更何况这只是诸侯会盟，晋国囚禁齐使使本来就紧张的齐晋关系走向破裂，齐国因此而叛离晋国。

　　背离晋国的齐国选择与楚国结盟，鲁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闻齐将出楚师，夏，盟于赤棘”。这段话表明一方面齐国已经与楚国结盟，并联军讨伐鲁国;另一方面鲁国为应对齐国的威胁，与晋国结盟投向晋国的怀抱。

　　鲁国大夫臧宣叔的话直接证明了这一点，“齐、楚结好，我心与晋盟，晋、楚争盟，齐师必至。虽晋人伐齐，楚必救之，是齐、楚同我也。”。齐国与楚国结盟就会与晋国为敌，那齐国会先从鲁国下手。果不其然翌年齐师来伐，一直南侵到巢丘，同为晋国同盟的卫国为救鲁国而侵齐，战于新筑卫师败绩。

　　晋国出兵援救鲁、卫，与齐师陈兵与鞌，齐晋之间爆发鞌之战。战争中双方实力对比的差距，齐国明显处于下风，于是齐顷公派宾美人向晋国献贿并求和。一心复仇的郤克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即要求齐顷公生母到晋国作人质，并将齐国田亩改为东西走向。

　　齐国断然拒绝，决定背水一战。鲁、卫担心齐国日后的疯狂报复，竭力劝说晋国讲和，最终齐晋两国各自相让，在爰娄订立盟约，齐国归还鲁国的汶阳之田。楚国作为齐国的同盟，焉能坐视齐国不理，同时又出于对抗晋国的考虑，同年冬楚国出兵攻打鲁、卫以救齐。鲁国形成楚人许平。

　　同年十一年，楚和齐、鲁、秦、蔡、许、宋、陈、卫、郑等诸侯在蜀之地会盟。蜀之盟不但巩固了齐楚之间的同盟关系，还进一步巩固了楚国的霸主地位。通过这两次战争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晋伐齐亦或是楚伐鲁，这些都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目的的，晋伐齐一方面是为了使齐国再次屈服于晋，更重要的是达到对抗楚国的目的。

　　楚伐鲁一方面是为了拉拢齐国壮大自己的势力，更重要的也是达到对抗晋国的目的。由此可见晋服齐以抗楚，楚拉齐以制晋，晋、楚之间的对抗与争霸，都与齐国有重要而密切的关系，即是说齐国处在晋楚争霸的关键位置上。这与齐国的实力及齐国在当时诸侯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有莫大的关系，齐国始终是春秋社会关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晋卿赵孟第二次弭兵之会时所言，可以证明这一点，“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晋楚齐秦四诸侯，无论是地位亦或是实力几乎是相匹配的，四诸侯之间谁也不能指挥谁。由此可见齐国地位之高，仍然是制衡春秋形势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

　　这既是齐国能够斡旋与晋、楚之间，平衡齐国在其中的利益关系，而仍被晋、楚拉拢的实力资本。晋国充分地认识到了齐国在其争霸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拉拢齐国归附。先是积极与齐国联姻，构建起于齐国沟通的纽带;然后为了进一步拉拢齐国，竟将属于鲁国的汶阳之田送与齐国，“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

　　汶阳之田在鞌之战后已由齐国归还于鲁，现又不惜牺牲同盟鲁国的利益强行取之而送齐。暂且不管结果如何，晋国的行为定会严重损害其大国威严，给晋国的霸主地位造成了冲击，诸侯纷纷对晋国产生贰心，“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但晋国为拉拢齐国采取的种种措施，似乎并没有收到实质性的效果，齐国并未表示出亲近晋国的意图。

　　鲁襄公元年(公元前572年)，晋合诸侯于彭城谋划伐郑之事，齐国未与会，晋国恼怒出兵伐齐，齐国摄于晋国的淫威而送质子为晋，这是两国互不信任的表现。第二年晋再次会盟诸侯谋郑，鲁请城虎牢以逼郑，齐国再次缺席。

　　晋智武子道出了其中的玄机：“齐国不会晋国是有准备的，不但齐国不至，齐国的附庸之国皆不至，这才是晋国应该担心之处，齐国已经逐渐走向了晋国的对立面。”齐国对中原霸主晋国的消极态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晋国的附属之国，加之先前因汶阳之田造成的诸侯对晋国的不满，诸侯对晋国之事皆表现出消极的态度。

　　所以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的诸侯伐郑之役、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的伐秦之役，诸侯皆不欲战消极以对。以上诸侯对晋国的如此态度，证明了晋国已无力统帅诸侯，亦或是说诸侯不愿再听从晋国的调遣，这是对晋国霸权的极大削弱，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春秋中后期，齐国统治者审时度势，一方面斡旋于晋楚之间的平衡外交政策，根据晋、楚之间形势的动态发展，采取不同外交策略，斡旋于两大国之间，平衡齐国在其中的利益关系，在晋楚争霸中占据先机。

　　另一方面外归其义的外交政策，既要和睦于诸侯，在乱世之中为齐国争取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在有了稳定的外部环境之后，伺机平息内乱壮大国力，在诸侯列强中掌握主动话语权。外交政策的推行与内政改革的双行并轨，使齐国在春秋中后期一直保有大国的地位，始终是春秋社会关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