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灭庸事件是怎么回事？兼并文化的本质介绍！
今天为什么小编为大家带来我国兼并文化的本质介绍!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春秋时期，楚国灭国数量最多，这一事实的实质指向是楚国以及当时整个南方的兼并文化。这种兼并文化随着楚庄王称霸而愈加浓烈蔓延，楚庄王的一鸣惊人并没有给楚国和周围的国家带来像中原诸侯称霸一样的众星拱月效果，反而是引发了整个南方族群之间无休无止的兼并与倾轧，这和修昔底德陷阱如出一辙。鲁文公16年的大饥荒引发的楚庄王灭庸事件成为了之后楚国兼并文化形成的引子，也引发了楚国更多更大兼并行为的大趋势。
观察春秋左传会发现，其中的经济信息少之又少，这种特点和现代学者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边界模糊”的表述是一致的。鲁文公16年，楚国发生了大饥荒，这一吃不上饭的“经济问题”逐渐转变成了全国动乱的“社会问题”。据左传记载，楚国东南西北皆有动乱，申、息两地的北门都不敢开启。之后是楚庄王的平乱之路，但重点是作为整个南方最强大的势力，楚军还要用退避三舍的策略去规避动乱者的锋芒，以致于最后还要外借秦、巴两国的力量，内用分化、结盟的手段，才有效的平息因大饥荒带来的危机。楚庄王最后确实是灭掉了庸国、平息了动乱，但这一过程却引发了楚国乃至整个南方社会兼并文化的形成。
笔者认为兼并文化在楚国扎根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当时楚国和南方不是小国林立而是家族林立，二是楚国松散式管理的问题不是公私不分的问题而是轻重不分的问题，三是楚国的兼并行为不是为了利益争夺而是为了利益合法化，四是国家策略不是平衡调整而是重新分工。以上这些特点造成的结果是楚国肉大身沉而调动能力差、难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作为。楚文化作为现代中国三分之一文化的来源(有兴趣的网友们可以看一看笔者以前写的“春秋的演变(一)·‘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生态系统的形成”一文)，却也在兼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多国家应对客观天灾人祸治理的好经验，也为华夏族群的生命增加了无数的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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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国兼并行为的底层逻辑是“最强者领政+多族分权合作”。
与其说是楚国兼并了如此多的诸侯国，倒不如说它是整合了许很多多的家族。周朝分封的众多小国，到了春秋时期，他们中的很多还没有成为“国”而是更像“家”，所以选择“被兼并”到强大的楚国之内确实是一种实际的生存办法。成为强大国家的一部分，将家族与执政分开，从家长制领导变成了族长制集体领导，这实际上保护了一些“小国”的种族延续。所以，在春秋这个时间段里面，兼并行为的产生原因都在于“如何产生领导集体”这个过程，即：“最强者领政+多族分权合作”。
《左传》：楚国闹大饥荒，戎人攻打它的西南部，一直到达阜山，军队驻扎在大林。又攻打它的东南，到达阳丘，以便进攻訾枝。庸国人率领蛮人各部背叛楚国。麇国人率百濮人聚集在选地，准备攻打楚国。这时，楚国申、息两地的北门都不敢开启。
1、楚庄王称霸成为了最强者领政的标志。
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国称霸本身很有特点。第一，楚国国势强大、实力很强，以至于齐桓公最强时也不敢直面硬钢楚国;第二，它成绩很少、时间很短，楚庄王一鸣惊人之前沉默十数年才问鼎中原，却也因种群林立的问题而迅速衰退。楚国要实现类似“称霸”这样的目标，它的第一问题就是如何打破部族之间的互相推诿与互相扯皮，这样才能聚集足够的力量和获取稳定的环境。“一体化”是楚国执政的痛处，每一任楚王，谁能解决南方部族之间“一人管一块的无限制性”问题，谁就能问鼎中原、称霸诸侯。所以，楚庄王称霸其实代表着楚王部族成为了南方部族的最强者。
2、大饥荒成为了多族分权合作的契机。
为何如此强大的霸主楚庄王，如此强大的楚国，它们在一场大饥荒下都荡然无存?因为在南方部族和众多小国的眼里，“楚庄王称霸”让楚王部族从“家”变成了“国”，这种家国一体化的思路造成了楚国从有限的部族责任变成了无限的国家责任。面对大饥荒，原本是各自救灾、各自想办法却变成了楚国救灾、楚国想办法。思维上，南方所有的小诸侯、小部族都认为楚国应该发挥救灾的“国家责任”;实际上，楚国对各个小诸侯、小部族还没有做到有效集权;所以，兼并行为不可避免，因为它是重新厘定多族分权合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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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楚国兼并战争的真实目的是“恢复社会秩序+高度自治化”。
大饥荒造成楚国一片混乱，而实质上这个局面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的，它是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问题积累造成的。楚国要在诸侯间称霸，要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它就要解决因此而必然带来的社会失序问题，大饥荒也只是这一问题的导火索而已。要解决由大饥荒引发的大混乱，要解决社会失序带来的社会混乱，兼并战争是重建社会秩序的唯一选择，也是唯一出路。
《左传》：楚国人商量着要把国都迁徙到阪高去。蒍贾说：“不可以。我能去，敌人也能去。不如去攻打庸国。那个麇国和百濮以为我们闹饥荒不能出兵，所以敢于攻打我们。如果我们出兵，必定害怕而撤兵回去。百濮族分散居住，必将各自跑回自己的地方，谁还有时间去算计其他人呢?”楚国于是出兵。十五日之后，百濮果然罢兵回去。
1、楚国兼并战争的显性目标是恢复社会秩序。
楚国社会秩序的核心是楚国与南方诸侯国、各部族和谐共存，要恢复因大饥荒带来的社会失序问题，一是要通过战争剔除问题源头，如：庸国等小国;二是要通过结盟重塑社会信任，如：百濮等小部族。战争与结盟成为了楚国社会建设的两个重要手段，其核心手段是兼并扩张，其核心目的是恢复社会秩序。
2、楚国兼并战争的隐性目标是高度自治化。
大饥荒是经济问题，资源分配不均是社会问题，而两个问题的边界模糊问题是楚国遇到的最大难题。楚国与各个小国、小部族之间的权力不均衡在大饥荒中被凸显了出来，而这一问题又因为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边界模糊的原因，把矛盾都倾泻到执政权力争斗上，最终变成了混战。要解决大饥荒带来的混乱问题，要解决权力的再平衡问题，楚国只能采用一贯的松散制管理方法，即：兼并之后再在内部高度自治化，这样就恢复了楚国内部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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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楚国兼并文化的大趋势是“用趋弱避强、强弱结合的办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表达的是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对于楚王部族，它面对的竞争与问题要远远超过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一是因为在兼并的过程中，被兼并的诸侯和部族越多，其造成的内部争斗也越剧烈;二是在实现国家目标的过程中，南方其他诸侯和部族都因为威胁与恐惧而变成了一场反兼并的持久战，这严重的消耗了楚国的国力。楚王部族选择用兼并的方式去解决它与南方其他诸侯和部族的问题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当这种方式变成了楚国的一种兼并文化时，它的灭亡也就不可阻挡了。当楚国遇到楚庄王这样的明智君主时，其尚能用“趋弱避强、强弱结合”的现实主义来解决问题，比如：楚庄王灭庸;可当楚国遇上庸弱之主时，兼并文化带来的内部失序问题就成为了楚国衰弱的必然结局。
《左传》：楚军从庐地出兵后，派庐戢黎入侵庸。庸人追逐楚军，囚禁了子扬窗。过了三个晚上，子扬窗逃回来，说：“庸人军队众多。”师叔说：“姑且用原先的军队再接战，以麻痹敌人使他们骄傲。敌人骄傲我军士气奋发，才可以战胜敌人。先王蚡冒曾经用此计战胜陉隰之敌。”楚军又和庸蛮接战，交战七次，楚军都佯装败走，庸蛮人中只有裨、偹、鱼人追击楚军。庸人说：“楚人不足以一战了。”于是不设防备。楚庄王乘驿站的专车，和其他楚军在临品会师，并将军队分为二支，子越从石溪，子贝从仞地同时进攻庸人。秦军、巴军跟随着楚军，蛮人各部都和楚王结盟。楚人于是灭了庸。
1、“趋弱避强”变成了楚国对外的第一国策。
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楚国兼并小国最多?这离不开楚国的兼并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源头就是从楚庄王灭庸开始的。楚国在鲁文公16年的大饥荒中认清了南方的形势，也认清了自己的利益，更认可了通过战争与结盟兼并小国的方式和“趋弱避强”的实际策略。在楚庄王之后，楚国实际上继承了这样的选择并将之融入了楚国执政者的执政文化当中，一直持续到了战国后期被秦国灭亡之时。
2、“强弱结合”变成了楚国对内的第一手段。
“强者愈强是必然，弱者愈弱也是必然，强弱之间的结合也是必然”，这就是楚国君臣对自己国家内部战略的认知。没有充裕的财库，不能支撑长期的战争，强弱结合的核心是资源的再整合，楚国就是在鲁文公16年的大饥荒中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战略选择。强弱结合的结果是楚国在每次中原争霸之中都不能有效的调动自己的资源，最后只能转头兼并自己周围的小国和部族，结果是楚王部族的实力不断被稀释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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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兼并文化带来的重塑性是中国一脉相承的大趋势。
兼并文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是重塑性，一是权利再平衡，二是法治再升级，三是社会再分工。每一次历史的大变局，每一次灾祸的大考验，每一次文化的大迁徙，最终都被这种兼并文化给消弭于了无形之中，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平衡“不同人”的利益、知道如何保护“不同人”的权利、知道如何调整“不同人”的关系。
自春秋以后，华夏部族的这种兼并文化并没有消失，反而变成了华夏族的优势之一，为我们提供了强劲的生命力和有效的保护网。